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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赟:文明论视域中的中西哲学及其会通

更新时间:2019-07-21 16:07:19
作者: 陈赟  

  

   【摘要】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正是这种“厚的哲学”,在普遍同质化的世界进程愈来愈深入的进程中,承担着世界的多样化与丰富性,为不同形态的哲学提供了合法性。中西哲学的交遇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事实之一,它必然导致二者之间的会通,会通的形式则有三种类型:以普遍同质化世界进程为基础,建立与之相应的面向人类共同境况与问题的“大哲学”或“世界哲学”;通过学习他者吸纳他者而丰富自身,以绕道他者的方式重建自身;以哲学游牧者的姿态在不同哲学与文明之间自由穿行,而解除哲学与特定的文明具体捆绑,建立二者之间流动性的自由关联。

  

   【关键词】文明论哲学 会通

  

   谈及哲学,人们往往将普遍性、先验性、纯粹形式性、超越性等等视为哲学的本质规定,但从哲学的历史来看,对哲学的上述理解只是文明论视域下哲学的某种自我宣称。我们还可以提供其他的看待哲学的方式,这就是不是将哲学视为现成的真理的化身,而是将其作为文明论的现象。

  

   一旦从文明论视域内对哲学本身加以理解,就会彰显哲学的地方性与历史性,即便是哲学本身的普遍性,也必须在地方性与历史性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理解。不仅如此,唯有基于文明论视域,才有哲学不同形态的相遇进而会通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重思中西哲学会通问题,或许可以得到别样的理解。

  

一、 文明论的视域与“厚的哲学”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以其富于思辨的方式重新发现了人的生存的世界性维度,如果说世界在胡塞尔那里还是观看的最大视域,那么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在世界中存在或寓居于世界中(being-in-the-word),乃是人的存在本性。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正如段义孚(Yi-fu Tuan)所指出的那样,人总是具有恋地情结(topophilia)。[①]恋地情结从人与环境的情感纽带这一角度揭示了人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一样,地方性也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维度:人总是来自某些地方,又归宿于某些地方,人的家园并不是抽象而普遍的世界,而总是世界的某个地方。世界性与地方性相互补充,没有了地方性,世界就会成为空洞的抽象化的同质性世界,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恰恰通过地方性而获得。

  

   对于世界性的体验而言,地方性意味着一种“洞穴”,一方面它是体验得以实际展开的出发点,即人类对世界的体验总是不能不立足于某个位置(地方则是位置的具体化),从某个地方而去发现并展开世界,地方性作为世界性的“洞穴”意味着地方乃是敞开世界的必由通道,不同的“洞穴”意味着不同的有限观看视角,没有了这些视角,世界的体验不再可能;

  

   另一方面地方性又意味着对世界性的遮蔽,“洞穴”本身固然是敞开世界性的可能性所在,但同时也是对敞开的限制,一种地方往往支持了某种或某些敞开世界的方式,但其他的显现方式却无法在这个地方被给予出来,甚至受到其遮蔽。

  

   不经过地方的那种从世界性到世界性无中介地直接体验世界,并不是人类能够采用的视角,人类对世界性的体验总是有局限性的,必然通过地方性而展开,而通过地方性而呈现出来的世界性不能不带有地方性的色彩。[②]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相反而又相成的两种维度,会聚于人之一身。

  

   就构成而言,地方性不仅关联着自然性的“风土”,即“对某一地方的气候、气象、地质、地力、地形、景观等的总称”,而且,同时关联着人文性的风土,如“我们可以在文艺、美术、宗教、风俗等所有人类生活的表现中找出风土的现象”。[③]

  

   语言、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等等,都可以纳入人文风土的范畴,成为地方性的构成要素。地方性的最大化形式以及最高表现,并不是自然地理的区域分化,也不是政治国家之不同类型,而是将不同文化、不同政治国家与不同地理区域、乃至不同历史传统等等整合到一体性之中作为认同、凝集与归属之最大形式的“文明”。

  

   比较历史学家马修·梅尔科(Matthew Melko)认为,“文明是巨大而庞杂的文化,常常凭借着对环境的控制包括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及动物的驯养”,“通常文明融合了多种的文化及语言。但是文明从来都不会无限地扩张,文明不仅可以从其构成部分的文化中区分出来,而且也能和其他文明区分开来”,“当汤因比把文明描述成‘包含但不为他者所包含的’习惯和规范时,他对文明既融合又独立的特性进行了总结”。[④]

  

   文明不仅包含了文化的主观方面,而且也同样包含了文化客观的表现与建制化形态。文明虽然总是在生成变化,总是在与其他文明体的接触与交流中消化对方,但一旦这种消化成功它又总能持续地维护它之所以是其自身的核心。通过文明而形成的秩序形式与意义形式,构成对人及其社会的最高分类,不管是自觉还是自发,人对自己的界定,对世界的理解,都受到文明的影响。

  

   哲学作为一种人文现象,作为文明的构成部分,无论是指向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指向智慧与真理的探寻,它都具有以下两个向度:一方面具有指向超越特定地方的世界性,但另一方面又根植于地方性之中,也即受到风土性的激发与制约。

  

