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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道德自由的两个原则

更新时间:2019-07-31 00:17:44
作者: 姚大志  
对于霍布斯式的行动自由观念来说,自由的敌人就是强制和限制。强制显然是自由的敌人。强迫一个人做某件他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劫匪拿着刀子强迫人们交出钱来,这就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同样,禁止一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情,这就侵犯了他的自由。限制更为复杂一些,有些限制属于自由的敌人,有些则不是。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个共同体之中,而为了人们之间的和睦相处和相安无事,每个人都需要服从某些规范。这些规范或者是道德准则,或者是法律规则,或者是风俗习惯,而所有人都受到这些东西的约束。这些规范必然对人们的行为构成了限制,但是这样的限制本身并没有侵犯人们的自由。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卢梭和康德都强调,自由与服从法律规则或道德规则是一致的。但是,除了这些必要的规范之外,任何其他形式的限制强加在人们身上,都违背了自由的要求,都是对自由的干涉。

   与行动自由观念不同,“人的自由”观念之敌人与其说是限制和强制,不如说是灌输、操纵和支配。毫无疑问,限制和强制是自由的敌人,它们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直接干涉,粗暴地侵犯了他们的自由。但是,对于道德自由,特别是就自主原则本身来说,它的敌人具有另外一种性质:它们不是使人们无法行动,而是使他们无法自己决定自己,不能做自己的主人。这样的敌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灌输、操纵和支配。

   灌输是用一些偏好或信念取代人们原有的偏好或信念,而在这些偏好或信念被灌输进人们的头脑之后,它们就会固化,会拒绝接受任何新的偏好或信念。在当代社会里,最典型的灌输就是洗脑。洗脑者可以是个人、团体或者组织,而当人们被洗脑之后,就失去了独立的判断能力,用洗脑者的眼睛来观察一切。虽然被洗脑的人看起来与其他人无异,也是一个理性行动者,能够基于偏好和信念做出理性的决定,但是由于他的偏好和信念是被灌输的,从而归根结底他不是自己做出决定的。洗脑损害了人们的理性能力和自我决定能力,被洗脑者不是一个自主的人。

   操纵与灌输是不同的。如果说灌输的东西是偏好或信念,那么操纵的东西则是人的行为;如果说灌输的目的是控制人们的心理或心灵,那么操纵的目的则是要求人们的服从。操纵者通常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他通过某种方法使被操纵者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这样的方法可以是心理的或者行为科学的,也可以是生物的或者神经生理的。“法兰克福式案例”提供了一个操纵的典型:操纵者布莱克暗中监视琼斯,以使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4]21-22就是说,操纵的意图是控制人们的行为,使他们服从操纵者的指令。尽管被操纵者好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然而这些决定是被决定的。虽然操纵与灌输的性质和特征是不同的,但是后果却一样,即它们都损害了人的自我决定能力。

   如果说灌输和操纵是隐蔽的控制,那么支配则是明确的干涉。佩蒂特曾经给支配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当且仅当他们对他人拥有某种控制的权力,特别是建立在专断基础上的干涉权力时,一个行为主体才能支配他人。”[5]52简言之,支配就是专断的干涉。按照这个定义,支配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支配者拥有干涉的能力,并且这是干涉的一种实际能力,而不是一种潜在能力。通常来讲,这种干涉的能力是由人们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造成的,如雇主支配雇员,丈夫支配妻子,债主支配债务人。也就是说,前者对后者拥有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面,支配者的干涉是专断的。这里的关键是专断。干涉者不仅具有干涉的能力,而且具有进行专断干涉的能力。什么样的干涉是专断的?所谓干涉是专断的,这是指支配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涉他人。

   让我们总结一下。对于“人的自由”观念来说,自主是一个原则。一个人在道德上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他是自主的,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与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相比,自主代表了一种更高的自由理想。对于自主的理想,仅仅没有外部干涉是不够的,人们还应该自己决定自己,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制定自己的人生计划。

  

   三、选择原则

  

   对于“人的自由”观念,如果说自主原则体现了道德自由的理想,那么选择原则体现了道德自由的本质。①我们说某个人的某个行动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他在做这件事情时,他也有可能做其他的事情。他不是必然做这件事情的,也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如果他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是自由的。在当代关于道德自由与道德责任的讨论中,“能有选择”不仅是道德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只有当一个人在行动中能有选择的时候,他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比如说,一个人经常吸毒,但是他本来也可以不吸毒,因此,他要为自己的吸毒负责。如果一个人只能做他所做的事情,而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选择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应该能有选择。但是,他总是在具体的处境中进行选择,而在这种处境中,他能够选择什么,总是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我们说康德式的意志自由是有缺陷的,因为对它来说,选择似乎只是纯粹意志的决定,而没有考虑选择所需要的条件。另外,人们的选择也不是任意的,否则他们的选择就是荒谬的,是难以理解的。人们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是有理由的,从而是可以解释的。在这种意义上,能有选择与决定论是相容的。

   “人的自由”与“意志自由”都主张能有选择,在这种意义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意志自由”与“人的自由”都主张能有选择,但是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别。“意志自由”在选择中强调的东西是“自律”,即意志自由与服从道德法则是一致的,而“人的自由”在选择中强调的东西是“自主”,即人们是自己的主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康德式的意志自由观,就会发现在这种“一字之差”的现象下面,它有一个深层的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它的选择观念:选择似乎只是纯粹意志的决定,而没有考虑选择所需要的条件。

