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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贞 赵世瑜: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

更新时间:2019-07-20 22:27:22
作者: 杜正贞   赵世瑜  
阳城东北部的白巷里原名黑松沟,因为居民冶铁致富,砍光松树修房屋,所以改名白巷里。又因为上、中、下三庄连成一片,白天铁炉相望,夜间火光烛天,人称火龙沟。[19](p60) 明正德七年(1512年),刘六、刘七的军队“至阳城东白巷等村,民以铁锅排列衢巷,登屋用瓦击之,贼不能入,引去”[20](p1178)。白巷里东面的润城镇原名老槐树,后来因为铁业兴旺而改称铁冶镇,最后因为要振作文风,在明代万历年间才取名为现在的润城。筑于晚明的润城砥洎城,城墙内壁用成千上万个炼铁的坩埚砌成,所以又称坩埚城。这里大量出产的铁器大都是通过泽潞商人运销外地的。

   在明代中期的记载中,铁和盐已成为泽潞商人最重要的两种商品。万历《泽州府志》中说:“州介万山中,枉得泽名,田故无多,虽丰年人日食不足二甫。高赀贾人,冶铸盐荚,曾不名尺寸田。”[4](李维桢序,p5~6) 尤其是本地出产的铁与河东盐池出产的盐之间的贸易,是泽潞商人获利最多的经营之一。天顺四年(1460年)十一月,朝廷曾定河东纳铁中盐之法。巡抚山西都御史马文升奏请,“陕西都司所属四十卫所岁造军器用熟铁三十一万四千余斤,又各边不时奏乞补造,动取一二十万,俱派取民间,多毁农器充纳,深为民害。访得山西阳城县产铁甚贱,而河东盐不费煎熬,往年泽州人每以铁一百斤,至曲沃县易盐二百斤,以此陕西铁价稍贱,因添设巡盐御史,私盐不行,熟铁愈贵,乞以盐课五十万引,中铁五百万斤,俱于安邑县上纳,运至藩库收贮支销。诏从之”[21](卷二○,p42~43)。这段材料说明,从明初开始,在泽州和晋南各县之间,就有频繁、大量的以铁换盐的私盐贸易。天顺年间,国家为解决陕西各卫所的用铁,同时也是为了杜绝私盐的买卖,而制定出以铁中盐的方法。天顺五年,陕西总兵奏请从阳城运10万斤铁至陕西,以后每年运5万斤于曲沃县,由陕西布政司派人领取,储库备用。[22](p6774)后成化九年(1473年)又奏请“以盐课五十万引,令阳城中铁五百万斤,于安邑县上纳,由陕西布政司运库收贮支用”[23](p2352~2353)。这种因为官府需要而举行的以铁中盐看起来是临时性的措施,但却反映出在两地之间长期存在的盐铁贸易,而且我们相信私人间的盐铁贸易也不会因为国家以铁中盐的措施而被消灭。太行山间的小道即为这种贸易提供了快捷方式,官方称这些道路为“人迹仅通,盐枭出没、磺匪窜伏之所”[24](卷三,p15)。

   在明代,泽潞一些著名的大商人都是通过盐铁贸易发家的。明末阳城王重新专门经营长芦盐和阳城铁货之间的贸易,“七岁而孤,年十四即挈父遗橐行贾长芦、天津间,附拾仰取,不数载遂至不訾。因不复身贾,其所用人无虑千数百指,皆谨奉诫无敢欺,所著《货殖则训》甚具”[7](p237)。明末高平唐安里人冯春“弃书综米盐布帛之事,公饶心计,权子母,征贵贱,仍遣鬻盐铁于瀛沧之间,不数载赀渐裕”[25](卷三,p23)。南方淮扬地区亦有泽潞商人的身影。“山西泽州李君藁商于扬……李君事鹾此邦有年”[26](卷八《重修司徒庙记》)。但到清代,泽潞商人在食盐贸易中的地位迅速被徽商超越,日益走向边缘化。沁水端氏镇贾氏先人“以世营盐业居金陵,称大贾,后值业务疲滞,始迁安徽怀远属之岱山铺,置田产,颇营他业,再迁河南睢州,营业盖日就衰落矣”[27](p1)。他们的命运,见证了最后一批泽州盐商的衰落,即他们从当时盐业贸易的中心地区一步一步向北方家乡撤退的过程。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清中期以后大量的碑刻材料中看到,泽潞商人的商号大都集中在河南、河北的市镇中,有关盐业贸易的记载也日益稀少。

   泽潞地区另一种重要商品是丝绸。在明代闻名全国的潞绸主要出产于潞州的长治县和泽州的高平县。顺治《潞安府志》记载:

