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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亦土亦流:一个边陲小邑的晚清困局

更新时间:2019-07-18 00:39:44
作者: 赵世瑜  

   内容提要:九姓长官司是四川南部泸州与叙州(今宜宾)接壤地区,也是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的一个土司衙门,直至清末,这里仍是一个族群关系复杂、流民汇聚的地方,所以长期保留土司设置。同治时,因土著学额受到外来移民的挤占,引发九姓司官绅的不满和上诉,体现了他们维持原有地方统治格局的愿望。在面临商业化、人口流动、制度变革、西方势力进入的现代性挑战时,他们的愿望惟有破灭。但直至进入20世纪,这一事涉管理体制的问题并末因改土归流而得到最终解决。

   关 键 词:九姓长官司  泸卫  改土归流  科场冒籍

  

   九姓长官司,是川南的一个小城。“九姓僻处一隅,?轩弗递。上与滇、黔接壤,下与泸、叙毗连。林深箐密,俗朴风淳,唐宋以前,未通声教。”①直至晚清,这里仍是“田少山多,民贫地瘠……其地未当孔道,使者辅轩岁不一过,草莽之夫有老不识干旄者”。②

   据清代地方志记述,传说汉唐前有个叫低牟苴的人,有9个儿子,即九姓。他把云贵川南地方分为99个都,九姓的人各据一都,称为“都长”。③北宋熙丰间,朝廷击破当地土著,聚其众为“义兵”,以其地为“义田”,说明还未编户齐民,进行直接统治。实际上,所谓“九姓”,应指当地的若干较大的部落。《宋史》记载熙宁、元丰间朝廷对这一地区用兵,有“晏州山外六姓”,“纳溪二十四姓生夷”,“诸酋请依十九姓团结,新收生界八姓、两江夷族请依七姓团结,皆为义军”之类说法,即其类也。④元朝最初以“夷民罗氏党九人为总把”,至元时改为九姓罗氏党蛮夷长官千户所⑤,已开始用土司进行管辖。明洪武年间,“江南人任福”随傅友德赴云南招抚“生拗羿蛮”,洪武五年时带领夷使土人进京朝贡,朱元璋认为他熟悉夷情,便任命他为九姓长官司正长官,并在当地建立一座牌坊,曰“主盟六诏”。⑥

   于是,自明朝初年始,在川南的泸州与叙州接壤的地方,就出现了一个由“汉人”世袭长官的“土司”。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土司一直存续到清朝覆灭前夕。⑧

   1874年,即清同治十三年,37岁的张之洞首次出京外放。他在四川学政任上,大力清理科场积弊。是时,九姓司士绅具禀称,“土著廪生太少,不能稽查。着照广东新宁、东莞两县客籍、江西万载县棚童之例,且于科试前檄饬提调教官,严加澄汰,添设协查,另编字号”。⑨

   根据九姓司一直以来的说法,明洪武二十五年奉旨,“九姓既以汉人世袭,应设学校,以广教化”,按例每年各有8名文武学额,后来又增加了20名廪生的名额,由九姓司汇试后,上报泸州直隶州,与州属其他三县(即江安、合江、纳溪三县)相同。由于“九姓司稽查严密,外籍无从冒考”。在这样一个偏远的,还有大量“化外之民”的蕞尔小邑,据乾隆《九姓司志》,明代至彼时本地出了1名进士、6名举人,以及恩贡、拔贡、岁贡60名。⑩

   问题肇端于自晚明开始的“改土归流”浪潮。明末天启间与九姓相邻的永宁奢氏土司反叛,被平定后永宁宣抚司被改为叙永厅,是为本地改土归流的先声。明代在西部边陲实施的土司一卫所双重管理体制,至此开始变化,由此开始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此不赘论。(11)对于九姓司而言,清康熙四十五年,九姓司的儒学教授被改设在乌蒙土府;雍正六年,朝廷又裁撤了九姓司的吏目,派遣泸州州同驻扎九姓,管理九姓的民政事务,取缔了九姓土司的世袭权力。

   但仅过了3年,雍正九年,朝廷又改变了改流的做法:

   奉上谕:九姓土司任嗣业恪守王章,尽力公务,从无迟缓,该督抚改设州同,分管民事,夺其世守,从前办理,原属错误。而嗣业恪遵督抚行文,已将承粮户口册籍移交州同,具呈申诉实情,其恭顺之心,甚属可嘉。且年来该土司凡有奉调办理粮饷之事,皆深入蛮箐,颇著劳绩。……其土司户口、钱粮、学校、刑名,悉照旧归任嗣业管理。(12)

