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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吉社:中国核政策的基本逻辑与前景

更新时间:2019-07-26 22:59:05
作者: 樊吉社  

   内容提要:中国在核力量的发展、部署与使用方面采取了显著有别于其他核大国的政策,其内在逻辑也迥异于其他有核国家。自获得核能力以来,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历经诸多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国自身的经济能力与科技能力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内外环境的改变并没有对中国的核政策产生显著影响。中国的核政策总体稳定,但也有一些微妙而缓慢的调整。这些调整包括逐步增加核政策透明度,做了一些有限的努力提升较小规模核力量的生存能力,以确保中国核威慑能力的可信性和可靠性。中国对核武器的认知、冷战期间美苏核军备竞赛的经验和教训影响了中国的核政策。如果国际形势以及外部环境不发生显著变化,且中国仍对核力量的威慑可信性抱有信心,中国仍会保持当前的非对称威慑能力。

   关 键 词:中国  核政策  核威慑  相互脆弱性  军备竞赛  战略稳定

  

   国家通常会根据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国力变迁调整其军事力量,对有核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核力量也将随之增减、核政策同时做出相应调整。冷战时期的美苏和冷战结束后的美俄两国核力量规模和配置以及核政策,均经历了非常显著甚至急剧的变化,它们根据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做出了适应性调整。冷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两个有核国家也对其核政策进行了较为明显的调整。但这一规律对中国似乎不那么适用,或者至少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并没有对中国的核力量和核政策产生显著影响。然而,目前以及可见的将来,中国面临的外部安全环境可能出现较为复杂的变化。其一,美国在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大国”,并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安全挑战。①在随后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提出了对中国“量身定制”的核战略,并且较为显著地调整了美国的核战略。②在美国的对外战略语境中,中美战略竞争已成常态。其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均开始增加在导弹防御系统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与合作,未来导弹防御能力发展到何种水平、是否会对各国之间的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尚难以确知,但是,《反导条约》被废止后,已经没有任何国际协议约束或影响导弹防御能力建设的发展方向。其三,诸如网络、外空、即时全球打击能力等新兴技术或者先进常规武器的发展、部署以及运用可能影响核威慑能力,进而影响国家间的核关系和各国核战略。如此安全环境变化以及军事力量发展,是否会对中国的核力量以及核政策产生影响,也需要认真思考。

   中国于1964年10月进行首次核试验,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发生了诸多较为显著的变化,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缓和、中美建交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各国关系进入后冷战时代。同期中国自身的变化同样显著,这包括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逐渐走出与国际社会相对隔绝的状态,缓慢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并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③如今中国已经是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的角色、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一极,中国也从一个经济羸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官方文献涉及核政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国防白皮书中,对比国防白皮书的相关内容和中国首次核试验后的政府声明可以发现,中国核政策的核心要素并没有明显的调整。④核问题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所占分量,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冷战结束后的美俄之间关系大不相同,中国也并不像其他有核国家一样定期审议政策并发布核战略,因此核问题在中国安全战略中的“存在感”并不明显,其他国家对中国核力量和核政策的关注度也不高。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内外政策调整变化,中国的核力量和核政策是否也会成为调整与变化的组成部分?

   只有回归历史才可更好地理解中国核力量与核政策的未来走势。中国的核力量和核政策与其他四个有核国家有何不同?中国核力量和核政策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大致稳定而较少变化?中国核力量与核政策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什么?中国核政策如有细微调整和变化,主要体现在何处?随着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外部安全环境持续变化,中国是否会对核力量与核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本文将依据历史文献解读中国核政策的基本逻辑和历史演进,尝试对前述问题做出解答,并初步探讨中国核力量与核政策的未来走势。

  

   一、中国核政策的独特性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九条的定义,有核武器国家系指在1967年1月1日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⑤即美国、苏联(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中国、英国和法国五国。在五个有核国家之中,中国的核力量建设过程和核政策延续性显著有别于其他四个国家,中国在核威慑政策、发展政策、部署政策与使用政策等各个方面所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英法这类中等有核国家,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和冷战结束后的美俄这样的核超级大国更有明显区别。

   第一,中国宣示的核政策显著有别于其他四个有核国家,且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在首次核试验后立即发布了一份政府声明,这份声明包含了迄今为止中国核政策最核心的要素,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声明称,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因为“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中国有了核武器后,“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因此,中国做出了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⑥中国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相当于对所有无核国家提供了消极安全保证,⑦在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中国重申了这一消极安全保证。通过签署多个无核武器区条约附加议定书,中国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承诺。⑧1995年,中国发表了向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提供消极安全保证的国家声明,并在联合国安理会第984号文件中得以进一步确认。⑨

