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世瑜:新史料与新史学:机遇与挑战——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

更新时间:2019-07-19 06:43:24
作者: 赵世瑜  
这不仅可能导致研究上的似是而非,而且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南辕北辙。其实,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恰恰是从历史实践(文献史料与实地观察)中得来的。

   只要我们打开现今的宜章县地图,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湖南宜章属郴州,地处五岭之一的骑田岭下,与广东毗邻。从地图上标明的自然景观和聚落的密度,就可以看出宜章的空间结构。结合上述方志的描述,三条主要河流(基本上是南北流向)黄岑水、章水、武水(从东到西)的流域即为宜

   章的北部,大体上是个狭长的地带。县城在这个区域内,明代的宜章千户所和守备司也在这里。在这个狭长的地带以南,是个近似长方形的凸出的地带。之所以说是“凸出”,是因为这一地带“伸入”了广东,东面是乐昌,西面是连州,南面是阳山。所以虽行政区划属于湖南,但如果取直的话,倒更像广东的地盘。这个地理特点值得研究者特别注意。

   在这个长方形的北部,即整个县域的中部,这一区域的聚落最为密集,方志材料中的黄沙堡、笆篱堡、栗源堡可以说是这一区域的三个中心,它们构成了一个倒三角形:栗源在东,黄沙在西,笆篱凸出在前(南)。从地方志、三堡留存的碑刻和族谱等资料可知,此三堡为明代周边卫所设置的三个据点,地形以山间的丘陵和小平原为主,即地方文献中的“九溪四十八峒”。换句话说,这三个堡是帝国打入南岭瑶区的三个楔子,即在相对容易控制的平地瑶居住区设置的桥头堡。从这个倒三角形的安排便可看出帝国的用意。正是由于这一设置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自明代以来的历史,因此地方志的对这里人群的概括便不再像北部那样以自然地理为标签,而以聚落景观为标签。

   与我们眼前的地图不一致的是,地方志在此处没有描述北部的莽山,即生活着“过山瑶”的地带。对比一下明代万历《郴州志》中宜章的地图,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该图把县城绘于中心略为偏北,三堡已经几乎到了该图的最南端,而最南端画了若干山形标识,分别是辽木洞、企山、莽山和华阴山。也就是说,该图把县境南部大大压缩了,三堡已经非常边缘,南部山区更不被视为有人居住的地区。这种认识虽然并不正确,但一直到民国时期的方志中,对这里依然缺载。但也正如我们所知,三堡的设置并不只是为了弹压它们所在的溪洞地区,而同时是为了防范和控制山区的瑶人。所以,我们在阅读上述材料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其中讲到什么,还要注意其中没讲到什么,以及为什么。

   上面这样的描述,在民国方志中,亦不算罕见。但就是这段话,描述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结构。以上的解释,侧重于空间结构,对于在这个空间中生活的人群,本文无法细述。但这个空间结构,却是一个历史的或时间的过程,比如到了明代,“三堡”才开始存在,经历了两三百年复杂的人群互动的过程,才变成人们不得不重视的区域,民国的县志才把它们视为表述人群的重要标识,于是在宜章的地理空间中,这一区域才有一席之地。但即使到了民国,南部山区却依旧不见于史,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终将其视为宜章空间结构中的第三个板块。由此,一个地理空间被还原为一个历史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客观的动力,也有主观的因素,不仅一个县如此,一个流域、一个国家乃至更大的区域,均是如此。区域社会史或历史人类学所要做的,便是寻找造就这个空间结构之历史过程的各种动力和因素。

   例三,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

   乙酉,知溧阳县李思模以苍头潘茂为城守。……有彭氏仆潘茂者,素鸮恶市井,狗屠辈悉聚食于其家,而彭氏主人又纵之为爪牙,前县尹金和欲置之死地,赂邑宦陈献策得释。闻南中陷,遂与其党史老柱、史德升……聚众连结,思欲为乱。思模乃集乡绅陈献策、宋劼、周鼎昌等图之,竟以茂为城守甲长。献策置酒,要结群聚,劼以白布百匹、银杯一对慰赠之。城中于是浸浸哄矣!