   表面上,朝廷改变主意是因为九姓土司早已和流官衙门一样,成为王朝直接管理地方的一级政府,实际上则是因为这里距离泸州治所较为遥远,地方族群关系复杂,管理成本太高,不如仍旧交给已在此地300多年的土司因俗而治。从此,九姓土司便成为改土归流大潮中最靠近内地、却至清末才行改流的一个例外。

   《任氏族谱》中所收《嗣业公遗嘱》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此时期九姓土司的状况:

   吾家有土有民,当不患贫。然朝廷无禄糈之颁,而有钱谷、刑名之任,又有官场交际、差遣公办、书皂食用、赏赐应酬。况家食虽可节损,而宾客不可轻亵;妻孥虽可荆布,而衣冠不可陋裂。此中之用无穷,所仰望者官田数百亩而已。……盖自兵燹后,吾族田地尽归于我,虽二祖绍项公分去一半,署内所用尚有余剩,且我整顿颓靡,费用颇多,小人尚有侧目厌尽之意,若再置田庄,未免为人觊觎。今收租谷八百余石,除长男俨掌印外,尚有四男,仪、倬、佩、倓,每男分租谷五十石;下至孙辈,每男分租谷二十石;再下曾孙辈,则全不可分给随印官田。如其户口人多,当于邻封别邑置买分给,不可分给随印官田。(13)

   本来土司因没有向朝廷承担赋役的义务,自然没有办公经费。但清代九姓司实际上拥有明代泸卫的土地人口,所以需要承担相应开销,掌印一支要从“随印官田”的租谷中支付。为了避免贻人口实,土司还不敢大肆购买田产,所谓“有土有民”,可能意指对未纳入国家编户的苗民或久居九姓的土著可以派征一定的贡赋。

   然而好景不长,九姓司的政治生活并没有完全回到原来的轨道,在嘉庆年间就再次出现改土归流的呼声。据地方志记载,“道光二年,九姓司任清因案被议。经督宪奏请,将土司所辖之地改为九姓乡,并归泸州管理”。(14)九姓长官司被改为隶属泸州的一个乡,这似乎意味着它已被改土归流。

   究竟道光二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按《清实录》,道光二年九月,“以扰累汉民,革四川泸州属九姓长官土司任清职”(15);按《清史稿》,“道光二年……九姓长官司不谙吏治,奏请考试,狱讼别由泸州及州判兼理”(16),所记本案的缘由完全不同。至于结果,前者只说革了土司长官的职,并未说裁撤了九姓司;同样,后者也没说裁撤九姓司,只是剥夺了它处理诉讼的权力,将其移交给泸州(17),均给人云里雾里的感觉。

   《九姓乡志》的编者对任清是不吝赞誉之词的。据称,任清“居官清严,不畏豪贵,省刑缓赋,治盗甚严,一时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盗贼敛迹。至于措田业以赀膏火,设粥厂以拯穷黎,置济仓以救凶荒,兴桥渡以免跋涉,利举害除,政声卓著”。(18)也许正是他的积极作为,与改土归流的趋势背道而驰,引起“豪贵”的不满。“清嘉庆中,绅民易言钧、范世泰蓄愤而控之京。……无几,而土司被控累累矣。”(19)四川总督蒋攸铦于是上折参奏,“四川泸州九姓土司任清承袭以来,任性妄为,以致所隶汉民怨讟日甚”,奉上谕将其革职,交蒋攸铦严审。(20)

   关于本案的分析,可见诸本文末节,可知任清任上的所作所为,得罪了外来汉人有钱有势者,这些人可能来自省内,甚至可能就来自泸州及所属三县。道光二年任清被革职后,直至四年才由其兄弟辈任灏“护理”,而非袭职,可见在这一阶段,九姓司的实权被泸州代掌了。

   对此,《清实录》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了一笔:“改铸四川泸州九姓乡儒学条记,从署总督戴三锡请也。”(21)表面上,还是要求地方对随后的变化未雨绸缪:“又覆准:四川省九姓乡童生,与泸州童生同日考校。该处界连纳溪、江安、叙永、永宁、兴文,各厅县之中恐有歧冒之弊。所有九姓乡粮民铲户、立户、拨粮等事,均令赴州呈明过拨,以便考试查对。”(22)即查验考生是否当地纳税的粮户,决定其是否具有参考的资格。但在实际上,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本地人的反应显然要激烈得多。于是,一起考试事件推动了九姓司的改土归流进程,制度的改变又必会反过来影响这里科举考试以及土著利益。