   其他有核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曾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做出承诺,对无核国家或者无核武器区做出过消极安全保证,但均附有各种条件,并随后不断调整:如只向不与有核国家结盟的无核国家提供消极安全,或者仅向签署并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提供消极安全保证。⑩在所有五个有核国家中,只有中国的不首先使用和消极安全保证不附加条件且具有超强连续性。尽管自此之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中国的这些政策主张坚持至今,并没有因为自身能力和外部安全环境变化而做出调整。

   中国在核裁军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也具有很强连续性。在1964年10月16日的政府声明中,中国倡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步骤。(11)这与后来写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内容基本相同,而中国这一立场一直坚持至今。2009年4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布拉格发表演讲,倡议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裁减庞大的核武库,推动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12)奥巴马总统因此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提出的各项政策倡议与近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政府声明所倡导的内容并无显著区别,由此足见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在核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第二,中国在核试验的次数上显著有别于美苏(俄)等大国。从1945年美国进行首次核试验到1996年各国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五个有核国家进行了大约2050次各类核试验,其中,美国进行了1030次核试验,苏(俄)进行了715次核试验,法国进行了210次核试验,英国和中国的核试验次数均为45次。(13)与美、苏(俄)、法相比,中国核试验的次数微不足道。各国通过核试验检验核武器原理、改进核武器、实现核武器定型、检验核武器安全和核武器爆炸效应,核试验次数对核武器种类和核武库规模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如果考虑中国曾经面临非常严峻的外部安全环境、保持了很小的核武库规模,中国大可不必在核试验问题上秉持克制立场。尽管如此,中国在1996年7月29日进行一次核试验后,随即发表政府声明,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开始暂停核试验。(14)中国参加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并签署了该条约,尽管该条约迄今没有生效,但中国坚持恪守停试承诺。

   第三,中国核武器发展和部署的政策与美苏(俄)等国相比同样区别显著。先频繁进行核试验,而后发展不同类型的核弹头、发展不同类型的运载工具,并扩大核武库规模,广泛部署核武器,美苏(俄)两个超级核大国发展和部署核武器的路径大致如此,英法基本上遵循了同样的发展和部署逻辑。美国进行了1030次核试验,发展了各种类型、各种当量的核武器,发展了陆基(陆基机动)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核潜艇等运载工具,其核弹头数量在1967年最多达到3.1万枚,苏联的核弹头数量则在1986年达到最多4万多枚,法国和英国最多时也曾达到500余枚。(15)即使美苏于冷战期间和美俄在冷战结束后进行了多轮核武器裁减,美俄仍然拥有数量巨大的核弹头。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年鉴,截至2018年初,美国部署的弹头有1750枚,其他处于库存或者等待拆解的核弹头有4700枚,所拥有核弹头总量为6450枚。俄罗斯部署的弹头有1600枚,其他处于库存或者等待拆解的核弹头有5250枚,所拥有核弹头总量为6850枚。(16)

   中国从来没有公开过核弹头的数量,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年鉴资料显示,截至2018年初,中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约为280枚。(17)相比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库,中国核武库的规模非常小,而且1964年以来280枚是中国拥有核弹头的最大数量。另外,中国拥有的武器级核材料库存同样无法与美苏(俄)同日而语,这也决定了中国核武器潜力是受限的。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核大国研制和部署了多种型号的核武器,但中国没有选择这样做。目前,美俄处于战斗值班状态的核武器分别为1750枚和1600枚,而按照美俄两国的定义,中国处于战斗值班状态的核武器为0。美苏(俄)都拥有比较成熟且具有相当规模的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而在成功进行首次核试验五十余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主要依托陆基导弹保持核威慑能力。另据美国国防部最近发布的《中国军力与安全发展报告(2018)》,中国有四艘可携带“巨浪-2”弹道导弹的“晋”级核潜艇,这被认为是中国的海基核威慑力量。(18)

   在冷战结束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美俄仍然部署大量的核武器,并保持很高的戒备状态。冷战期间,美苏都曾将核武器部署到其他国家。冷战结束后,据信美国仍有非战略核武器部署在欧洲盟国。如果按照美苏或者美俄军控条约的标准和计算方式,中国处于战斗值班状态的核武器数量为零,也有人认为中国保持着核弹头与运载工具分离储存的很低戒备状态。

  

   二、中国核政策的基本逻辑

  

   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对核武器的认知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种认知主要是与武器与战争的关系、中国可能卷入的战争形态、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有关,中国核政策脱胎于此种认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塑造了中国领导人对武器与战争关系的认识,当然也包括对核武器的初步认识。中国相信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非正义战争必将面临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反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赢得一场非正义的战争,相信人民的意志决定战争的结果。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表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毛泽东还在谈话中提到了俄罗斯沙皇被推翻的例子、德意日法西斯被打败的例子、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例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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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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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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