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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文超:2017—201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9-07-23 22:24:07
作者: 凌文超  
后者如赵冰锋《〈晋纪〉编纂与庾、王之争》 (《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 、李磊《东晋初年的国史叙事与正统性建构》 (《史林》2018年第5期) 等。

  

   十六国北朝史研究。北魏史是当前本领域研究的重心所在, 而北族国家政权发育过程中胡汉制度、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及正统论是这方面的核心议题。楼劲《北魏开国史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进一步探讨了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体制发展的基本线索。窪添庆文《墓志を用いた北魏史研究》 (汲古书院, 2017年) 利用墓志对北魏官僚制度及相关史事进行了探讨。相关论著还有李凭《北朝论稿》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王永平《迁洛元魏皇族与士族社会文化史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王兴振《北魏王言制度》 (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7年) 、俄琼卓玛《后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 等。不少论文提出了新理念, 如苏航《“汉儿”歧视与“胡姓”赐与——论北朝的权利边界与族类边界》 (《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认为只有当旧有的权利边界被打破, 族类边界和汉化边界才有可能最终消失。雷戈《变夷从夏——五胡政治观念实践分析》 (《文史哲》2018年第5期) 提出, 胡人观念对中国思想史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皇权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性政教文明体系。

  

   北魏政治制度史研究发展迅速。张鹤泉、刘军等关于北朝官爵制度的系列论文引人注目。牟发松《北魏解散部落政策与领民酋长制之渊源新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发现北魏解散部落政策取法于前秦, 领民酋长亦见于十六国。黄桢《再论流刑在北魏的成立——北族因素与经典比附》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认为流刑乃北族习惯法与儒学观念表里结合的产物。史睿《鲜卑婚俗与北朝汉族婚姻礼法的交互影响》 (《文史》2018年第2辑) 主张“子贵母死”制的实质是舅权与父权的冲突。赵永磊《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 (《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张金龙《北魏均田制实施考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李书吉《论〈太和律〉及北朝法系》 (《山西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薛海波《论北魏军镇体制与六镇豪强酋帅》 (《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刘凯《奚康生之死与其反复——迁洛后鲜卑姓族政治心态的一个侧影》 (《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6期) 、胡克森《从〈元经〉看王通北魏正统的确立依据——兼评孝文帝的门阀制度重建》 (《史林》2018年第1期) 、佐川英治《北魏末期的北边社会与六镇之乱——以杨钧墓志和韩买墓志为线索》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 、王小甫《魏末北镇难民潮的化解》 (《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等均提出了不少新见。

  

   与北魏史研究相比, 十六国、北齐北周研究相对薄弱。即使如此, 也有不少论文颇具胜义。如罗新《统万城与统万突》 (《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4期) 提出古代汉文翻译非汉语特别是阿尔泰语时, 语法差异往往影响翻译过程。从语言深度接触来理解族群、政治体接触, 是观察古代东亚世界历史变迁的新视角。陈勇《拓跋嗣与姚兴联姻考》 (《文史哲》2017年第5期) 指出《魏书》的一些记载掩盖了魏人示弱、求和的实情。小野响《五胡十六国时期“天王”号的意义——以石虎与冉闵为中心》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认识到政治结构和君主名号是分析当时政权性质的重要切入点。魏斌《从领民酋长到华夏长吏:厍狄干石窟的兴造与部落记忆》 (《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 通过厍狄干石窟考察了汉晋历史景观在北族、佛教两种外来因素影响下的延续和变化。相关论文还有姜望来《家国之间:北齐宗王政治变迁与末年皇位争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 、邵正坤《北齐〈周双仁等造像记〉所见义邑团体》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姚潇鸫《北齐凉风堂考论》 (《史林》2018年第1期) 、会田大辅《北周武帝的禁卫改革——以侍伯、胥附、承御为中心》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6卷) 等。

  

   南朝史 (或六朝史) 研究。六朝史研究的面相日益扩展, 史料的辨析和扩充、六朝考古的发展是重要的推动力。李凭《从朱希祖调查六朝陵墓到卞孝萱主编〈六朝丛书〉——六朝学的发轫与拓展》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回顾了六朝学史。张学锋《释“安石不肯出, 将如苍生何!”》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认为该戏语暗指谢安屡次不遵朝廷征召, 破坏了贵族子弟按序入仕的规则。柴芃《十八班的实质及意义》 (《文史》2018年第3辑) 判定该迁转、位次序列最晚在刘宋后期基本定型。中村圭尔《东晋南朝的门下、尚书与诏、奏》 (陈力译,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指出门下在皇帝对诏书拟定以及对奏书进行判断时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意见。黄桢《中书省与“佞幸传”——南朝正史佞幸书写的制度背景》 (《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 认为“佞幸传”所载均为担任中书舍人的寒人与魏晋以来中书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严耀中《试说东晋南朝的宦官》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分析了宦官在东晋南朝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的原因。王晓毅《东晋“易象妙于见形”之辨及其意义》 (《周易研究》2017年第6期) 论述了东晋玄学义理派与传统象数派的思想交锋。