   珍,茂弟也。茂与珍欲谋叛其主,遂倡为削鼻党。盖江南人每呼家僮为鼻故也。茂自为旧甲长,珍为新甲长,凡邑中仆隶悉招入甲内。

   庚戌,潘茂以溧阳户口册籍降于清。

   以上是关于清初江南削鼻班的片断记载,它所展现的图景是:溧阳彭氏望族有家仆潘茂,横行于市井,但其主人却以其为爪牙,甚至在知县想置其于死地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贿赂乡绅得以逃脱。顺治二年清兵南下,潘茂等人组织武装,这时南明知县和地方士绅商量,让潘茂担任“城守甲长”,部分士绅还对他们表示善意。作者虽未描述此事细节,但却表明,潘茂不是一般的奴仆,背后有彭氏主人撑腰,与当地士绅可以平起平坐。此时士绅试图借用他在城市底层的力量去抵御清军。潘茂的这个城市底层社会成员建立起来的武装,即为“城守甲”,他们自称为“削鼻党”或“削鼻班”。但最后,潘茂一伙还是投降了清朝。

   这一记载至少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在明清之际,溧阳大族中的奴仆或城市底层形成一股较强大的势力,连地方士绅都不敢小觑,颇类似现代的黑社会。

   对这一事件,以往的研究是将其置于江南“奴变”的背景中去讨论的,特别是将其定性为农民起义。谢国桢在他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一文中指出,《濑江纪事本末》“歪曲了这项事实,不甚可靠”,但未提出任何证据。需要指出,他所利用的《金沙细唾》是乾隆时的材料,而《濑江纪事本末》就是顺治时的文献。

   《濑江纪事本末》的作者周廷英显然是对这些人非常不满的,对那些与潘茂结好的士绅也颇有微词。周廷英何许人?

   《濑江逸史》一卷,明末周斯撰,字盛际,又号二安,家戈旗里。与侄廷英,字光升,又号一明,崇祯间同游邑庠。……讲求经世之学,有二阮之称。宜兴堵牧游允锡幼附塾戈旗,师事周君陈,斯深器之,以忠孝相切劘。甲申之变,邑人彭旭、史泽、史太乙、史顺震……恸哭于明伦堂,谋起义。斯曰:勉之!吾将削发入闽,访黄石斋先生矣。爰赋古风以别廷英。……⑧

   周廷英与他的叔叔周斯,是注重经世之学的,时人将其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叔侄阮籍与阮咸。后来做了隆武政权的湖南巡抚的堵胤锡,曾得到周斯的高度评价,所以甲申鼎革后,周斯表示要去福建追随在隆武政权中任大学士的黄道周,说明他们是持坚决抗清的态度的。但显然,他们又不愿意与同县的这些士绅合作。我们对这篇文献,要置于他这样的立场下去加以解读。

   那么,溧阳的大族都有哪些呢?康熙时人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

   东吴尤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溧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宜兴许氏、溧阳包氏,皆新发,而欲自附巨族之后,乡人嘲之曰:“彭马史狄包,疯痨臌膈哮(方音作蒿);徐吴曹万许,马赵温关鬼(方音作举)。”吴人嘴舌轻利,一至于此。⑨

   据光绪重印嘉庆《溧阳县志》卷10,“选举志·进士”,史氏自明永乐时便有人中进士,直至入清而不衰;彭、马、狄三族自明正、嘉时期始出进士,潘氏则迟至明末崇祯间才有进士,康熙间最多,周家也是在清初才有个别进士。可知这些望族的仕途多未因改朝换代而发生改变。

   嘉庆县志对于此次事件大体上是轻描淡写。其中提到抵御潘茂的主要是史氏。

   史顺震,字尔长,世袭锦衣卫。……明末潘茂等以人奴搆逆,糜烂一方。国朝顺治二年,总兵张尔蟠率师至,素德顺震,遣骑来迎,既见,具道茂等逆恶状,因涕泣为一城请命,乃按诸首恶数人而止。尔蟠部兵掠子女数百人去,顺震复请释还之,邑人安堵。

