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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洪涛:金代公共资源问题的一个侧面

——以中都大兴府仰山栖隐寺与三家村的“山林”之争为例

更新时间:2019-07-19 06:40:38
作者: 杜洪涛  

   内容提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山林”是包含生长或蕴藏于其中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等物产的公共资源。“山林”资源的分争与管理往往牵涉到基层社会与国家制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金代中都大兴府仰山栖隐寺是与金朝政府关联紧密的著名寺庙,占据着大量的“山林”的资源。大定年间,因公共资源的使用问题与栖隐寺矛盾重重的三家村状告前者强占“山林”,从而引发了惊动尚书省的“山林”诉讼案。通过分析这起诉讼案可揭示出金朝政府管理“山林”资源的制度性规定及相关规定在基层社会中的实际运作。

   关 键 词:公共资源  栖隐寺  三家村  金代  public resources  Qiyin temple(栖隐寺)  Sajia village(三家村)  Jin Dynasty

  

   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公共资源问题的讨论相对匮乏,据笔者所见,仅有赵世瑜从公共资源的角度剖析了明清时期山西汾水流域的水资源分配问题。①本文借鉴其研究方法,将金代仰山栖隐寺与三家村之间的“山林”之争置入公共资源的问题框架内予以探究,力图藉此呈现出金代公共资源问题的一个侧面。

  

   一、乘势而起:金代的仰山栖隐寺

  

   位于中都大兴府宛平县境内的仰山栖隐寺是金代著名的禅寺,②关于其创建年代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其一,辽代说。元代赵孟頫奉敕撰写的《仰山栖隐寺满禅师道行碑》云:“栖隐寺始建于辽,至(满禅)师为二十六代。”③其二,金初说。明代刘定之所撰《仰山栖隐寺重修碑》云:“(栖隐寺)创始于金时”。又云:“仰山高耸蟠苍龙,青州来作开山翁。”④青州即著名的禅宗大师被尊称为青州和尚的希辩(按:或作一辩),据赵万里辑《元一统志》,青州和尚是在天会年间来到仰山栖隐寺的。⑤由此可知,刘定之所谓“金时”系指金初而言。出于史源学方面的考虑,笔者认同辽代说。

   金初说虽不足据,但刘定之所撰碑文却揭示了辽金之际仰山栖隐寺的变迁。前引“青州来作开山翁”一句极为紧要。“开山翁”指青州和尚是仰山栖隐寺某个宗派的开山祖师,或许刘定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栖隐寺“创始于金时”的。禅宗大师青州和尚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成为“开山翁”的呢?其实,这是涉及辽金鼎革与辽金时期幽州地区佛教发展史的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辽代统治者以佞佛著称,因此幽州地区的佛教在其统治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五代后唐时期从实禅师曾来此弘扬佛法,使禅宗在幽州境内产生了很大影响,⑥但是禅宗并未由此成为辽朝境内最盛行的宗派,其声势远逊于华严宗、律宗等派别。在其他宗派的排挤下,禅宗自辽代中叶起就日趋衰微,而在辽道宗统治时期禅宗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道宗下令将禅宗最重要的经典《六组坛经》、记述其列祖传法谱系的《宝林传》等“皆与焚弃”,⑦从此禅宗在辽国境内几乎销声匿迹。辽金鼎革后,金朝统治者有意识地利用被辽代统治者视为异端的禅宗,以此在信仰领域内象征性地展示辽金鼎革。青州和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走到历史前台的。

   青州和尚希辩本是宋朝青州天宁寺的长老,金军攻破青州后被耶律将军带回北京。⑧赵万里所辑《元一统志》载:“初置之中,都奉恩寺,华严大众请师住持,服其戒行高古,以为潭柘再来。至金天会间,退居太湖山卧云庵,既而隐于仰山栖隐寺。骠骑高居安以城北园并寺前沙井归之常住(按:归之大万寿寺之常住)。天眷三年(1141),召师复住持(按:住持大万寿寺)。”⑨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点:第一、青州和尚在金朝统治者的羽翼下,被华严宗信徒奉为住持。所谓“华严大众”即华严宗信徒,而“服其戒行高古”并非青州和尚成为该寺住持的主因。如果不是迫于政治压力,很难设想华严宗信徒会请一位禅宗高僧做其所属寺庙的住持。第二、有意推崇在辽代后期被视作异端的禅宗并非耶律将军的个人行为,而是在幽州地区行使国家权力者的群体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金朝政府的宗教策略。召青州和尚住持著名的大万寿寺即是明证。类似的事例还有后文将会提到的青州和尚从权臣完颜宗磐手中为栖隐寺争取到了占据大量“山林”资源的批文。