  

   六朝史研究关注的问题点日益增多。如魏斌《“山中”的六朝史》 (《文史哲》2017年第4期) 认为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共同塑造了六朝山岳文化景观。陈志远《内律与俗法——从〈续高僧传·智藏〉再探南朝政教关系》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指出南朝僧人犯法先以俗法判决。夏炎《试论六朝岭南统治的独特性》 (《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 主张六朝在岭南的统治以单纯资源控制为动机, 以强制武力征服为保障。王铿《六朝时期会稽郡的海外贸易——以古代中日之间的一条海上航道为中心》 (《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 考察了会稽郡与“亶洲” (当指日本) 的贸易往来。周文俊《南朝官职除拜考述——以制度程序及过程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8辑) 认为, 南朝官职除、拜经历了制度性分化, 除授依靠文书行政展开, 而拜受依托官场仪式运作。

  

   相关论著还有:陈燕梅《六朝官方吉礼祀议及施行之源流考》 (台湾学生书局, 2018年) 、余晓栋与胡祖平《东晋南朝会稽郡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胡允康《从“中国当败吴当复”到“五马游渡江, 一马化为龙”——东晋立国之际的谣谚》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秦蓁《从〈世说新语〉到刘注〈世说新语〉——虚实相间的六朝史学书写》 (《史林》2017年第2期) 、赫兆丰《暗流涌动:从刘义宣之乱看刘宋中前期寒门与寒人层的崛起》 (《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梁满仓《谢灵运与〈辨宗论〉》 (《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聂溦萌《六朝避讳考辨》 (《古典文献研究》第21辑上卷) 、陈志坚《江东还是江南——六朝隋唐的“江南”研究及反思》 (《求是学刊》2018年第2期) 、汪征鲁《典签、五品吏、七职考论》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等。

  

   考古资料研究。以简牍、纸文书、碑志文献及考古遗迹为代表的考古资料研究事实上已与前三大领域并驾齐驱。无论是考古资料的整理、考释, 还是结合传世文献的研究, 两年来成果大量涌现, 兹予以简要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综合介绍了20世纪 (主要是1949年以来) 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成果。

  

   吴简研究持续推进。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 (中西书局, 2017年) 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当前吴简研究的基本情况。沈刚《〈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语词汇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汇集了1999—2014年学界对吴简语词的不同理解。吴简簿书整理日益受到重视, 孙东波和杨芬、陈荣杰、杨小亮同时对新出现的朱表割米案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不少学者将长沙简牍或东汉三国简牍视作一个单元加以研究, 如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关尾史郎主编《新出简牍资料による汉魏交替期の地域社会と地方行政システムに关する综合的研究》 (新澙大学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フエロ一, 2017年) 、藤田胜久与关尾史郎主编《简牍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 (汲古书院, 2017年) 。零星披露的晋简受到学界的关注, 如张荣强《甘肃临泽晋简中的家产继承与户籍制度——兼论两晋十六国户籍的著录内容》 (《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周能俊《六朝桂阳郡的白银采掘与使用——以郴州晋简为中心》 (《求索》2017年第4期) 。

  

   碑志文献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个案研究。如刘连香《民族史视野下的北魏墓志研究》 (文物出版社, 2017年) 论述了北魏墓志概况、墓葬分区、民族融合和乡里关系。潘敦《北魏王琚妻郭氏墓志考释》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再现了太和政局中层次丰富的历史场景。程章灿《神物:汉末三国之石刻志异》 (《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讨论了当时石刻志异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意义。汪华龙、熊长云《晋辟雍碑碑阴“凉州散生”考——兼谈辟雍碑碑阴题名的添改》 (《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认为凉州散生题名反映了晋初藉召凉州豪右子弟入太学以控制凉州豪强的意图。范兆飞《亦汉亦魏:〈司马芳残碑〉的时代及意义》 (《史学月刊》2018年第1期) 推断此碑可能由北魏司马氏或相关人员翻新、改刻和补刻。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涉及五凉、北朝史的部分值得整合起来加以综合研究。冯培红《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年) 利用多种史料探讨了敦煌大族与五凉政权的关系。不少史料价值颇高的文书倍受关注, 如凌文超《吐鲁番出土〈秀才对策文〉与西凉立国之策》 (《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 、朱艳桐《酒泉马氏与五凉王国——以〈西凉建初四年 (408) 秀才对策文〉与辛氏墓志中“马骘”为中心》 (《敦煌研究》2017年第5期) 对这件文书进行了新解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哈拉和卓卷》 (文物出版社, 2018年) 对于进一步研究出土纸文书等颇有助益。

  

其他文字资料如造像记、镇墓文、字砖等, 以及都城和墓葬遗址、图像、石窟造像等考古资料, 日益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 形象史、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略举几种论著如下:魏宏利《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整理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贾小军与武鑫《魏晋十六国河西镇墓文、墓券整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倪润安《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王银田等《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冈村秀典《云冈石窟の考古学:游牧国家の巨石仏をさぐる》 (临川书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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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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