   史大生……溧阳潘茂等作乱,史氏某仆起应焉。廪生史望倡集义勇将擒之,大生指囷以助糗粮,事乃济。⑩

   似乎溧阳的望族与其他士绅之间在对待潘茂的问题上态度有所不同。如果深究下去,我们应该去深入讨论自明代以来溧阳地方望族大姓之间的复杂关系。据传说,由于潘茂事件,旧族中有“彭、马、史、狄都做官,乌龟王八都姓潘”之谚,而潘氏则编出“彭、马、史、狄、周,不如潘家一只狗”以回击,可见大族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许可以重新认识,溧阳潘茂削鼻班事件究竟在鼎革之际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至少,无论是削鼻班还是溧阳望族,都没有成为抗清力量,反而都借助清朝势力去对付自己的敌人。

   这个例子说明,以前依据同样或类似的材料,研究的思路和结论有颇多不同,源于意识形态(或者史观)的差异;如今的思路和结论无论允当与否,也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史观)的不同。这样的例子可以在被利用过的旧史料中找到很多,在没有被利用过的旧史料中就更多了。(11)

   目前区域社会史研究已远远不同于20年前,被投放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人们也对地方文献给予了更大的热情。现在的问题是,对所谓“旧史料”究竟应该怎么看?笔者显然不是搜集、整理和解读“新史料”的反对者,所倡导的只是“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并重。

   事实上,以上对旧史料的重新认识,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建立在多年阅读和理解以民间文献为主的新史料基础上的。问题往往产生于不同史料的碰撞之下,同类型的史料如此,不同类型的史料之间就更是如此。比如关于明代的卫所军户制度,官书的记载与族谱、墓志的记载相互参读,问题便会接踵而来。没有在大量使用民间文献基础上进行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上述旧史料中的段落也许便不会再度引起注目,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是这两年、而不是20年前,我对上述材料才有了重新诠释的欲望。

   这种相关性、相辅相成性还说明,对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过分夸大,导致对另一个方面的相对忽视。中国传统的文献学,或者后现代史学,都在告诉我们如何甄别史料中的“真伪”,任何一类史料,我们都不仅需要注意它说了什么,还需要注意它为什么这样说——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所以,一切史料都有价值,也都有局限性。

   也许我们应该注意或者深入讨论不同类型史料的系统问题。正史自有正史编纂的一套制度或规矩,有它的传承,所以我们知道多数正史采用纪传体,等等。典章制度在当时不是史料,是文件,虽然没有史局那些规矩,但也有它的编纂系统。地方志也有自己的系统,这不仅有各种地方志的编纂实践,也有如章学诚那样的人做的理论概括。民间文献中如族谱、科仪书、契约文书等更是各自有其系统——它们是按照怎样的系统编造出来的?如果能把这些系统梳理清楚,进而发现各自系统的不同机制,对于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我们理解不同史料的价值,具有重大的意义。

   了解不同的史料系统,只是了解史料之制造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还有许多,比如个人的因素——“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说明古人就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再比如家庭的因素,族谱里收什么东西进去,可能与家庭、家族的利益有关,等等。如果这样去认识史料及其价值,对新、旧史料便会一视同仁;更重要的是,没有史观,或即刘知几的所谓“史识”,便不会有这样的史料观。

若干年前,由于大量考古新发现的出现,论者针对顾颉刚先生的学术遗产提出“走出疑古”。因时代的进步、新史料的发现而超越前人是很有意义的,但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所谓的“新史料”通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在探讨某个具体问题上,使用了以前没用过的某条史料,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结论,或者补充了原有的认识。就个别问题来说,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对整个史学而言,意义又相对有限,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会不断发生的,这是历史研究中的常态。但顾先生的伟大在于,他的“层累地制造古史”的理论是在对旧史料的重新认识基础上得出来的,这就不那么寻常了,这样的事情是很难发生的。他的错误可能在于那些具体的结论,但他的功绩却在于一般的方法。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最近几年,一些单位斥巨资购买新史料,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来研究这些史料,这无疑都是有意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239.html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 第10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