   需要强调的是,刘定之所谓“青州来作开山翁”必须放在辽金佛教发展史的特定语境中去理解,它并不意味着幽州地区、甚至是栖隐寺此前不曾有过禅宗信仰。《元一统志》载:“青州和尚,天德初示化于仰山。记乃金翰林学士、中靖大夫、知制诰施宜生所撰。其文略曰:‘潭柘老人二百年后,放大光明,芙蓉家风却来北方,熏蒸宇宙。岂其大事因缘殊胜亦有数耶?教有废兴,道无废兴,人有通塞,性无通塞。师既来燕,潭柘寂然,师既往燕,曹溪沛然。’”⑩引文描述的是青州和尚在仰山弘扬禅宗佛法的盛况。“潭柘老人”当指唐末五代时期来幽州潭柘寺传教的从实禅师,自彼时至此恰好二百年左右。“二百年后,放大光明”指青州和尚像当年从实禅师那样再一次使禅宗发扬光大。“芙蓉”指禅宗分支曹洞宗名僧芙蓉和尚,“芙蓉家风却来北方”指芙蓉和尚一脉的曹洞宗传入幽州地区。而“教有废兴,道无废兴”与“寂然”、“沛然”的对比都直接点明了辽金佛教史的重大变迁,即禅宗从辽代后期的异端变成金代统治者鼎力支持的教派。

   栖隐寺的僧众力邀青州和尚担任该寺住持,其原因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其更深一层的用意。沈榜所录碑刻(按:下文简称沈碑)云:“及天会九年(1131)有住持普大师将未抚定以前元为主,旧仰山寺道院等四至山林,施每故青州长老和尚为主。其山林系是本寺山坡,见有施状碑文。”(11)可见,栖隐寺僧众将寺院山林转让给青州和尚的目的,是期望凭借青州和尚与金朝政府的特殊关系达到保住其占据的大量“山林”资源的目的。

   在讨论栖隐寺占据的“山林”资源及其与三家村的诉讼案之前,有必要对青州和尚及其弟子给栖隐寺带来的巨大变化略作说明。青州和尚担任栖隐寺住持对该寺而言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因为凭借他的宗教名望与政治资源,该寺的声誉日隆。虽然在天眷三年,他曾应邀出任大万寿寺住持,但不久即将该寺交予其徒德殷掌管而重返仰山。(12)皇统年间,青州和尚圆寂,其弟子行通和尚继任栖隐寺住持。(13)但在太师尚书令张浩的干预下,青州和尚的另一弟子,远在磁州的法宝接替了行通的位置。(14)张浩与平章政事张晖等人对法宝颇为敬仰,每次到寺拜访必使法宝居中正坐,张浩等陪居侧席。贞元三年(1155),张浩等人对法宝的过高礼遇遭到了海陵王的猜忌,法宝就此返回磁州。(15)行通和尚再次担任住持,直至大定四年六月才“以年老谢事”。(16)大定二十年,金世宗下令重修栖隐寺,“赐田设会,度僧万人”。(17)泰和六年,法宝的三传弟子万松行秀出任栖隐寺的住持,由于金章宗对万松行秀礼敬有加,栖隐寺迎来了其在金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18)

  

   二、“山林”之争:栖隐寺与三家村的纠纷

  

   寺庙的发展壮大需要有牢固的经济基础,而寺庙所占有的土地是寺庙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寺院土地的最早核心部分,是由山地或丘陵地组成的。”(19)栖隐寺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坐落在群山之中,该寺的主要地产始终以“山林”为主。(20)

   栖隐寺是如何占有大量“山林”资源的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辽朝政府有佞佛之风,经常将大量土地赐予寺庙,所以该寺在辽代即已占有大量“山林”。又因为该寺在辽代后期国家将禅宗视为异端之时并不信奉禅宗,这样该寺的庙产就一直保持到金初。第二、栖隐寺所处的山区历来是民众规避战乱的理想区域,(21)在辽金之际的战乱中这里涌入了不少难民。由于依附于寺庙经济是比较理想的谋生手段,逃至此地的人口在找到生计的同时也为寺庙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栖隐寺完全有可能凭借这些劳动力开发山地,并趁动乱之机进一步扩大所占公共资源的面积。

