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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

——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

更新时间:2019-07-20 22:13:13
作者: 赵世瑜  
观察一个复杂多样而又变幻莫测的历史关节点;向外的走向使我们摆脱一个先设的版图空间局限,而追寻影响到明清易代或明清易代影响到的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以同样的立场去观察这个广袤空间中各个地域所发生的一切细节及其关联。我个人以为,这是一种区域社会史的解释模式。

  

   二、“不清不明”:易代时期的失序与地方的利用

  

   司徒琳在其《南明史》中开篇即问:“明王朝终于何时?”随后她答道:“严格地说,1644年并非明亡清兴的分界线。”虽然出于中国通史叙事的方便,我们通常把1644年视为明朝灭亡和清朝建立的年代,但在清占领区以外的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在需要纪年之处继续书写南明政权的年号。事实上,南明和南宋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前者与清对峙的时间没有后者与金、蒙对峙的时间那么长。甚至清人也未必认同1644年的标志性意义,因为“清”的正式建立是在这八年前。无论如何,这都是从王朝正统性追求的体现。

   陈春声在《从“倭乱”到“迁海”》一文中把明清易代置于潮州地方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考察(15),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潮州经历了政区的重新划分、聚落形态发生变化、乡村组织重新整合、户籍与赋役制度变化和地方文化传统重塑等过程,因此在这一时期地方动乱频仍,而到清初迁界之后,明末以来的地方军事化特征被消除,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在这一地区的社会动乱中,除了从晚明以来的“民”“盗”部分甚至亦“民”亦“盗”的混乱局面外,清初的南明、清、郑成功以及地方武装的混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不断改换身份,“城头变幻大王旗”,构成了这里长期“不清不明”的局面。因此,在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进军潮州黄岗时,“潮属不清不明,土豪拥据,自相残并,粮课多不入官”。(16)

   所谓“不清不明”,不仅意味着易代时期许多地区“朝秦暮楚”,或者自立为王,而且意味着没有一个超强的权威对各个地区行使统一的政令,因此许多地区不仅可能政出多门,而且可能有不同的势力乘机攫取自己的利益,或试图改变原有的力量对比和差序格局。“不清不明”甚至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现,更是一种集体心态,即许多地方没有形成对南明政权或者清政权的认同。无论某个地方或某种力量是否奉了南明的或清的年号,都不等于他们真正认同后者的统治。

   这种情况在与潮州相邻的福建很常见。顺治九年(1652年),宁化士绅李世熊对清初福建全省的社会动荡进行了概括:

   吾乡兵端见于乙酉、丙戌,而后义旗波沸,多以义名而行盗实。他不论,论其迩者。吾闽如福宁州、兴、泉、漳,则缙绅反正;建宁府、永安、沙县、将乐、顺昌,则宗室称王;大田、尤溪、武平、永定,则推立乡豪。连城则拥戴故令,建宁则降属建武。至于千室百户之乡,处处揭竿,成奉明朔。(17)

   以上这些地区,或在闽南沿海,或在闽西与赣、粤三省交界的区域,或与浙南山区接壤,都是福建的边缘地区,自明代以来就经常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明清易代之后,原有的统治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虽然南明政权在这一地区此兴彼伏,赋予这种动荡新的特征,但并未改变这些动荡的实质。这些不同的地方势力虽然打出“复明”的旗号,但往往名不符实。

   这样的情形在行政边区和多族群分布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这就需要在区域社会史的脉络中才能得到理解。

   熟悉清初史事者都知道,从顺治四年始,直至“三藩之乱”期间,湖南、江西、福建、两广陷于长期的拉锯,这实在与明中叶以来这些地区的开发与社会变动直接相关。我们可仅以一个很小的区域为例:

   看得粤东山寇,界连三省,奸集五方,其倚负则层峦叠嶂,其号召则蚁聚蜂屯。自祖宗朝来,屡见告警,朝廷亦频加挞伐;载典故中,班班可考。即如崇祯四年正月内,渠魁陈万据九连山以立寨,逆首钟凌秀据铜鼓嶂以为巢,一时声势,互相倚角,党羽数万,成群叛乱之状,不可向迩。

