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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骏: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及其实践

更新时间:2019-07-28 16:51:01
作者: 陈友骏  

   应该说,日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战略主动既源于其经济发展的内部要求,更是悲观主义与投机主义的政治情绪高企所致,也是其所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因素客观使然。

  

   第一,“政治大国”梦想是日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主要动力源和根本诉求。在战后实现经济复苏及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就开始公开地表露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企图。以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代表,日本一代又一代政治代表人物及保守政治势力就以“政治大国”作为其努力的终极目标。20世纪90年代,小泽一郎又提出著名的“普通国家论”,其中包括两个层面的重要含意,一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二是竭尽全力与其他致力于构建繁荣与稳定的国民生活的国家一起,为人类共同课题做出贡献。[8]此后,“普通国家论”思想在日本政界不断发酵,影响着日本政治生态的后续发展。实际上,“普通国家论”是“政治大国”在新形势下的不同表述,倡导者在强调政治大国的能力和影响力的同时,更希望突出日本的战略主动及对外决策的独立性。换言之,“普通国家论”实为“政治大国”与战略主动两大目标的有机结合。由此观之,积极参与甚至意图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可视为日本实现“普通国家论”的重要路径,也是新时期日本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在中美冲突中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中间路线。2010年日本经济总量被中国超越,失去了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其国内社会普遍陷入悲观主义、消极主义情绪的笼罩之中。受其影响,日本在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也失去了方向,尤其表现出一定的悲观主义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尽管日本经济总量跌至美、中之后,但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发达经济体,日本仍保有投机主义的“正能量”。上述两种情绪的综合反应促使日本产生了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政治取向。实际上,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及其白热化为日本提供了政治投机的中间地带,而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则是这一中间地带的绝佳切入点。不仅如此,因中美两国均忙于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博弈而无暇对日本的政治主张及外交举措等做出必要且足够的反应,这就使日本战略主动的空间有所增加。此外,因安全领域受到一定约束,日本的战略主动更多将体现在经济领域,换言之,日本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可操作空间更趋扩大。而且,从“摆脱美国束缚”的视角出发,日本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也是其摆脱美国政治束缚的一种方法。至少在经济层面,来自美国的压力与约束相对有限,而且日本所倡导的“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和美国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解读与设计也不存在原则冲突。

  

   第三,借助“以外促内”的倒逼机制,实现日本“平成开国”的政治理想。尽管日本2019年5月已经进入“令和时代”,但是其发展方向脱离不了“平成时代”的谋划。所谓“平成开国”,是指继明治维新、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实现第三次战略性对外开放的国策,其背后的主要推手是以安倍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人物。“平成开国”的根本目的,无疑是希望借助颠覆性的理念变更,来推动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此前民主党政府执政时期,“平成开国”的政治理念就已成为日本社会热议的一大话题,到安倍执政之后,“平成开国”的政治呼声急剧升温,甚至被诠释为改变日本国运的必由之路。以此为背景,意欲实现“平成开国”的日本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自身经济发展的前途命运相绑定,并希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外部性可以有效传导至日本国内,引发其社会内部的大幅度变革,以改变日本不断下降的国运。实际上,早在是否参与美国主导的TPP的讨论阶段,日本国内的多位学者就曾指出,参与TPP与否直接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兴盛或衰亡。[9]由此可见,“国运论”或“国家前途论”的思想早已被日本学界用作鞭策日本社会积极参与区域及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工具,他们试图以此警醒日本社会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之中。

  

   第四,在全球规则层面寻求中日博弈的新疆域。鉴于中美博弈的日益深化,日本“在中美夹缝中求生存”的政策表现也愈发显著。总体上,自中日关系在2018年重返正轨之后,日本就采取了“坚持日美同盟+对华协调”[10]的战略方针,一方面,深化对美安全领域合作,扩大日美同盟的合作基础和辐射半径;另一方面,谋求推进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尤其是欲深化面向第三方市场的创新性合作。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对华协调战略并不意味着完全在经济问题上倒向中国甚至依附于中国,只是原则上扩大了合作要素在中日竞合关系中的相对比重。换言之,在对华关系上,日本仍保留了竞争要素的组成部分,并且将对华竞争的重心转移至规则领域的战略博弈上。

  

   首先,日本希望在未来全球规则制定上谋求主动,并且隐存着遏制中国的意图。这里需要指出的是,2019年大阪G20峰会的主场外交为日本实现政治与外交的全方位突破提供了重要平台,而日本显然也绝不会放弃这一机会,会借机宣扬创新型的“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日本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关切点当然也会被揉入G20大阪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中。[11]显然,这与中国经济的当前发展环境及未来前景密切相关。

  

