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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公力合作模式

更新时间:2019-07-19 23:13:14
作者: 陈瑞华 (进入专栏)  
检察官既然主要就量刑问题听取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意见,就需要确定一个量刑优惠的大体幅度。换言之,在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下,检察官需要给予其多大程度的量刑减让,才能促使其接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而不会在法庭审理中出现“反悔”的情况,这可能是量刑协商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将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定量刑情节,但没有为检察官的量刑减让确定具体的幅度,而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也只是将被告人认罪悔罪作为一种从轻量刑情节,也没有为被告人“认罪认罚”确立具体的减刑比例。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在进行改革试点过程中,确立了一种“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试图为检察官的量刑减让确定可操作的幅度或比例。

   所谓“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是指改革试点法院根据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诉讼阶段,确定程度不同的量刑优惠比例。原则上,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检察官可给予最大比例的量刑优惠;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选择认罪认罚的,检察官所给予的量刑减让比例会有所降低;被告人在法庭审理中认罪认罚的,检察官所承诺的量刑优惠幅度最低。这种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的确立,主要目的在于吸引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尽早认罪,使其在量刑协商中获得不同比例的优惠和奖励。

   例如,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法院就创立了“321”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贯彻“认罪阶段不同,减少的刑罚量不同;认罪越早,从宽幅度越大”的量刑指导思想。具体而言,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认罪的,法院最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的,法院最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在审判阶段认罪的,法院最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被告人认罪后又翻供的,不得从宽处罚。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认罪的,可以其最后认罪的阶段来确定从宽幅度。

   又如,山东省济南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过程中,也推出了“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法院最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5%;审查起诉阶段认罪的,法院最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5%;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法院的减刑幅度最高可达15%。

   既然法院根据认罪认罚发生的不同诉讼阶段来确定最高的减刑比例,那么,检察官在量刑协商中就只能在这些比例之下来提出量刑优惠的幅度,并按照这一优惠幅度来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这种阶梯式从宽处理机制的运行,使得量刑优惠的幅度具有很大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对于选择认罪认罚的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一定的奖励作用;对于那些在是否认罪认罚方面犹豫未决的嫌疑人、被告人,则产生一定的激励效果。

   (四)值班律师的参与

   在大多数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中,嫌疑人在审判前都不会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而这些案件又通常不符合指定辩护的适用条件。为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确保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我国率先在认罪认罚制度改革试点中确立了值班律师制度,2018年《刑事诉讼法》将此制度正式确立下来。

   根据这一制度,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法院、检察院和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对于那些没有委托辩护人,也不符合指定辩护条件的嫌疑人、被告人,值班律师可以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以及提出案件处理意见等法律帮助。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办案机关和看守所要为在押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根据书本法律的规定,值班律师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参与量刑协商过程。原则上,检察官在审查起诉中应当讯问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检察官应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就犯罪事实、罪名、法律适用、从宽处罚以及适用程序等问题发表的意见。在向检察官发表意见时,值班律师就可以根据量刑指导意见和阶梯式从宽量刑规则,向检察官提出从宽量刑的意见。在听取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意见的基础上,检察官形成初步的量刑方案,并将其写入认罪认罚具结书之中。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见证下,嫌疑人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优惠方案予以认可的,就可以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需要将记载上述量刑优惠方案的具结书和量刑建议书一并提交法院。至此,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可见,值班律师对刑事诉讼的参与与量刑协商过程保持了大体一致。在认罪认罚具结书签署以后,值班律师就不再参与后面的诉讼活动。在审判阶段,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或者被指定律师进行辩护的,辩护人可以继续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假如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也不符合指定辩护适用条件的,他也得不到值班律师的帮助,而只能进行自行辩护了。

   当然,在一些地方的改革试点中,也有突破法律规定进行制度探索的情况。例如,在福建一些地方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值班律师被赋予了阅卷权和会见在押嫌疑人的权利,以此保障其有效提供法律帮助的能力。根据福建省福清市出台的刑事速裁程序值班律师参与量刑协商的办法,值班律师享有阅卷权,在直接听取嫌疑人意见的基础上,与检察官就刑罚种类、刑期、认罪认罚幅度以及刑罚执行方式等进行量刑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检察机关就按照协商结果提出量刑建议。在量刑协商过程中,值班律师不仅可以参与协商过程,还可以为嫌疑人争取更为宽大的处理方案。以下就是一个值班律师参与量刑协商的案例:在被告人林某危险驾驶一案中,被告人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公诉人阅卷后,认为可以适用速裁程序,根据排班表提前一天通知援助值班律师提前阅卷及会见。第二天,公诉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提审,首先公诉人表明身份并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适用速裁程序的条件和法律后果等内容,接着告知审查拟认定的事实和罪名,并询问被告人的意见。被告人有顾虑并未立即表态。律师进行相关解释后询问其意见,被告人表示对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判处2-4个月拘役,宣告缓刑,并处罚金。值班律师提出对方报警后,被告人停留在现场等候民警来处理,构成自首情节,刑期应降低至1-3个月拘役。被告人认可律师的量刑建议。公诉人表示退回补充侦查。经补充侦查后,证据证明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公诉人在律师在场情况下进行二次提审,公诉人表示同意律师的意见,建议对被告人判处拘役1-3个月,宣告缓刑,并处罚金。此案以速裁程序诉至法院,法官经审理后,在量刑建议幅度内做出判决。这种赋予值班律师阅卷权并保证其积极参与量刑协商过程的做法,在实践中可能只是一种特例,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值班律师正处于全面塑造过程之中,只要给予值班律师阅卷权,给予值班律师参与量刑协商过程的机会,他们就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显然表明,即便在值班律师不具有辩护人身份的情况下,他们对量刑协商的有效参与仍然是有很大空间的。