   所谓“粤东山寇”,就是指潮州的兴宁与闽西、赣南交界山区中脱离朝廷管辖的人群,他们早先通常被称为瑶和畲,后来汉化之后称自己的语言为客家方言。明初编户,“县在洪武己酉复立,凡四十余都。既而江西安远贼周三官作乱,攻破县治,居民窜徙。继以大兵平荡,炊汲殆尽,仅存户二十余,编为二图,寄附长乐。……后渐垦辟,复于一都内拆置三图,六都拆其赢,益以猺人、蜑人之有税者,置为二图,遂为编户七里”(18)。而大量没有被编户的、不纳税的“猺人、蜑人”,往往就被称为“贼盗”。按祝允明对“猺”和“畲”的解释,“猺人之属颇多,大抵聚处山林,斫树为輋(畲)”。(19)“弘治癸亥,流猺作乱,据大望山。其魁彭锦,分据大信,上、下畲”,因此“畲”就是木棚,引申为山中的“棚民”,也就是瑶。崇祯时起事的首领钟凌秀即为兴宁石窟人,“石窟都为贼所丛生之区,兵集而息,兵退而萌。盖该都乃平远与地之半,其人以贼为俗,而程乡之廖坡、蓝坊,亦渐染其俗,并不以贼为讳。其出也有祖饯,其归也必捆载;以其赀纳结强有力者,钱神无所不通,数千之贼立办”。

   江西接壤地方“虔南一块土,跨四省,逼九连,山寇出没,时为地方之忧”(20)。宋代这里就以多盗著称,做过江西处置使的李纲说,“虔州地险民贫,风俗犷悍,居无事时,群出持兵,私贩为业”(21)。而当时的“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广南三路界首设立寨栅,为三窟之计”(22)。这三省交界地区的族群特点和生机模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土客冲突十分频仍。钟凌秀所部进入赣南后,也在赣州、南安境内流动。因此,明政府专设南赣巡抚以管理这个无序的区域,王阳明便在这里设立十家牌法,推行南赣乡约,教化民众。明清易代给新一轮人口流动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也引起了频繁的社会动荡,为了在土客冲突中获得资源占有的优势,学校、科举和宗族建设成为双方的有效手段。就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在文献中被称为“猺”、“獞”、“畲”的人群,完成了他们向可以溯源于中原的客家族群的转变。

   与这一地区相距不远的广东连州、广西平乐与湖南永州南部交界地区,差不多是同一类情况。在这一时期的记载中,经常可以看到,“辰、卢二县又报,姚启虞纠合苗众数千”;“永州所辖八州、县,逆贼曹志建等伙合土猺肆虐。……衡郡原连猺峒,尤为贼窟”;(23)“时诸逆窜入永卫,为患肘腋,加以诸苗煽动,蔓引株连”(24)。辰溪、卢溪两县都在湘西,属辰州府;永卫即永宁卫,属岳州府,同样地近湘西,都是苗人聚居的地区。永州与衡州都在湘南,与两广交界,山区中也存在许多瑶人。湘西与四川、贵州两省交界处,设有大量土司,明廷也在这些地区设立大量卫所,通过双重管理的方式对这些多族群的地区加以控制。湖南与两广交界地区虽然没有土司机构设置,但因同样具有大批无籍之徒,所以除在永州设宁远卫以外,还设立了许多千户所,如“征虏前将军指挥佥事胡冕等言,郴、桂二州数被猺贼剽掠,其蓝山等县,芭篱、召募等处,山谷深邃,乃贼出入之地,宜设二千户所,分兵屯守,庶田无荒闲,民获安业。从之”。(25)

   在上述蓝山县,有民户、瑶户、屯户之分,“是多土著,输籍者少”。在明洪武时编为二十五里,到天顺间“以苗寇故,减为十五里”。其后略有增加,但到顺治初又减为十四里。这其中屯户九所八户(八户即八姓之意),“初,九所原系屯户,诸买民田,率寄粮民家,不能自立。厥后生齿日繁,人才日竞,得请立户口,号兴宁一,朋归西隅十甲,盖在清康熙间乃易屯为民”。这些屯户,就是明初所设两千户所之一宁溪所的军户,源自“洪武二十三年杜回子以元末余丑,作祟楚尾。时余祖辈领江南各卫所军调赴征剿,大军屯南平,进据宁溪。……为田六十顷有奇,为粮二百石有奇。……及于中叶,族姓蕃昌,虽置民田,实属寄庄。迄国朝有拆卫散军之旨,诸户流离,仅余数姓”。剩余的八姓明朝军户在清康熙时申请改变军户身份为民户。以上说明,在清初,原来的军户处在极不安定的状态。

