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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慕健: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矛盾及影响

更新时间:2019-07-25 08:43:25
作者: 杨伯江 (进入专栏)   慕健  

  

   即便在合作持续加强的军事安全领域,美日也围绕“强制军购”与驻日美军费用分摊问题产生了矛盾。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以来加速推动安全战略转型,日本对美军购逐年增加。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要求日本增加对美军购,并且采取军售与贸易挂钩的政策,试图通过加大军火推销使美国“有更多就业机会”,使日本在“变得更安全”的同时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美日按“对外有偿军事援助”(FMS)方式进行的军火交易急剧增加,主导权完全由美方掌控。美国可以单方面改变价格和交货时间,而且武器装备的终身维护保养要委托美方进行。这意味着日本今后将持续不断、越来越多地为对美军购付出高昂费用,无法管理成本,更无法积累技术。以2017年11月美日首脑会谈后日方承诺从美国采购的舰载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Block 2A为例,据日本防卫省测算,该导弹仅在量产阶段(2017—2024财年)的采购价格就要比最初估价高出16%。美国露骨的“强买强卖”政策引发日本社会舆论反弹,美国对日军售被指带有“强迫”性质且价格过高。日本政府担心,“把美国的军需产业利益置于日本的安保必要性之上”,“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采购”美国尖端武器会引发国内政治上的不良后果。此外,特朗普从竞选期间起即要求日本政府全额负担驻日美军费用,指责日方在此问题上未尽到盟国责任。相比美国其他同盟国,日本承担美国驻军经费的比例和金额已是最高,针对特朗普政府上述要求,日方回应“日美两国之间必须进行适当的分担”,坚持不单方面全额负担的立场。但在美国压力之下,2017年度日本承担了驻日美军7897亿日元的相关费用,较上年度增长了255亿日元。

  

   三、重构国际秩序立场不同

  

   围绕如何构建国际新秩序、如何应对全球化发展以及建立怎样的国际贸易体制,日美之间的立场差异正在扩大。特朗普反对自由主义贸易原则,宣布“永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时搁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协定。特朗普废约“退群”,对受益于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奉行“贸易立国”、将TPP作为“安倍经济学”政策基石的日本构成重创。TPP虽然会对日本农业构成一定冲击,但能直接拉动外国资本对日直接投资,为日本经济开启新增长源。日本在美国退出TPP后坚持推动“11国TPP”,并促成其更名为《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8年3月,CPTPP最终达成协议,年底正式生效。美日对多边贸易体制政策的分歧源于彼此利益上的冲突,进而延展到对华政策领域。美日两国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识相同、利益契合,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对华政策高度一致,分歧主要表现在经济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试图以强硬政策迫使中国让步,不惜主动挑起贸易战;日本则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提振国内经济。2017年开始,日本改变此前对“一带一路”消极、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转而采取有限合作政策。2018年中日两国顺利实现总理互访,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并签署50多个项目协议。


美日同盟的走势及其影响

  

   在国际权力格局剧烈变化的背景下,现阶段美日之间的相互战略需求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这种战略需求很难由第三方替代。美国需要日本发挥地区战略支点作用,日本的安全感也只能从美国那里获取。特朗普政府对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改变并不是颠覆性的,仍然以域内同盟体系作为美国地区战略的支柱。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头号盟国,是其主导地区秩序的重要支撑,推动美日同盟体系的强化与完善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新地区战略的重要途径。恰恰是因为退出了TPP,为继续保持充分、有效的地区参与和主导地位,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倚重不会削弱,只会加强。实际上,自特朗普执政以来,驻日美军数量较奥巴马时期未减反增,在2016年至2017年的一年间,从3.8万人增加到了4.4万人。与此同时,美日间的矛盾与分歧也有所上升,同盟内摩擦有所发展。短期内,美日两国在相关领域的利益冲突难以消弭,这虽不至影响美日同盟的总体强化趋势,但会制约同盟强化的速度、深度与广度。美日同盟的这一基本走势,给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周边安全环境带来复杂影响,也给中国应对同盟之道提出了新课题。