   至于绸,在昔殷盛时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彼时物力全盛,海内殷富,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行于外夷,号称利薮。其机则九千余张,分为六班七十二号,即间有尺符征取,如捐碎壁[璧]于宝山,分零几于瑶海,易易耳。乃兵火凶荒,机户零落殆尽,明末尚有二千余张。至国朝止存三百有奇,截长补短分为十五号,内尚拼牙行一号,丝行一号,净止十三号耳。况百物凋耗,丝价几倍于当年,工料俱踊,价既不能增,则为者何利,不得不减料,遂渐趋于薄恶,堆积难售,货死于市,名随机转,欲徙业而不能,赔累均摊不因贫而少减,以三百之机而抵九千之役,以十三号之力而支七十二号之行。如两砖相磨而薄者先穴,又如井浅汲繁涸可立待。嗟呼,皮骨仅存,何堪悉索敝赋;鹑衣百结,岂能锦上添花。讵惟地方之忧,且为有司之累矣。[5](卷一,p15~16)

   这段材料先是描述了晚明以前地方丝绸生产的繁荣景象,继而说明了由于战乱的原因,地方丝织业遭到破坏而无法恢复,至清初凋敝已极的状况。明代潞绸是泽潞商人主要行销的货物之一。在全国各地的大商埠中几乎都设有潞州绸铺和泽州帕铺,例如在宣化府“潞州绸铺,泽州帕铺各行交易,贾争居之”[28](卷一五五《宣化府部·宣化风俗考》)。但显然在明末清初,泽潞丝绸的生产和贸易都遭到很大的打击。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在地方志中多有因为官府、皇室征缴导致丝织业凋敝的记载:“皇?互市丝绢之累已成民患,年输岁给,未有底止,环观杼轴,十且九空矣。”[25](卷一,p19) 但是从上述文献来看,在明中叶丝绸生产的极盛时期,国家的征需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并不能对整个丝绸产生影响。只是在当地丝织业开始衰落以后,官府和机户之间的矛盾才开始出现。到了顺治十七年,当地甚至出现了“织绸机户焚机罢市”的骚乱。[8](卷八,p40) 明末清初的战乱也许不仅破坏了织机,同时也毁掉了大量的桑树。在明代文献中,泽潞地区还是一个生产桑蚕的地区,“明洪武初潞州桑八万株,至宏[弘]治时九万株有余”[8](卷八,p50)。这或许是洪武年间劝导农民开垦植桑的农业恢复政策的效果。 明朝诗人常伦《沁水道中》诗曰:“处处人家蚕事忙,盈盈秦女把新桑。黄金未遂秋卿意,骏马骄嘶官道旁。”[20](p1079) 描写的也是沁水蚕丝生产的田园风光。但到清初的文献中,泽潞居然被说成是不产桑茧的地区,“山邑不出桑茧,丝线取给山东和南北直等处”[8](卷八,p40)。 本地蚕丝产量剧减,依赖外地的输入,这大大提高了丝绸业的成本,也是导致清代以后潞绸生产衰退的重要原因。乾隆年间的《晋政辑要》中记载,新疆大臣向朝廷建议从山陕等地买办绸缎,但是山西省以“凤台、高平、长治等三县地方产丝均属有限,货行不广”为由,只答应每年办一百匹。[29](p70~73) 由此可知,明清之际的战乱对于泽潞丝绸生产的破坏在清代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正因为明代泽潞商人致富所依靠的是铁盐贸易和本地出产的丝绸,而清代以后,开中法早已不行,食盐贸易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这对泽潞商人的影响很大。同一时期,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崛起,成为晋商的主流,泽潞商人的活动遂湮没于前者的巨大光环之下,不为后人所注意。但事实上,清代泽潞地区外出经商者并不比明代为少,他们在铁器、典当、粮食、绸布、铜器制作等行业中都有经营,尤其是民用铁器的产销甚至超过了明代的规模。

   与明代以生铁和铁锅为主要产品的情况不同,清代泽潞地区的铁制品种类繁多,并以民用铁器为主。阳城“近县二十余里,山皆出矿,设炉熔造,冶人甚伙,又有铸为器者,外贩不绝”[30](卷五,p1)。清代泽州的另一个制铁业中心是凤台大阳镇,这里出产的铁针行销全国。近代德国人李希霍芬在实地考察后说:“在欧洲的进口货尚未侵入以前,是有几亿人从凤台县取得铁的供应的……大阳(凤台大阳镇)的针供应着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运销中亚一带。”[31](p178) 河南清化镇是明清时期晋东南铁器的集散中心。明王世贞《适晋纪行》中记载他从河南经太行山入山西的行程,其中就说:“出修武,发宁郭驿,三十里抵清化镇,山西冶器之集焉。”[32](p6) 从清化往北就是太行山,经碗子城、星轺驿至泽州,再北上过潞安直通太原,这正是明代的驿道,也是泽潞铁器输出至河南的商道。明清时期泽潞商人贩运铁器的另一条商路就是经过潞安府北上至大同以及长城以外的地区,《明孝宗实录》弘治十四年八月壬申条中记,大同十一州县使用的铁器和耕具,皆由商人从潞州贩运来。[33](p116)

