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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瑛: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

更新时间:2019-07-28 00:10:16
作者: 肖瑛  
而借鉴历史长编法,对中共党史作长时段的政治史研究,先对事件、人物、时间和空间作总体史的勾画,再对关键的制度史结合地方史展开研究,然后对新出现的政治术语作语言学的追溯,并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势,相关的社会思潮及社会史、地方史的研究成果,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正统的生产逻辑,其与外来思想和制度的吸收与改造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其中沉淀的复杂的地方传统及历史行动者的创造结晶”(转引自刘亚秋,2013)。关于万安暴动的论文是这种旨趣的第一个成果表征(应星、李夏,2014)。该文把万安暴动的领导人物曾天宇的个人生活和精神气质同中共早期的组织形态以及社会环境结合起来研究,揭示了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土地革命始终是中国革命史最为核心的部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方面有过非常多的、不同视角的阐述,孟庆延(2013)对海内外关于中共领导下的土地革命的研究在问题意识、范式和议题等方面的转化做了梳理和分析。

   集体化和去集体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两种最为基本的政策,围绕这两种政策展开的研究产生了诸多成果。罗琳(2013)与李洁(2011)的研究围绕农村集体化展开,汪华(2012)和贾文娟(2012)的研究则围绕工厂展开。罗琳通过对柳青的文学作品《种谷记》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在早期集体化努力中,“公”与“私”之间的分化、组合和转化逻辑;这种分化、组合和转化虽然破坏了农村旧有的经济伦理,但并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新的团体格局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公民合作模式,而以“公家—代理人”的新差序格局取而代之。李洁(2011)的口述史研究也表明,集体化时期公权力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重构,但并没有成功地对新公民进行塑造,而只是实现了对农村资源的全盘控制。汪华(2012)对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问题: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创造了条件,但是改造的结束又封闭了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空间。贾文娟(2012)基于对一个国营企业的口述史研究则发现,解放初期,工人地位的提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激励,能够明显促进工人的劳动热情,但是,随着这些条件的常规化,以及指标化管理方式和管理官僚群体或者个体对国家的取代,工人的生产热情开始下降,弄虚作假现象开始抬升。贾文娟的发现与罗琳的发现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即当抽象的“公”转化为代理人个人或者群体的“公”名义时集体化生产所可能产生的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周雪光(2014)所关心的委托—代理困境。

   论及革命史,不能不说爱情。张杰(2011)通过分析1923年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来呈现当时年轻人的时间观念的现代化,黄文治(2013)则力图展示鄂豫皖苏区1923—1932年阶级斗争动员话语下女性解放与性秩序变动之间的现实纠缠。

   (七)名与实: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相比于上述大多数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短时段特点,周雪光(2014)与徐冰(2014)的研究则是长时段的。周雪光从对“黄宗羲定律”的批判性思考入手,试图回答中国历史上财税制度为什么一直处在“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循环中难以自拔这一历史问题,并以此揭示中华帝国运作的基本逻辑。在他看来,帝国的治理逻辑有三重维度,第一是委托与代理,第二是正式与非正式,第三是名与实,在这三重逻辑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转化处于核心地位。这三重逻辑不仅决定了中国财税制度的周期性循环难以被超越,而且影响着帝国其他方面的运行方式,但又为帝国超越危机创造了条件。帝国的这种逻辑延续至今,只不过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其适应性会出现困难。周雪光对名与实的解读相对比较确定,名即至高无上的象征性权力——皇权,实则指在官僚体制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实际权力。徐冰(2014)也在讨论这一范畴,但其问题域与周雪光殊为不同。徐冰把“名”界定为官方公开宣称的意识形态,“实”则为各种时间点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名”与“实”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既可以表现为费孝通所谓的皇权与绅权的双轨制,也能够呈现为制度与基于私利的工具性行动之间的紧张,等等。一言以蔽之,如何实现各种名与实之间的平衡是中国社会的总体性秩序之维系的基本问题。

  

   三、总结与思考

  

   历史社会学的论域是宽阔的,除上述主题外,王星(2014)对中国工厂师徒制的详尽分析、雷鸣和李宏图(2013)对日本制丝行业劳动力市场稳定化背后的非正式制度之作用机理的讨论,都是对这个领域的丰富和发展。

   浏览2011—2014年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趋向的各种表征,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历史转向的学术自觉已经初步确立并将继续传播和深化,促进社会学的解释力的提升。仅从方法论角度看,与方法论主义者着力于从理论层面上探索本土化的理论途径不同,历史社会学者虽然有自己的理论思考,但更倾向于基于具体的个案来讨论在社会变革期不同思想是如何交汇、冲突和融合,从而形塑新的既扎根本土又具有一定超越性的理论的。这种发现中国社会理论的构成逻辑的方法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讨论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路径。杨清媚(2013)关于陶云逵人类学思想中德国因素与本土因素之间的关联的研究,何蓉(2014)关于我国近世社会正义观的构成逻辑的分析,周飞舟(2015)从丧服制度发现中国传统的社会理论建构逻辑,渠敬东(2015)以康有为、陈寅恪、王国维等为个案对于中国近世思想之演变的探究,侯俊丹(2014b)对陈黻宸思想的构成逻辑及其与内生性中国社会理论建构的关系的分析,既是对这一方法的遵循,也是对它的再造。这种方法论,借用杜月(2012)对瞿同祖前后期思想的比较研究的发现即可以说清楚:不是从义理而是从具体的社会条件出发来探讨学说或者观念的演变机制,并从这种演变机制中反观社会的变动逻辑。李洁(2013)的口述史研究进一步提醒我们,单纯依赖对某些学说或者教条来观照现实现象是有缺陷的,同一个行动,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建构逻辑,会被赋予不同的“名”,厘清这些建构逻辑,呈现其展开逻辑的多样性,需要社会学者对“历史”本身有着多样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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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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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年鉴20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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