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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杰: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终身监禁

更新时间:2019-07-28 00:00:32
作者: 周振杰  

   内容摘要:在刑事政策层面,终身监禁作为死缓的执行方式,既是贪贿犯罪中的死刑替代措施,也是针对贪贿犯罪判决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对策选择与通过个案提高公众信任的窗口。因此,有关终身监禁的讨论不应仅仅从制度本身,而且应从死刑改革、严重犯罪的对策选择等宏观背景展开。虽然有的观点从刑罚的人道性、有效性、刑罚结构等角度否定甚至主张废除终身监禁,但是在刑事政策层面,终身监禁在限制死刑适用、通过个案提高司法公信力与回应公众质疑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为有效、灵活地适用终身监禁,实现政策目的,立法机关应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并通过规定赦免程序为犯罪人开辟救赎之路。

   关键词:终身监禁 刑事政策 替代措施 刑罚目的 赦免程序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44条在贪贿犯罪中确立的终身监禁,[1]刑法学界虽然已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是就其正当性、必要性与有效性等基础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许多论者从刑罚的人道性、刑罚结构甚至比较法的角度对之予以根本性否定,[2]有的论者虽然认为终身监禁的法典化方向在制度层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具体类罪指向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3]那么,应该如何评价这些理论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在2015年8月2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指出:“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罪犯,根据慎用死刑的刑事政策,……判处……终身监禁,……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4]显而易见,《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终身监禁制度主要是出于政策考虑。因此,在探讨有关终身监禁的理论争议以及相关问题之前,应该首先在刑事政策层面明确终身监禁制度的性质。[5]

  

   一、终身监禁的政策性质

  

   关于终身监禁的性质,在法律层面,虽然尚存在刑罚执行措施、[6]死缓的法律后果、[7]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等争议,[8]但是大部分观点都基于如下两方面原因,将之视为死缓的执行方式之一:在实体层面,终身监禁制度目前仅存在于贪贿犯罪之中,并非总则规定的刑罚措施,而且其依附于死缓而存在,仅适用于被判处死缓的贪贿罪犯。在程序层面,终身监禁的决定是在做出死缓判决的同时,而非在死缓执行完毕之后确定的,其依据也非犯罪人在死缓期间的表现,而是之前的犯罪情节等。因此,终身监禁在“实质上与《刑法修正案(八)》所确立的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相类似,属于一种死缓执行方式”。[9]那么,在刑事政策层面,应该如何认识终身监禁的性质呢?

   (一)终身监禁是贪贿案件中的死刑替代措施

   “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已经成为我国的政治决策,[10]“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是司法机关一直坚持的死刑政策。[11]立法机关设立终身监禁制度的初衷之一,就是将之作为死刑替代措施,以贯彻上述政策要求,这在上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罪犯”的用语中表露无遗。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0月29日颁行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8条中“2015年10月31日以前实施贪污、受贿行为,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情形,其实就是指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因为死刑缓期执行之上并无其他选择。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的权威解读也明确指出:“终身监禁主要适用于原本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12]

   在《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之后,在同时具备“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四个条件的贪贿案件中,从重到轻形成了死刑立即执行、终身监禁型死缓、普通死刑缓期执行的阶梯结构。这一结构不但“限制了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体现了刑罚轻缓化的精神”,[13]有助于贯彻“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的死刑政策,而且为在可以判处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的贪贿案件中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支持与选择,“能够作为死刑与自由刑的‘生死缓冲带’,弥补贪污受贿犯罪‘死刑过重’与‘生刑过轻’形成的巨大落差”。当然,虽然相较于死刑立即执行而言,终身监禁是宽的规定,但是作为“介于一般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极为严厉的一种刑罚执行措施,其适用同样需要严格控制。……要切实防止适用一般死缓即可做到罪刑相当的案件被不当升格为终身监禁”。[14]

   (二)终身监禁是刑罚执行中问题的对策选择

   近十余年来,鉴于“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15]我国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一直强调零容忍的态度。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不但规定对特别严重的贪贿罪犯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且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延展贪贿犯罪的处罚范围;在刑事司法层面,如图1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2008年至2015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一审收案数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至2015年已经从22214件上升至28846件,增加了将近30%。与此同时,在特别严重的贪贿案件中,司法机关也持续给出了死刑判决。据统计,在1980年至2013年之间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件省部级干部刑事案件中,有27件被判处死缓,占26.2%;在1991年至2015年8月间,有24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处死缓。