   一种哲学,总是在某种文明体的土壤中生长出来,譬如柏拉图与老子的哲学,分别在古希腊文明与中国三代文明的脉络里发生,就其哲学性格而言,无法剥离各自所在文明体的历史与传统而加以理解。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等等无不构成苏格拉底哲学的土壤,而古希腊城邦生活及其秩序,既构成苏格拉底思考的中心,也“规定”了其思考的方式;三代终结尤其是周文疲敝、礼坏乐崩,直接激发了老子的哲思,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着《老子》的思问方式。

  

   “东西方哲学”中的“东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限定词,并非因为它们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传达着文明的不同类型;文明的核心是生活方式,后者展开在语言、饮食、衣服、建筑、书写、交际、体制等等生活世界的各个具体层面——文明的这些方面可以相通但却彼此不同,正是这些诸多的不同影响了哲学的形态。

  

   哲学的多元形态并不是后起的,而是原发性的——并不是首先有了一个普遍同一的哲学,而后在东西方文明中才有各自的具体表现和应用,而是从不同的文明脉络中,与文明自身的成长一道,历史地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哲学。事实上,无论是雅斯贝尔斯等所谓“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还是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谓的从人类早期的宇宙论秩序中实现的“存在的飞跃”(leap in being),即超验价值与现实秩序的分离,都是在几大主要文明体之中各自分别发生,其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互影响。

  

   古希腊、中国、印度、希伯来等等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突破形式或飞跃形态,不同的哲学形态的成立可以追溯到此。至于那种将哲学视为古希腊的发明与特产而中国没有哲学的观念,只是基于古希腊传统的地方性视角而展开对哲学的观看,而后将其观看投射到“中国哲学”形成的结果;或者说,古希腊文明中生成的“哲学”形态及其观念普遍化之后,被视为哲学的样板,以此样板再去理解中国哲学而后产生的错觉。

  

   即便是那种所谓在东西方等之上或之外并无文明归属的“普遍哲学”,也只是某种形态的哲学普遍化之后而被构想与实践着的哲学,而其他的哲学日渐被这种形态的哲学同化而已;正如脱离各个地方性语言的“世界语”当然可以被人为地建构起来,但却不太可能在现实中获得世界性,[⑤]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世界语,其实不过是某种特定的地方性语言的普遍化,如今日不是那种人造的“世界语”,而是英语,构成了实质上的“世界语”。

  

   同理,哲学,从其出生就有多元性的不同形态,而哲学的不同形态植根于哲学的地方性,它在地方性的文明体中孕育、成长,并且映射着这个文明体的精神气质,越是放大时空视野,越是能够体会到哲学与文明体之间的难以分割的关联;而那种完全隔离乃至弃绝哲学与文明关系的看法只是一种抽象。

  

   哲学与文明体的关联在于,不仅具体的哲学总是面对具体的文明所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感染了该文明体历史地形成的审视问题的方式;不仅具体的哲学分享该文明体的精神气质,而且该文明体对于此一哲学的性质与形态具有构成性的影响力。

  

   汤因比、斯宾格勒等所总结的文明类型学(对斯宾格勒而言是文化类型学),其实可以与哲学的形态学之间建立连接。多元文明的世界,具有多元的哲学。正是不同类型的多元哲学景观,丰富了哲学的内涵;正是不同文明类型的存在,充实了哲学的多元形态。

  

   在一个文明系统内,哲学与文明的其他要素之间存在着某种“互文性”的关联,弗朗西斯科?朱利安(Fran?ois Jullien)在古希腊的裸体雕刻艺术中发现的是古希腊哲学对本质的追寻,而在中国画中发现的是《老子》大象无形的哲学思想;王夫之在《诗经?葛覃》中发现了本原之道在主体那里的产生的条件——“余”(余心、余力、余情);唐君毅在中国的园林建筑隔窗相望的现象中看到的是道之圆转流通……一个文明体或文明系统意味着一种文化意识的宇宙,它的各个要素(哲学也是这样一种要素)彼此映现、相即相入,既在自身之内,又在他者之中。

  

   文明论的哲学并不具有人为的封畛边界,也并不居留于抽象的思想与观念中,而是进入生活世界,道成肉身,化为生命人格;进入现行体制,构成伦理实体——伦常;甚至可以寓居于文明体的所有其他构成要素之中,作为后者的一部分而与之共在。中国古典哲学与中国诗、中国画、书法、古琴、围棋、中医、太极拳等等一样,都可视为中国文明的“现象”,这些“现象”之间相互交织、彼此互文、相即相入,因而可以构成交互理解、升华的媒介——通过其中一者的体验可以提升对另一者的理解。

  

这种与文明的其他现象在交织叠构中生成的哲学,可能比那种纯而又纯、逐渐脱离文明的其他现象而回归哲学本身的“纯粹哲学”更具有原初性。事实上,文明体的历史、现实与问题往往深深地嵌入、渗透在哲学家的哲学中,成为哲学思考展开的并非透明的深层背景。例如,弗兰兹?罗森茨维格、瓦尔特?本雅明、格尔绍?肖勒姆的哲学就无法脱离十九世纪后期与二十世纪前期西方文明(更精确地说是欧洲文明)的危机性状况来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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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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