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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文超:2017—201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9-07-23 22:24:07
作者: 凌文超  
2017年) 、吴松岩《鲜卑起源、发展的考古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 、吴桂兵《两晋墓葬文化因素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 、Joy Lidu Yi, Yungang: Art, History, Archaeology, Liturgy (Routledge, 2017) , 沈丽华《邺城地区六世纪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报》2017年第1期) 、霍巍《齐梁之变:成都南朝纪年造像风格与范式源流》 (《考古学报》2018年第3期) 、张学锋与陈刚《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 、李梅田与周华蓉《试论南朝襄阳的区域文化——以画像砖墓为中心》 (《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 、韩昇与蒙海亮《隋代鲜卑遗骨反映的拓跋部起源》 (《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林梅村与马丽亚·艾海提《嚈哒的兴起与铁马镫初传中亚》 (《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尚永琪《佛教史研究中的图像问题》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6期) 。从中可以发现历史学与考古人类学、艺术史相互渗透、促进的发展趋势, 而考古学依据遗迹、遗物等建构的日益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图景, 逐渐成为历史学研究愈发重要的参照。

  

   长时段研究。跨代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上溯秦汉, 如卜宪群《乡论与秩序:先秦至汉魏乡里舆论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考察了乡论与国家秩序的互动关系。又如杨普春《汉魏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柿沼阳平《中国古代货币经济の持续と转换》 (汲古书院, 2018年) 、庄华峰与蔡小冬《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病及其防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 、张欣《汉魏之际公府掾史迁转之变化》 (《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 、陈鹏《三统说与汉晋服色》 (《史林》2017年第4期) 。二类是下延隋唐, 如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知识阶层》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7) 讨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构成及其生存状态和社会作用。这类论著还有徐成《观念与制度:以考察北朝隋唐内侍制度为中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李启命《西魏·北周·隋唐·官僚的门阀士族研究》 (全南大学出版部, 2017年) 、孙正军《宗子维城——北朝隋唐宗子军小考》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7辑) 、王星光与宋宇《魏晋至隋唐时期油脂生产与应用探研》 (《中国农史》2017年第4期) 。三类是贯通汉唐, 如胡梧挺《信仰·疾病·场所:汉唐时期疾病与环境观念探微》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7年) 、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稿》 (三联书店, 2018年) 、吴羽《五音姓利与北朝隋唐的葬埋择吉探微》 (《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刘啸《从使职角度论汉隋间的“录尚书事”》 (《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打破朝代的区隔, 从长时段开展研究, 从连续性中审视特殊性, 很多问题的源流和阶段性特征将梳理得更加清晰。

  

   热点问题研究。“历史地理”“边疆民族”“书籍文本”“宗教信仰”“论著翻译”等是这两年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历史地理方面推出不少重要论著, 如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 、毋有江《北魏政治地理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8年) 、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 。不少问题点有突破性进展, 如牟发松《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背景、特征及趋势略论——以特殊政区为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论述了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大势。徐成《〈南齐书·州郡志〉文本溯源与年代断限》 (《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 就萧子显叠加国史《州郡志》且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断限年代进行了探讨。

  

   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不断深入, 并且出现集中讨论的议题。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 论述了北方五胡政权、南方山地诸族随着政治体演进殊途同归地走上华夏化的道路。鲁西奇《观念与制度: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杂胡”与“杂户”》 (《思想战线》2018年第4期) 认为, 无论是人群分划的观念性范畴, 还是制度性规定, 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的种群及其权力集团所决定的。高句丽与百济研究备受关注, 杨军、李磊、戴卫红、刘炬、董健、孙炜冉、李宗勋、杨新亮等学者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

  

   书籍与文本研究非常活跃。出现了多部重要论著, 如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 (中华书局, 2017年) 、童岭编《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 (中西书局, 2017年) 、陈志平《魏晋南北朝诸子学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尹福佺《中古杂传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刘全波《魏晋南北朝类书编纂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18年) 、刘全波《类书研究通论》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8年) 、孙鸿博《萧绎〈金楼子〉及其思想》 (中华书局, 2018年) 、胡祥琴《怪异的叙事:南北朝正史“五行”“符瑞”诸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Wendy Swartz, Reading philosophy, Writing Poetry:Intertextual Modes of Making Meaning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Memory in Medieval China: Text, Ritual, and Community (edited by Wendy Swartz and Robert Ford Campany, Brill, 2018) 。同时, 产生了多篇优秀论文, 如胡宝国《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 (《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 、陈爽《〈梁后略〉辑考》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 、张辞修《三国佚史散亡考论》 (《文史》2018年第1辑) 、聂溦萌《避讳原理与政治背景:东晋郑太妃“春”字讳考论》 (《文史》2018年第3辑) 、马楠《魏晋南北朝书目丛考》 (《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曲柄睿《〈三国志·魏书〉史论与人物合传》 (《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4期) 。