   但是,“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犯罪行为人被判处死缓,实际执行刑期往往并不长。有的犯罪分子利用过去拥有的权力、影响和社会关系网,通过减刑、保外就医等途径,在狱内实际服刑期较短,社会上对此反映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惩治这类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16]这在被判处死缓的贪贿案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卖官贪官”的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于2005年被判处死缓,经三次减刑,刑期只剩下12年;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1996年因犯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改判为死缓,2006年被保外就医,之后连续7年续保;被称为“三湘第一女巨贪”的蒋艳萍2001年被判处死刑,2003年改判为死缓,但是仅仅在9年后就变成了保外就医。[17]如此种种,一方面,降低了死缓的威慑力,因为刑罚发挥威慑效应不但取决于其严厉性,还取决于其确定性,死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但导致了“高举轻放”的结局,而且减少了刑罚的痛苦性,这都降低了死缓的威慑力;另一方面,减刑、假释以及监外执行制度适用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典型案件经媒体大量传播后,不但影响了零容忍反腐政策的效果,而且催生了公众对于政府与司法机关的不信任。因此,终身监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为贪贿案件判决执行中的问题的对策而进入了刑事立法,[18]就如权威观点所言,终身监禁“虽然在客观上能够起到控制和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但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有效解决死刑和自由刑的衔接问题,改变长期以来无期徒刑名不副实、执行不严的现象”。[19]

   (三)终身监禁是通过个案提高公众信任的窗口

   终身监禁不但是贪贿案件中的死刑替代措施、刑罚执行问题的对策选择,而且为改变中国公众对死刑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窗口。长久以来,腐败都是公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17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中国新闻网就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热点调查,经10余万人投票,反腐倡廉、社会保障与医疗改革排在了前三位。[20]与此同时,决策机关与司法机关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也不可谓不严厉。据统计,自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5年间,包括省部级以上的400多名中央直管干部被立案审查,包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43人,中央纪委委员有9人。[21]在2008年至2013年的5年间作出判决的30余个省部级高官贪贿的案件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70%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至2016年的近40年间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名省部级干部案件中,近53%判处了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其中,死刑立即执行6例,死缓27例,无期徒刑17例。[22]

   但是,刑罚裁量以及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因受贿469万元于2007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在同一年,受贿近2亿余元的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却被判处死缓,这不免在公众中催生了刑罚因人而异而非因罪而异的偏颇印象,[23]这与上述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中的问题以及其他因素一起,使得“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24]

   综上所述,终身监禁制度既是贪贿案件中的死刑替代措施,也是针对判决执行中的问题而提出的对策选择,而且为通过个案展现决策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反腐决心与刑罚公正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窗口。随着云南省委原书记***、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于铁义以及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等特大贪贿罪犯被判处终身监禁,社会公众已经认识到腐败分子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之后以各种方式逃避惩罚的漏洞正在被逐渐堵上,“进一步向全社会宣示了中央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25]

  

   二、终身监禁的争议评析

  

   虽然终身监禁制度已经得到立法确认并进入立法实践,但是围绕这一制度的争议并未平息。因为在规范的层面,就终身监禁的适用以及执行等进行争议的空间并不大,[26]所以相关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终身监禁的正当性上,具体又可以分解为其终身监禁是否具有人道性、必要性与效益性三个问题。那么,从终身监禁的政策性质出发,应该如何看待这三个问题?

   (一)终身监禁是否具有人道性

   就终身监禁是否具有人道性的问题,否定的观点认为,终身监禁“虽然赋予犯罪人以‘生’的权利,却……使死刑犯难以看到回归社会的任何希望,此种虽生犹死的生活对人性是一种极大的摧残”。[27]与此相对,肯定的观点则主张“相对于死刑,终身监禁本身并非残酷、不人道的”。[28]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回答终身监禁是否具有人道性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应明确人道性的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地域性,也即终身监禁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随着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在世界范围内,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基于《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之规定,认为无释放希望的终生监禁是不人道的。在欧洲之外,墨西哥最高法院和纳米比亚最高法院也基于相似的理由,认为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违宪构成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惩罚。[29]但是,美国、英国、韩国、俄罗斯等十余个国家的立法都仍然规定了终身监禁,[30]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是明确指出,在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意义上,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并非是残忍和不寻常的,[31]而且近30年来,美国终身监禁的适用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从1992年的1万余人增加到2012年的近5万人。[32]在欧洲范围内,虽然如上所述,大部分国家认为终身监禁违反人道主义要求,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直接认为不可减轻的终身监禁违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认为如果囚犯为了生存必须放弃任何重获自由之希望,人类尊严之本质就受到了侵犯。[33]但是,英国和荷兰仍然保留了终身监禁制度,并不认为其是违反人道主义要求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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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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