   其次,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上突出日本的主导性,并借助制度建设问题削弱中国的主导性与参与感。众所周知,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与推进速度,中国牵头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对此,日本倍感压力,眼看着AIIB日益壮大,日本转而将亚洲开发银行(ADB)作为主要着力点,用以平衡AIIB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同时,日本还提出多个所谓的“理由”,攻击AIIB及中国参与或牵头的国际援助及金融活动。一是提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作”新理念,一方面凸显日本在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的质量优势和竞争力优势,另一方面强调“高质量”的战略投资理念,以直接抗衡中国引领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战略举措。二是针对中国的对外贷款等项目,不断用所谓的“可持续性”“透明度”等敏感词汇提出质疑,引发外界对中国投资及援助项目的误解与疑虑。


三、日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


   作为全球主要开放经济体之一的日本,对参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和改革始终充满着浓厚兴趣,并且不断尝试各种介入政策及举措,希望以此凸显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甚至试图将自己置于一个更为有利、更具影响力的引领者地位。不仅如此,为了将“日本式全球经济治理观”植入抑或是部分地体现在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中,以安倍政府为代表的日本各界展现出了较为主动的态度,并依托内外联动的传导机制,构建日本经济与外部经济治理体系的双向互动。总体来看,当前日本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程的主动性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全球规则制定层面多维度出击

  

   其目的是展现日本所谓的合作、开放态度和引领议题的决心。

  

   第一,维护全球现行治理机制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同时批判性地对其中的薄弱环节提出质疑和改进意见,力求在循序渐进、持续完善的基础上构建起更为适合经济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的治理体系。总体来看,作为战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日本对现行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经济运行机制相当满意,也对自身在这一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相应的政治地位表示一定的认同。但迫于全球经济形势发展和自身实力的相对变化,日本逐渐意识到战后发展起来的治理体系已越来越不符合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同时日本自身也愈发难以满足新形势对其提出的经济要求等。以此为背景,日本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转变思路,形成了主动应对的态势。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也遭遇了一定的战略困难与选择性障碍,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日本在G7和G20两大平台中的身份对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政策取向差异。G7是战后经济治理体系中最具执行力和影响力的平台之一,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亚洲国家的唯一代表,日本能够参与G7既是对其当时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肯定,也为其发挥相应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平台。而时隔30多年后,当国际社会面对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时,更具包容性和平衡性的G20这一经济治理架构的重要性陡然凸显。G20中不仅有传统的G7成员国,还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坦率地讲,在G20中,日本失去了G7中亚洲国家唯一代表的特殊身份,也失去了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传统经济发展优势,导致其产生了一定的失落感和挫折感。但囿于全球经济和客观形势的发展现实,日本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调整了心态,并逐渐形成G7和G20双轨并行的全球经济治理参与意识。简言之,在利用好G7传统平台的基础上,日本同步性地参与G20这一新平台,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

  

   第二,积极参与WTO改革议程的讨论,提出日本的代表性观点。总体上看,日本对启动WTO改革的态度较为积极,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对于WTO的基本态度还是较为肯定的,大致认同WTO现行制度框架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也并不赞成“完全摒弃”或“另起炉灶”的改革方式。2018年6月9日,安倍在出席G7峰会的记者招待会时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法凭借贸易限制措施而盈利;任何贸易救济措施都必须符合WTO的规则要求;日本一贯重视以国际规则为基础,构建自由、开放和公正的经济秩序;一切贸易措施都必须与WTO协定相吻合,对抗措施对谁都没有好处。[12] 2019年1月28日,安倍又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指出,WTO诞生25年来,世界经济逐渐呈现“无国界化”特征,各经济体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强;而为了恢复对国际贸易体系的信赖,必须启动WTO改革。[13]由此可见,日本对于现行WTO机制较为认同,也对违反WTO规则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表示担忧和反对。尽管如此,日本对WTO现行机制也心存芥蒂,认为WTO的原有规则已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为此,安倍带头发声,不仅在不同场合措辞严厉地指责WTO规则执行不力,更对WTO改革的未来框架提出自己的设想。如2017年5月16日,安倍在参加《华尔街日报》举办的一次活动中发表演讲指称,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很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入了WTO,但WTO制度并没有很好地约束部分国家的违约行为,并主要表现在强制技术转让、国有企业大肆扩张等问题上。[14] 2019年1月23日,安倍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强调必须启动WTO改革,其中首推政府补贴规则的相关改革,而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议题也应被纳入WTO制度框架内。[15]对于日本政府在WTO改革议题上的积极表态,日本经济界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最具标志性的就是日本国内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也给予这一议题重要支持,这表明了日本经济界在WTO改革问题上的积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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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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