   (五)法官的角色和作用

   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法官在法庭审理中究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通常说来,法院的审判对象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定罪问题;二是量刑问题;三是程序性争议问题。与此对应的是三种司法裁判形态,也就是定罪裁判、量刑裁判和程序性裁判。

   在定罪裁判方面,法院对于认罪认罚的被告人,通常都会作出有罪判决。在刑事速裁程序中,法院就连最基本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都予以省略了。而在简易审理程序中,法院即便保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形式,也无非是有选择地宣读案卷笔录,既不传召证人出庭作证,也不再对无争议的定罪问题进行实质性审理。可以说,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所谓的“定罪裁判”活动基本上就是流于形式的,不具有“庭审实质化”的特征。在量刑裁判方面,法院要对检察官提交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和量刑建议书进行审查。2018年《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对于检察官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除了出现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法定情形以外,一般应当采纳。而根据最高法院的统计,截止到2018年9月底,全国各地试点法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为96%以上。尽管从理论上看,法院仍然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只是其行使求刑权的一种形式,但实际上,法院对控辩双方所达成的量刑协议,一般都给予了尊重和接受。除非被告人当庭翻供,或者拒绝接受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否则,法院极少会不采纳控辩双方通过量刑协商所确定的量刑幅度。而在程序性裁判方面,被告人一旦认罪认罚,通常也不会再就回避、管辖、延期审理、证人出庭等问题提出程序上的异议,更不会提出诸如排除非法证据之类的程序性请求。这显然说明,传统的程序性争议通常不会出现在这类案件之中,法院组织程序性裁判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在认罪认罚程序中,一种新的程序性事项,也就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合法性问题,会成为法院的独立裁判对象。为避免被告人在受到强迫、欺骗、威胁等情况下,作出非自愿的认罪认罚,同时也为了避免可能的冤假错案,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立法机关,都高度重视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问题,并要求法院将其作为主要的裁判对象。具体说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问题,可以被分解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被告人认罪认罚是否出于真实的意愿;二是被告人是否了解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三是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是否是真实的、合法的和有效的,是否是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见证下作出的。

   然而,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中,法院无论是按照速裁程序进行审理,还是按照简易程序进行审理,都只是从形式上询问一下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问题,而极少将其作为独立的裁判对象。尤其是在刑事速裁程序中,在长则十几分钟、短则三五分钟的快速庭审中,只要被告人不当庭提出异议,法院也就不对这一问题进行任何审查。结果,有关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问题,又成为一种流于形式的裁判问题。

  

三、量刑协商制度的正当基础


   从形式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似乎只是带来刑事诉讼程序的进一步简化,使得刑事速着一种诉讼构造上的重大调整,那就是从过去的控辩双方通过对抗来推动诉讼的进程,转变为控辩双方通过合作、协商和相互妥协,来促进刑事诉讼活动的快速进行。从实质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最大突破,应当是对量刑协商机制的引入。这标志着我国法律继接受被害方与被告方的私力合作模式之后,再一次确立了一种建立在协商和妥协基础上的公力合作模式。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引入这种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对诉讼程序简化的正当性作出解释,而更需要对确立协商和妥协机制的合理性进行论证。至少,我们的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展开:一是通过引入量刑激励机制,确保司法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二是确保诉讼各方的利益得到兼顾,符合“利益兼得”的基本原理;三是确保被告人对诉讼结果的形成施加积极的影响,符合程序正义的理念。

   (一)通过量刑激励机制推动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2014年以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一直沿着两条线索向前推进:一是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推行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措施,使得刑事诉讼程序朝着公正化、正当化的目标发展;二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推行“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安排,使得刑事诉讼程序朝着简易化、快速化方向发展。上述两个改革目标看似存在着矛盾,但其实却是相互补充和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这是因为,在国家司法资源投入保持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在普通程序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会打破原有的脆弱平衡,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不足以支撑越来越繁琐、正规的刑事诉讼程序。毕竟,诸如证据裁判原则的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的实施,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推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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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论坛》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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