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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美国的技术霸权

更新时间:2019-07-28 16:55:49
作者: 王金强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正式运行后,美国与该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但是不久之后,美国发现WIPO的运行机制并不符合美国的知识产权利益。由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隶属于联合国,它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角逐的政治舞台。发展中国家占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投票权的大多数,他们往往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发展、减贫和公共健康议题。双方经常在知识产权保护议题上陷入长时间的消耗性争论,美国甚至一度处于“被隔离”状态,[11]这与美国强化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利益诉求不符。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经常对相关的知识产权规则做出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让步。美国所希望的知识产权国际化进程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在美国看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缺少相应的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因而没有执行力,无法满足美国高水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需求。

  

   (一)在关贸总协定的贸易谈判中推动美国主张的知识产权保护

  

   20世纪80年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发起的贸易谈判是美国强化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转折点。美国认为,与之前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不同,GATT不受联合国运行机制和规则的约束,谈判的主动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为说服当时的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等国支持自己的主张,美国在前几轮回合谈判中极力渲染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强调不尊重知识产权就是破坏国际贸易体系的构建。[12]为此,美国刚成立不久的“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nternational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 IIPA)[13]联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向欧日等发达国家政府发起游说活动。为争取在乌拉圭回合中把知识产权纳入贸易谈判议程,美国在1986年成立了“知识产权委员会”(IntellectualProperty Commission, IPC),包括辉瑞、杜邦、通用和孟山都在内的13家国际知名跨国公司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成立的宗旨就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促成国际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14] 1986年,“知识产权委员会”先后与英国、德国、法国的工业协会组织就解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达成共识。乌拉圭回合谈判正式启动后,“知识产权委员会”的代表,以及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电器、汽车制造业和制药业等多家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于1988年6月就“GATT关于知识产权条款的基本框架”(Basic Frameworkof GATT Provisio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发表联合声明,这一声明奠定了日后乌拉圭回合知识产权谈判的主基调。[15]

  

   第一,软硬兼施,将反映自身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纳入关贸总协定贸易谈判。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既争取了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等多方的强力支持,又各个击破,成功分化了印度、巴西等拒绝接受知识产权议题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在谈判中软硬兼施,一方面,通过“关税普遍优惠制”(Generalized Systemof Preference, GSP)拉拢反对者印度,[16]并承诺在农业和纺织业方面让步以换取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妥协;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委员会(IPC)建议对那些违背美国意愿国家的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示报复。为此,美国政府不惜将国内法运用于国际贸易领域中。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这一法案的第1303条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进行了专门限定,其核心是强制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这就是著名的“特别301条款”。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巴西等国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了贸易惩罚,这对强化美国技术保护标准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发挥了警示作用。[17]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的强势进攻和美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组织的游说下,美国政府最终将反映自身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之中。

  

   第二,推动通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乌拉圭回合谈判对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建构的最重要影响就是《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通过。美国利用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弱势地位,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标准上升为国际规范。这一协议明确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内容和期限,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时代正式来临。之所以说TRIPs的新规则更符合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利益,主要是因为该协议对知识产权保护推行“一刀切”的模式,统一的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为最大程度削弱其他国家决定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自主性,TRIPs设定了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18]该标准的设置压缩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依据自身国情制定知识产权法的空间。1995年WTO正式成立,TRIPs的运作也转由WTO进行管理。这样,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利益诉求就成为所有国家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得以正式确立。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赋予美国利用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先发优势,不断对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变革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经济结构调整发号施令的权利,也为美国利用它在知识产权中的优势地位强制其他国家执行美国的保护标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10年内,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诉讼案件有34件,美国作为原告的总数案件就达17件。[19]被美国起诉的对象不仅包括印度、巴西、中国、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日本、欧盟、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

  

   (二)美国试图拓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疆域”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抵制使得美国需要新的手段和平台。与美国提高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要求相反,一些签署TRIPs的发展中国家逐渐从知识产权保护中“觉醒过来”。随着美国承诺的2000年1月1日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过渡期的结束,[20]发展中国家日益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宣称“发达国家先行制定一套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然后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21]此后,发展中国家纷纷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改变原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在此后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屡次提出“弱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主张,美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提议屡次被发展中国家的反向议题所打断。[22]

  

   在世贸组织多边机制受挫后,美国开始探索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疆界。[23]美国认为,盗版技术的升级特别是网络侵权的出现为低成本高效率复制知识产品的“搭便车”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4]打击盗版和网络侵权,成为21世纪技术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利益诉求。2007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宣称美国将寻求推进《反假冒贸易协议》(The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ACTA)谈判,认为这一协议将会“建立一个全新的、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25]。接受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教训,该协定谈判不仅拒绝了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且整个谈判过程和内容对外严格保密。直到2010年11月,这一谈判的主要参与方才对外公布了最终草案文本。美国政府对谈判结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协议的签署“将是21世纪有效打击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样板”[26]。由此观之,《反假冒贸易协议》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规定”知识产权保护新标准的过程。

  

   然而事与愿违,2012年7月,欧洲议会投票否决了《反假冒贸易协议》。美国设想的联合欧洲构建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传统路径一时难以奏效,不得不重新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框架。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美国将目光聚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上。

  

   第二,美国借助TPP谈判,试图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新的推动。与WTO多边谈判相比,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都有不同程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趋势。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谈判。[27] 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正式加入TPP谈判。在美国的带动下,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和日本先后加入这一谈判。[28] 2015年10月5日,参与谈判的12个国家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就自由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劳工环保标准等广泛领域达成了基本协议。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被参与方界定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最高标准,这种高标准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规则的改进上。首先,在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上。TPP协定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Dispute Settlement, ISDS)引入谈判议程。[29]其次,在知识产权范围的扩展上,TPP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地理标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TPP对用于商业目的的商标假冒和版权侵犯等行为涉及的刑事程序和惩罚措施都进行了具体规定。[30]再次,为确保TPP缔约方而不是非缔约方成为协定的主要受益者,TPP将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与缔约方是否有资格享受TPP的优惠关税相挂钩。[31]这些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改进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享全球科技进步成果的门槛,强化了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上述发展过程表明,在美国的主导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在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向纵、横两个方向发展。这与世贸组织所设定的知识产权制度原则、规则及平衡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知识产权利益的目标相悖,体现了美国利用技术霸权固化其技术优势地位的利益诉求。


三、技术霸权与特朗普对华知识产权政策的新特征与实质


   与此前的金融摩擦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特朗普政府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有力手段。为兑现保护美国就业和“美国优先”[32]的承诺,打着逆全球化旗帜上台的特朗普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开始从区域层面转向双边层面,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执行上表现出严重的单边主义甚至冒险主义倾向。[33]这一调整将对现有的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美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加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中国一度在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家名单中高居榜首。自特朗普上台以来,认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不断受到威胁,并认为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呈持续增长态势就是最突出的表现。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 78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3%,[34]在特朗普看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弱化是美国贸易结构失衡的根源之所在。[35]这就决定了中国将会是特朗普知识产权政策针对的重点对象。

  

(一)知识产权议题被全面导入特朗普的对华贸易保护政策中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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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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