   瑶户又称锦田仓户,“谓之仓者,以完粮也”,这部分“本色徭粮米,原属江华征收,因路远维艰,于顺治间拨归蓝山输纳”。之所以冠名“锦田”,是因为明初在这里设有锦田千户所,这些瑶户就是处在锦田所的监管之下。“然此为下山徭户,纳粮不当差役。别有高山过山徭,如高良、紫良、大鼓、荆竹等源,以山为利,居处靡常。”(26) 顶着“锦田仓”的户名纳税的瑶户,属于在山外丘陵地带以农业为生的瑶人,虽然编入户籍,但仍与民户有所区别,所谓“纳粮不当差役”。当地又将“徭疆”分为东瑶和西瑶,以所居地域划分,不同群体又分为东山瑶、西山瑶、平地瑶(即下山瑶)、高山瑶,和“由广东八排诸洞及自他县来者”的过山瑶。大部分瑶人,如成为“高山瑶”或“过山瑶”的族群,仍然靠山吃山,属无籍之徒,常被官府视为盗寇,至民国时还被视为“勇悍好斗,近以匪故”。

   在这一带瑶人地区,长期流传一份《过山榜》:“南京平,王敕下古榜文一道,牒落天下一十三省,各治山头徭人收执为凭。先置徭人,后置朝廷。眼见王法,如法不遵者,母死不孝丧服。杀牛不告判,养猪不杀留。长调踏盘古大皇子孙万代平安。管山契管山,水契管水,有底处开田,除包王税,眼见王税遗纳朝廷,九坋岗山无粮地,赶中不上,打马不行,捕水不上,三尺之地,系是良徭祖业。如有不遵王法,倘入徭山科派钱粮等件,百般不许扰害良徭。”(27) 从内容看,这应是明初朝廷优待瑶人的做法,反映了这里的瑶人拒绝朝廷管辖的态度。在地方史籍中,自宋代以来,这里的瑶、苗不断起事,同时还有矿丁、“砂贼”等参与。明嘉靖年间有民户“冒籍徭户”占田340亩,与另五姓人家发生纠纷,到崇祯时前者“勾结徭寇”,围攻五姓,死伤多人,后被官府镇压。(28) 瑶户不派徭役,徭役就都会压在民户身上,瑶人与民户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顺治十年(1653年),清军进入广西。七月,李定国挥师进攻桂林未果,但清军一时也未能深入广西腹地,“粤西连界边鄙,素称猺蛮之地,人心叵测。自去岁李定国祸乱以来,曩者倚伏之奸俱从中起,处处揭竿。……巨寇李定国见屯修荔,占民田禾,调集土贼。修荔去桂林不过二百里,日目窥伺。……粤西止开复桂林—府城,所属二州七县,仅有临桂附廓一县并灵川、兴安、全州三州县,余皆见贼占踞,非我所有”。(29) 清朝官员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平乐府的富川县号称“山国”,距离桂林只有二百多里,但距湖南南部和广东西北的瑶人聚居区更为接近。明初,富川设三乡五都,弘治再增两都,到清初,都以下“近县以团分,上、下九都以排分别,八都、一六都、新都以寨纪,其零星村落附之猺源”。这种设置,就是因为“国初一十余年间,邑令寄治无常,流寇冲斥,孤村难保,是以于附城相连村寨,结为团堡,守望相助”。据说以往县官在每年冬天要在附近的蒙家岭宴会民众,“虽假耀武以惊猺獞,实申禁令以戢戎心”。(30) 直到康熙年间,“八都地方,猺人不法,岁多仇杀;探丸御货,整齐难施”,甚至“行劫楚省”。(31) 说明这一带地区一直让地方官员高度警惕。

顺治十二年(1655年)九月,“探得猺贼数千,聚城会众,要来劫抢,二五都各处村寨百姓,惊惶逃避。又据差役杨正侦探回报,自昭平副将营兵马撤回。其钟山镇附近下九团暨擎田五洞龙井各寨猺贼,约有三四千,即将钟山镇营房一百余间烧毁,镇堡四门打坏落水,城垛俱拆平。又将附近钟山投诚观岩、水岩、石墙数寨男妇拏去。又统贼围困马山。又行劫昭平二五都高寨,顺民纷纷奔窜。……富川一隅,久为贼孽盘踞;又有伪逆朱盛浓等煽惑猺獞,负固狂逞,毒流楚粤”。十月,清兵开始对其大规模征剿,“谷塘、下井、千长、盘文、星猺、老廖、明月等九排四十一户,俱闻风归顺”;“月塘、涌泉、长广诸寨户老,各具甘结,愿保宝剑寨,永不做贼”。(32) 对这种情形,当地士绅认为,是邻省的“江、永不轨之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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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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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0年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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