   如果选择需要条件,那么选择者在从事选择时需要什么条件?斯坦利·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行动者在进行选择时需要以下四个条件:1)行动者拥有一系列的力量和能力以及可以利用的资源;2)行动者面对的机会成本,即如果他选择X,那么他必须放弃Y;3)行动者对1和2所具有的信念,比如说关于资源的范围与可维持性等等;4)行动者相信某些事情是值得做的、值得赞扬的或应该谴责的,而这些信念形成了偏好、目的和原则的有序系统,产生出意向和行为决定。斯坦利·本认为,前两个条件属于事物的状态,它们独立于行动者的信念,因此他把它们称为“客观的选择条件”;后两个条件是人们的信念,他把它们称为“主观的选择条件”。[6]152-153

   斯坦利·本把选择所需要的条件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1和2是客观的,3和4是主观的。但是人们通常认为客观的东西是指外界事物,主观的东西则存在于人内部。这样在条件1中,人的能力应该是主观的,而资源则是客观的。也就是说,本的这种区分既不清晰,也不确切。我们认为,关于选择的条件,手段与目的的区分更为适当,也更为清晰。所谓目的,是指所选择的东西,而所谓手段,是指实现选择的目的所需要的东西。按照这种区分,手段是行动者所实际拥有的能力,而目的则是行动者所可能拥有的选项。接下来,让我们分别对能力和选项做更细致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能力。一个人要实现自由,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能力与自由相关,但两者又是不同的。有时候,人有自由,但没有相关的能力,比如说,一个人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自由,但是他没有登上它的能力。有时候,人有相关的能力,但是没有自由。正是基于自由与能力的这种关联,罗尔斯对自由与自由的价值进行了区分:“自由表现为平等公民资格之完整的自由体系,而对个人和群体来说,自由的价值则取决于他们在自由体系所界定的框架内推进其目标的能力”[7]204。因此,虽然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由,但是由于在实现自由之能力方面存在差异,人们实际上所享有的自由可能是不同的。

   我们说过,道德自由具有两个原则,一个是“自主”,另外一个是“能有选择”。一个人能有选择,他首先需要拥有进行选择的能力。进行选择的能力可以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主观的能力包括一个人的体力、智力和信念体系,客观的能力是一个人能够拥有或者利用的资源。比如说,如果我选择攀登珠穆朗玛峰,那么我就需要拥有相应的主观能力(体力和信念等等),也需要具有相对应的客观能力(闲暇和一大笔金钱)。

   一个人选择做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主观能力。选择的主观能力不仅包括一个人的体力和智力,而且也包括他的信念体系。人们的信念体系由偏好、意向和价值观等构成,它是一个欲望、理性和意志的统一体。选择始于人的欲望,比如说,某个人有运动健身的欲望。为了实现这个欲望,他可以进行户外徒步,也可以从事慢跑,还可以打太极拳等等。他在考虑了偏好、体力以及信念的基础上,经过理性反思,譬如说形成了慢跑的意向。意向是行为的发动机。我们通常说,自由意味着一个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这里的“想”,就是他的意向。但是,一个人仅仅有做某事的意向还不够,他还必须拥有做某事的信念和意志。比如说,长期坚持慢跑运动,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一个人光想跑步是不行的,他还必须相信跑步有益于身体健康,还必须拥有跑步的意志。一个人做出某种选择,涉及偏好、意向和信念,但是最终做出决定的是意志。

   一个人的主观能力只是选择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它还需要客观能力的补充。这里所说的选择的客观能力,是指人们所拥有的或者可利用的资源,例如自然资源、时间和金钱等等。一个人想做(选择做)某种事情,在通常情况下都需要资源。有些事情只需要很少的资源,但有些事情却需要大量资源。比如说,如果我想登上珠穆朗玛峰,那么我不仅需要拥有强健的体力,而且还需要拥有巨额资源。因为我需要事先进行长时间的登山训练,而且在登山时还需要雇用专业的高山向导来协作,这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且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如果我没有时间和金钱,那么我就不能选择攀登珠穆朗玛峰。可利用的资源限制了我们的选择,尽管它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

   其次我们来探讨选项。在西方哲学中,最强调选择的哲学有两个,一个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另外一个是存在主义。对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是意志自由,而选择是纯粹的意志决定。对于存在主义,自由就是选择自由,而选择则是人的任意决定。这两种哲学只强调选择,但是不考虑条件。对于道德自由来说,“能有选择”,不仅是拥有什么能力的问题,而且也是选择什么的问题。我们选择做什么,既受我们的能力限制,也受可选择的范围的限制。在具体的选择处境中,人们总是面对各种选项,并且在考虑了自己能力的基础上做出最佳选择。

   选项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选项的充分性,另外一个方面是选项的适当性。所谓选项的充分性是指可供选择的东西在数量上和种类上是足够的。可供选择的东西有多有少,可供选择的范围也有大有小。对于每个行动者一般来说,他的选项越多,可选择的范围越大,对他而言就越好。但是通常一个人所面对的选项总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在行动时只有为数不多的选项,甚至没有什么可选择的,那么他的行动就不能说是自由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选择是自由的本质特征。

仅仅有足够多可选择的东西,这是不够的。一个人在行动时是自由的,除了取决于选项的数量之外,还取决于选项的质量。选项的质量就是指选项的适当性,而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选项的不适当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虽然可供选择的东西很多,但是它们都没有什么意义,选择什么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诺奇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曾提出过一个体验机的假设:这个体验机能够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体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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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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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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