   由于“山林”属于公共资源,如果栖隐寺将过多的“山林”据为己有,势必会影响到“周边村落”的日常生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周边村落”一词并非泛指栖隐寺周围的村落,而是特指那些处在以栖隐寺为核心的寺庙经济体系之外又与该体系相邻的村落。对于那些依附于寺庙经济的村落笔者称之为“依附村落”。“依附村落”与“周边村落”的区分视寺庙经济的覆盖范围而定。

   那么,金代栖隐寺究竟占有了多少“山林”资源?或者说以该寺为核心的寺庙经济所覆盖的区域究竟有多大呢?不无遗憾地说,沈碑虽然提供了大定年间金朝政府重新确认的该寺的“山林”四至,即“东至芋头口,南至逗平口,西至铁岭道,北至搭地鞍”,(22)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具体的地名已无从考索,因此该寺所占“山林”的实际面积亦无从推算。

   幸运的是,最近在栖隐寺重修过程中出土的一块残碑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这块残碑所留存的文字不多,但经过仔细比对可以证明此碑即沈榜当年抄录在《宛署杂记》中被误称为“元朝公移”的那块碑刻。(23)这也就是说残碑是沈碑的祖本,而沈碑与残碑如有异同便可以相互补充从而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文本。

   需要指出的是,残碑右侧题写碑名的地方现存“……西,三家村”几个沈榜当年没有抄录的文字。而透过上述文字结合沈碑可知,大定年间与栖隐寺争夺“山林”使用权并将栖隐寺告到官府的是三家村的村民。因为沈碑有“本村首领与两争人”的记载,所谓“本村”指与栖隐寺相争之村,所谓“两争人”则分别指涉代表栖隐寺的法诠和代表“本村”的李仁莹。参照残碑“西,三家村”可知,所谓“本村”即“三家村”。(24)

   三家村又名三家店,即当代有千年古村之称的三家店村。如今,如果从三家店村出发经109国道和002县道至栖隐寺,全程为18.2公里。如果走石担路和002县道,全程为18.1公里。此段路程基本都处于群山之中,道路依山势而建,自古及今变化不大。这也就是说,在大定年间,栖隐寺与相距18公里路程的村落因“山林”资源的使用权而发生激烈争执。由此推断金代栖隐寺所占有的“山林”面积确实非同寻常。

   不容否认,栖隐寺与三家村关于“山林”资源的争执发生在大定年间,未必能说明金初的情况。那么,栖隐寺是否在金初即已占有如此多的“山林”资源?是否在当时即因这种公共资源的使用权而与三家村等“周边村落”关系紧张?笔者的观点如下。如前文所述,栖隐寺主动邀请来自其他佛教派别的青州和尚来做住持,并以刻碑立石为证将该寺道院等四至“山林”一并托付给他。该寺这样做主要目的是借助青州和尚与金朝政府的特殊关系保住其占据的公共资源。并试图凭借国家的权力保住其所占“山林”的事实,表明栖隐寺在金朝初年即因占有大量的公共资源与“周边村落”关系紧张。

   现在讨论敢于将栖隐寺告到官府的三家村。三家村位于永定河出山口的左岸,自古以来即是京西地区的交通枢纽。由于地处交通要道,该村村民可以通过兼营商业、运输业等手段谋生,而不必依附于以栖隐寺为中心的寺庙经济体系。(25)与此同时,由于地处永定河畔的滨河平原与山区的临界处,三家村成为“周边村落”与占据大量“山林”的栖隐寺发生摩擦的前沿。

在金代前期,由于金朝政府有意扶植以青州和尚为代表的禅宗势力,栖隐寺又凭借青州和尚的宗教声望和政治资源使该寺占据的大量“山林”得到了金朝政府的书面认可。这批使栖隐寺在大定年间胜诉的关键性证据包括金初权臣宋国王完颜宗磐的“书示”以及玉河县留守司的“文解”。(26)在此期间,三家村等“周边村落”即使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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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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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史学集刊》 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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