  

   宗教信仰日益成为研究热门。道经研究更是讨论热烈的话题, 如程乐松《中古道教类书与道教思想》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7年) 、王承文《汉晋道教仪式与古灵宝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王皓月《析经求真:陆修静与灵宝经关系新探》 (中华书局, 2017年) 、刘屹《六朝道教古灵宝经的历史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 。宗教史与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艺术史交叉逐渐成为研究的基本范式。这类成果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图像与仪式:中国古代宗教史与艺术史的融合》 (中华书局, 2017年) 、何志国《汉晋佛像综合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陈开颖《性别、信仰、权力:北魏女主政治与佛教》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7年) 、李利安与崔峰《南北朝佛教编年》 (三秦出版社, 2018年) 、麦谷邦夫《六朝隋唐道教思想研究》 (岩波书店, 2018年) , 以及刘屹、陈志远、余欣、魏斌、韩吉绍等学者发表的系列论文。

  

   论著翻译逐渐走向繁荣。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频繁, 外文论著中译的速度加快,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本学者古代中国研究丛刊 (复旦大学出版社) 、“甲骨文”系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等陆续推出多部中译中古史名著。与此同时, 中文学术论著的外译受到重视, 如田余庆《北魏道武帝の忧郁:皇后·外戚·部族》 (田中一辉、王铿译,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18年) 。

  

   结语。以上我们对2017—201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进行了简要回顾, 从中不难看出, 政治制度史、考古资料、民族史、宗教史、社会史、历史地理、书籍文本研究备受关注, 而过去特别重视的经济史、法律史等稍显沉闷, 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这一研究格局的形成与多种因素相关。首先, 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引导学者将注意力不断投射到研究薄弱的领域。如道教史研究过去国内重视不够, 道经的整理与利用也比较有限。然而,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 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全面而深刻地探索历史发展进程, 就需要对道教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其次, 重大学术项目对相关研究的快速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如“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项目、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历史地理、古籍文本研究成果, 可以预见“中华思想通史”项目亦将促进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探讨。再次, 新史料、新方法、新视角引发新的学术热点。如碑刻简牍文献研究日益活跃, “史料批判”研究范式逐渐流行, 族群政治研究方兴未艾, 中外学界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频繁的互动与交流。同时, 作为历史研究一直以来的重点, 政治、制度史在深厚积淀的基础上, 不断涤故更新, 借助多学科融合和新方法, 在政治文化、制度史观、“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等方面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经济史、法律史的复兴或许可以从中汲取经验。

  

   最后谈一谈学术评论的话题。两年来, 在学术史反思方面有不少精彩评论, 如夏炎《范式引导与记忆整合:魏晋南北朝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9卷) 、范兆飞《中古史著作翻译的趋势和问题》 (《徐连达先生八十五寿庆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仇鹿鸣《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 (《唐宋历史评论》第4辑) 、朱智武《近10年来魏晋南北朝墓志研究进展与动向分析》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徐畅《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整理研究二十年热点选评》 (《简帛》第15辑) 。尤其是“中古士族研究再出发”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论题引发诸多对中外学脉的深入思考, 如范兆飞《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 (《文史哲》2017年第3期) 、林晓光《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文史哲》2017年第5期) 、仇鹿鸣《失焦:历史分期论争与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 (《文史哲》2018年第6期) , 这类评论是当前士族研究的蓬勃发展的助推器。

  

   学术评论的与日俱增与当今学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密切相关。过去, 因很多研究领域尚待开垦, 学科的建立与现代化必然要经历“埋首拉车”、艰难进取的过程, 相比学术研究, 学术评论居于次要位置, 学术规范亦多靠道德自律。现在, 经过数十年的深耕熟耘, 各领域皆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学术规范逐步建立, 这时由博返约就迫切需要“抬头看路”, 借助学术评论,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因此, 学术评论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未来, 学术史的梳理会更加关涉学术评骘, 虽然学术是天下之公器, 但是, 一些夹杂着非学术语言之论还是应当尽量避免。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不断创造知识, 并不断将创见逐渐转化为常识, 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 而且学术期刊和机构也应担负好审查职责, 以实事求是为准绳, 鼓励和推动客观公允的学术评论, 从而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共同推动学术的创新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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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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