   自道光三年九姓司因案停其考试,改九姓司儒学钤记为九姓乡,只由泸州直隶州汇考申院。九姓距州三百余里,难于查核,邻封州县乘机混考,以冒保冒,硬顶硬覆。廪生包庇,半系富商巨室及身家不清之人,本乡文童,不能上进,士气阻抑。每试,实在土著童生不过三十余人,冒籍竟有八九百人!其执卷入场者,举贡生员,无从查考。试官不察,辄谓川省文风之盛。惟九姓为最。外县生童,咸称九姓乡学为“小北闱”。是萃全川之枪替,胥入其中,又何怪取之不竭也!岁科两试,取进文武二十四名,土著不与焉。(23)

   据此,本地改土归流的结果之一,是流官地区的人大肆侵占土官地区的利益,学额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

   痛陈土著利益受损,指斥外来势力通过不法手段攫取学额,当然是站在九姓土著立场上的一种表达。究其原因,这是大批外来移民逐渐在川南地区扎根并势力壮大的结果。

   早在唐五代时期,中原朝廷便在这一地区设立洧井监,借开发井盐资源,将汉人势力的楔子打入川南。北宋熙宁、元丰及政和年间,朝廷多次出兵讨伐宋州、归来州、晏州等羁縻州的夷人,“拓地二千里……募人耕种,且习战守”。(24)在后来的九姓地区,建乐共城,以当地“罗党九姓”为义兵,以归来州土地为义田。(25)但自北宋末年以来,就有“汉人违禁私买义田”(26),或称“边民冒法,买梅岭、鸣滩、镇溪等夷田”(27),所以元初只好确定以锣锅溪下游东西为界,以东归九姓,以西归江安。

   明代在这里设立卫所,汉人移民益多流入。“成化年间,泸卫设兵,募汉人入兵籍,划平原数十里之地督开垦。物产丰富,无异沃区。”(28)由此,土客及族群矛盾日益激化,“正德十年,夷部与筠连流民争田,屡诉不直,恶乘众忿,诱之复仇,屠数百人,于是诸夷寨俱叛”。(29)本地长宁县人、担任过明朝礼部尚书的周洪谟认为流官“不谙夷语,不通夷情,其于都掌,本难钤束”(30),所以应该土流分治。他“上疏请于都掌照九姓司设长官,使寨主自择素所信服者,命为土官”,即设土司管理当地土著族群。但“戎县汉人不欲夷人割置土官而利其钤辖”,挑唆四川巡抚汪浩,将前来接受招抚的二百多土著酋长全部杀害,周洪谟的方案流产。(31)

   从此时直到万历年间明廷征服都掌蛮,周围各县如高县编户10里,筠连县编户4里,珙县编户8里,兴文县编户11里(32),可以看出,这几个比较靠南的县编户不多,但与此前这里属于“生界”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成化初年明军镇压了戎县夷人起事之后,在九姓司的渡船铺设置泸卫,抽调与泸州同城的泸州卫3个千户所、重庆卫的1个千户所,组成泸卫。值得注意的是,此泸卫似为土卫,有土千户4员,土百户40员(33),与九姓土司合成一体。到万历初年征服都掌蛮之后,将泸卫的两个千户所派往都掌蛮的核心地带,组建建武千户所。原来泸卫的军田本来是租佃给民户耕种,卫所迁离之后,“所遗军田,即令原佃军田之户仍于九姓上纳条粮,谓之卫佃”。(34)而在建武所,又按照曾省吾的建议,“招集附近土著军民领种田地,二年之后,照亩起科”。(35)通过此举,既将当地被打垮的部分土著族群编入卫所军户,又招纳民户垦种卫所屯田,国家编户在川滇黔交界地区日益增多。

这一过程也多被保留在民间的历史记忆里。兴文《梁氏族谱》中清代叙永军粮府廪生蔡汝成所写谱序中称,“考梁氏之先,自麻城孝感入蜀,在前明洪武年间。蜀人大都如此,然其前皆不可缕述。皆因兵燹后,家有谱者多失散……其始祖讳琏,为明永邑协镇,没于官,墓今在永邑红岩坝”。(36)又《杭氏族谱》中有康熙四十三年进士杭翊阙写的旧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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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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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 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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