  

   一、亚太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趋向固化

  

   加强同地区国家间安全合作、推动实现“美日+”模式下的安全网络化,是美日强化同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通过联合军演、军事援助等方式密切与域内国家间的关系,谋求扩大“朋友圈”,引导其“选边站”,对华形成多边制衡。中国则以经济外交作为改善周边关系、密切地区合作的基本路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日渐频繁,在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2001—2015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总额从415.91亿美元增加到4684.01亿美元,增长了10倍以上,东南亚各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不断上升。美日同盟的持续强化,无疑会加深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即经济纽带与安全联系的相互背离。地区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在安全上仰仗美日同盟,这明显不利于地区融合发展、安全环境优化及长远秩序重构。同时,“二元结构”也同样存在于美日对华关系之中,尤其对日本的国际战略行为会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对中国崛起备感压力,持续强化对美安全合作以求“安全”“安心”,但狭小的国内市场无法容纳其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与中国加强合作是其保持经济增长、谋求长期繁荣的不二法门。为此,日本谋求弱化“二元结构”的限制,力图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趋利避害。特朗普执政以来,安倍政府在加速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同时强化对美战略自主性,在倚美抗华的同时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美日同盟与中国的相互作用持续上升

  

   一方面,美日同盟仍将是影响中国战略安全环境最直接、最重大的外部因素,同盟的强化必然牵动亚太、印太安全形势,给中国带来不可低估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因素对美日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影响同盟走向的主要外在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中国崛起,美日越来越具有“共同的压力感”,认定中国是地区秩序的“挑战者”,需要持续强化同盟以应对“中国威胁”。2018年10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题为《前所未有的重要:面向21世纪美日同盟的更新》的报告(即第四份“阿米蒂奇报告”),认为美日所面临的“对21世纪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和朝鲜——正在不断增加”,“美国需要一个强大而自信的日本,日本需要一个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美国”。这份报告代表了当前美国战略学界(特别是阿米蒂奇等亲日派战略学者)对美日同盟及其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的基本看法,也折射出美日战略协调的走向。很显然,美国战略学界已将中国视为强化美日同盟的最大外部驱动力。同样,日本战略学界就日美同盟走向表现出的种种“忧虑”,也都与“中国因素”直接相关。如2017年3月日本外务省下属的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政策报告就强调,“努力维持日美在对华战略上的协调是日本经营对美同盟的根基”,“为避免日美在不同领域出现温度差和导致不必要的摩擦,(日本)仍需同美国在对华认识及政策上不断进行磋商与磨合”。这实际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因素对美日同盟影响力的上升。

  

   三、中国面临如何应对美日同盟强化的新课题

  

   较之集团对抗的冷战时代,中国与美日同盟的战略博弈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关系深刻变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全新的时空背景与主客观条件下展开的。博弈将是长期的,更是曲折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国既要看到美日同盟强化造成的巨大外部压力,保持战略警醒,又要充分重视、善于利用自身日益上升的现实及潜在影响力,积极探索施加影响、推动引导的政策路径和具体方法;不仅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还要机动灵活,主动出击,不错失任何推动多边博弈、捍卫自身利益的战略机遇和战术机会。比如,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的缓和——从日本角度看是对对美依赖的平衡,从中国角度看则一定程度上缓解、分散了来自美日同盟的压力,这是一次成功的国际战略运作,为精准把握、妥善应对美日同盟强化、美日分歧上升的复杂局面储备了很好的实操案例。着眼长远,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本路径,综合外交、安全等多种手段,持续增进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利益,确保彼此间越来越多的利益互持,在深化美日间“二元结构”的同时,削弱美日对华战略一致度,缓解自身崛起所面临的来自美日同盟的压力。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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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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