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维铮:清代的正史、野史与笔记

更新时间:2019-07-26 22:26:59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中世纪诸王朝的君主和僭主,凭借专制权力,干预胜朝史即近代史的编纂,控制本朝史即现代史的著录,久有传统,却很少有像满清统治者那样穷凶极恶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孟森论及《清实录》,指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帝,都对前代编年大事记即官修“实录”,“欲改即改”,积习变成惯例,“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619-621),真是慨乎言之。

   既然“实录”不实,而满清所有官修史书,均有同病,那么要了解清史的实相,岂可不广搜非官方的本土的乃至域外的资源?例如晚清史研究,所谓野史、笔记、碑传、年谱、日记、函札、回忆录,以及外人记载等,越来越受论者重视,合乎逻辑。

   当然不能拒绝利用清代官修史书,它们到底有官方档案为依据,若干事件虽篡改也仍存蛛丝马迹。同样不能尽信非官方史料。比如清初王夫之曾任南明桂王政权的行人司行人,参与外交事务。但他的《永历实录》,对于这个小王朝上自太后、下至大臣多半皈依天主教,控制朝政的太后甚至遣使请求罗马教廷组织新十字军支持南明抗清,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不见踪影。岂不表明号称可信的野史,同样存在“实录不实”的毛病?

   再如清人有关本朝历史的笔记,在嘉庆朝被迫松动言论控制以后,渐出渐多。不论作者有心还是无意,有的填补清开国史的空白,有的重述已逝列帝留下的疑案,有的质疑前代治术乃至翻前代陈案。这类矛盾的历史陈述越积越多,致使后人要了解清代历史实相,即使涉及特定时地人事的某个实例,也非重视正野诸史矛盾的陈述的真伪的考辨不可。以前傅斯年宣称“史料即史学”,把发掘历史资源说成历史研究的最高追求,固然是偏见,但半世纪来所谓“以论带史”(实为“以论代史”)的流行,致使史学变成语录的缀合,犹如滚动版的“圣谕广训”,不更荒谬么?

   用不着再对清代的笔记野史评头论足,多年来海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专题论著已不少,其中不乏说长道短都有见地的作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重典故而轻识见,重异闻而轻涵义,似为既有研究的一种缺陷。

   比方说上世纪末以来中华书局重版并增补的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不再强分“清代”与“近代”,不再拘泥是否名人名作,而取其可备“史料”一格,在客观上就是对“以论带史”的一种突破。同时各地出版机构也竞相刊印同类稗史笔记,内中颇有剽袭他人校点或者不学无知妄作的伪劣印本。那是学术普及过程中的必有现象。较诸以往多数学者被迫从《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等抹煞原作出处的所谓史料汇编中找资源,却又每因难辨真伪而不敢征信,无疑提供了方便。重印或新出的笔记野史,篇前多附“点校说明”,绍介作者 与版本,更多是夹叙夹议的内容介绍。前述通病便在此类说明中有普遍体现。近六十年来学人不断“洗澡”,特蒙关爱的人文的社会的学者总被推到高温池心,不烫死也烫昏,即如效法乾隆、嘉庆间经史考证的纯学者,也重足而立,唯恐无心犯忌,陷入文网。于是校点古籍,序跋乃至注释,必须表态彰显“政治正确”,也成惯例。当然表态因人而异,有的勉强,有的就令人恶心。

   近年常读海内重印或新出的清代笔记野史,除因校点伪劣(包括剽袭我早年校本却新增校排错误)而有误食苍蝇的感觉,还常因点校者牛头不对驴唇的“政治表态”而失笑。但有一点小小发现,即谢国桢、张舜徽诸贤均未勘破的,在晚清笔记中体现的满汉矛盾。

   晚清的笔记名篇,论者必推法式善的《清秘述闻》、《陶庐杂录》,昭槤的《啸亭杂录》,福格的《听雨丛谈》等书。他们都是旗人,法式善籍隶内务府蒙古正黄旗,昭槤是满洲宗室并曾袭封礼亲王,福格则是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三人恰好表征组成满洲八旗的三大族群,不必说三人的笔记内含同一满洲特权群体内部的不同族类取向。三人中福格最无名,直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根据傅增湘藏稿刊布《听雨丛谈》,近代史家才知清咸丰、同治间有这么一位汉军旗人,他是乾隆晚年以大学士署直隶总督英亷的曾孙,他做为没落贵族后代只能作幕为生,做过讨捻时期僧格林沁的山东行营总管,在僧王死后曾知莒州。

   犹忆一九六0年初见《听雨丛谈》,对其中述满洲八旗原起颇感兴趣,但随阅《八旗通志》及清前期实录,便感福格述史肤浅。不想时过四十年,为备课重读此书,却发现福格对于满清的官方修史体制,有这样的批评:

   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大率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也。

   当年我初见福格此说,未免诧异,以为他存内满外汉偏见而颠倒历史。及至沉沦为“牛”(毛式术语“牛鬼蛇神”的略称),百无聊赖,重读清代经史诸著,检出福格此说,考以所知清代史学史,始恍然,以为柳诒徵所谓“史权”说,并非谬论。即如在满清的征服与被征服的族群复杂关系中间,体制内屈从满洲而文化上垄断经史的汉官(清代汉人涵盖被征服的胜朝各省居民),他们在传统的势力范围如翰林院、詹事府乃至科道衙门,必定通过三十六计乃至更多的权术,捍卫本族本地利益,甚至仅仅为了替当权者内部政争表态。再经多年反复阅读满清正野史料,令我以为福格的说法,属于非权威的洞见。前引文紧接着有如下说法:

   积习相沿,虽贤者不免。同一满人,则分文武。同一汉人,则分边内。

   同一边省,则分出身。同一江浙,则分中外。甚至饰终之典,撰拟纶音者,亦存轩轾:满人边人武人不过四五行,翰林台阁必历叙官价,详其恩遇,连篇累牍,洋洋千言。撰叙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凡略褒词者,不敍全文,而曰“褒之”;略其贬词者,亦不叙全文,仅曰“责之”或“切责之”而已。

   当代已无翰林院或国史馆,但达官贵人的“饰终之典”,尤其是讣告悼词的“评价”,字句必争,以至尸体累年不得火化。这常令人怀疑生错了时代,不知自己是否仍属十八世纪清帝的臣民?挣脱这样的奴隶心态,在五十六个民族组合的中华民族,那奋斗过程已逾百年。但我们的民族,有没有超出百年前清代翰林院述史阳奉阴违的尺度?看来仍属历史遗留问题。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410.html
文章来源:《重读近代史》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