   泽潞地区的制铁业和铁器贸易一直到清末还维持了一定的规模,以凤台西南部为例,光绪大饥荒以后,时人回忆清中期地方的状况:“昔也,铁冶遍于西南,岁人白金数十万”,“万金之家遍于各里,夙称巨富者十余户”。[34](《叙》,p6) 在光绪初年的旱灾中,对于制铁业的救助,成为当地官府在灾荒中赈济的重点。“凤民以铁炭为生涯,丰年亦利赖于力作,岁既不收,铁货尤滞,穷民失业,饿毙亦多。县令赖昌期请于宫保曾诚毅伯(曾国荃,时为山西巡抚),借拨银二万两,散给铁炉炭窑,令其兴作以养工匠。”[34](卷一,p3) 据统计, 在鸦片战争前凤台全县有生铁炉1000多座、熟铁炉100多座、铸铁炉400多座。[35](丙,p171~172) 民国18年(1929年),阳城共有铁货炉166个,年产1499万斤。[35](乙,p470) 至1937年“晋省锅鼎铁货之集中产地,首推晋城、长治、阳城。阳城以铁货业发达甚早,全县共有作坊49家”[35](乙,p470)。这些还都是清末受到洋铁冲击、泽州铁业衰落以后的情况,而此前靠制铁业和铁器贸易为生的人应该更多。

   清代泽潞与相邻的太行山东麓豫北各府县之间“煤铁换米面”的贸易也取代了明朝的盐铁贸易,成为泽潞商人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由于泽潞地区人口众多、土地贫瘠而稀少。且相当多的人以从事煤铁业、商业为生,这使当地出产的粮食远不敷当地民众的需求;而一山之隔的河南怀庆府,一马平川,土壤肥沃,是著名的米粮川,这就使太行山两侧的地区出现了互易有无的贸易需要,“太行片石,带土无多,麦菽瓜壶,半仰给河内”[20](p99)。“陵邑土瘠食艰,河南田肥地阔,往来贸易,时通有无”[16](卷三七,p52)。泽潞各县丰富的煤、铁矿藏和悠久的开采历史为这种交易提供了条件,所谓“其输中州者,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20](p100)。“煤铁换米面”这种必需的、长期稳定的交换关系,维持了两地间道路的畅通,也扩展了两地间各方面的交流。在阳城流传着“晋豫筑路结良缘”的故事,说的是明代阳城和济源两家结亲,但苦于娶亲道路艰险,两家用嫁妆和彩礼钱修起了一条两县之间的通道,也便利了商贾的通行。[36](p436~439) 在泽潞地区关于晋豫两地民间修路的类似记载和传说颇多,它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地间频繁而多方位的互动关系。

   晋东南和豫西北两地间商业的交流也促进了区域间的整合,这甚至表现在两地民众信仰的同一性上。这两个地区共同拥有析城山的成汤、王屋山的济渎以及崦山白龙等地区性的信仰。民间信仰沿商路传播的情形在阳城和济源的黄龙信仰中也可以看到。据传说,黄龙的祖籍在河南济源市水运庄,原是一名水官,由于他一心为民,多行善事,受老百姓的爱戴,后人为纪念他,就修了黄龙庙。随着时间的推移,黄龙就由一名水官神话为一位雨神。在阳城与河南济源接壤的三窑就有一座建于乾隆年间的黄龙庙。对于黄龙的信仰,沿着阳城与济源之间的通衢大道北上:县城南十几公里的抬头乡、县城南5里的黄龙山、一直到阳城南关,都有对黄龙的祭祀。每年夏季天旱,两地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会头顶柳条,手捧贡品,敲锣打鼓,成群结队到三窑的黄龙庙祈雨,尤其以河南济源水运庄的祈雨队伍最为隆重。抬头乡和黄龙山每年的庙会活动也是地方物资交流的大会。[37](p83)

地理环境的相通、物产上的互补、商业贸易的交流以及信仰风俗上的趋同性,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得晋东南—豫西北地区之间交流频繁,这也强化了这一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整合。相反,泽潞与山西其他地区的交流却远没有与豫西北这样密切。这也提醒我们注意“晋商”这个概念可能产生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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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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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学月刊》 2006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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