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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

更新时间:2019-07-18 00:36:48
作者: 赵世瑜   杜洪涛  

   内容提要:对于包括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事件在内的东江史事,明清史学界已经有很多论述,但多纠缠于该事件的是非评价,对其背后的海上贸易问题讨论甚少。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长城内外以明军为中介的走私贸易十分频繁,而东江贸易亦是其组成部分。由于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金声桓等清军攻打中国南方的先锋多为东江旧将,他们在清初沿海走私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便是传统的延续。通过考察,一个传统的、僻处一隅的政治事件就具有了体现时代特征的、全球贸易史的意义。

   关 键 词:东江  明清易代  海上贸易

  

   拙文《时代交替视野下的明代“北虏”问题》①将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与“南倭”问题相联系,共同视为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本文讨论了明代长城内外的频繁走私贸易,与明蒙和战具有相同的性质,即均是当时全球性的商业发展、城镇勃兴、人口流动等因素的产物。本文是前文的个案说明,故其历史背景于兹不赘,可参见前文。

   所谓“东江”,得名于明天启年间所设的东江镇。当时,毛文龙以皮岛为中心建立起一支军事势力,东江镇即以其为基础而设,因皮岛在鸭绿江以东,故名。本文所说的东江势力,包括自东江镇设立至裁撤该镇所辖各岛的军事势力,其中既包括毛文龙任总兵时期的力量,也包括毛文龙被杀后陈继盛、刘兴祚乃至黄龙掌权时期的力量。从广义上说,它不仅包括军队,也包括在岛上屯垦和经商的流民。

   以往研究毛文龙史事及东江势力的论著颇多,但多集中于毛文龙与袁崇焕的是非恩怨,偶尔有涉及海上贸易者,但大多略而不详。②东江势力存在时间短暂,且处于偏僻的岛屿,但依然是辽东长城战守的延伸,其影响一直延续至入清之后,甚至可以将华南海上贸易与华北海上贸易勾连起来。重观东江史事,可以使我们将明清易代的政治变迁更为具体地纳入到一个全球史的视野之中。

  

   一 从清初海禁时期的尚可喜说起

  

   清初“三藩”史事与明末东江史事有什么关系?作为“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是明清易代时期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学者很少讨论到他与这一时期全球性海上贸易的联系,也往往忽略他在清初的活动及其他与明末史事的联系。

   由于清初东南沿海抗清活动的持续不断,清廷在约30年中采取海禁政策,对晚明以来欧、亚各股势力在东亚地区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形成扼制。顺治四年(1647)七月,清军刚刚占据广东,在朝廷颁布的恩诏中,表示南海诸国可以照旧朝贡,但同时对“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③。八月,两广总督佟养甲请求允许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到广州来通商,以补充收入,但户部的意见是,由于明末葡萄牙人到省会做生意引起“激变”,因此还应沿用崇祯十三年(1640)的规定,不准他们到省贸易,“止令商人载货下澳贸易可也”,得到批准。④顺治七年(1650),澳门的葡萄牙头目呈文给广东香山参将,据说只是希望清朝能对他们加意柔远,一视同仁。广东巡抚李栖凤确认这些人在澳门“往来贸易,输饷养兵”已有百余年,命令广东巡海道“加意安抚,以示怀柔”⑤。

   葡萄牙人希望凭借自己长期在澳门经营的历史继续保持对华贸易的优势,特别县因为他们曾经在明清战争中帮助过明朝制造火器,此时也希望不要影响到清朝对他们的态度。但是,已经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立刻展开了竞争。顺治十年(1653),李栖凤接到报告说:“若荷兰一国,从来声教不通,今慕义来归,愿奉正朔,此旷代所无者。本道遵奉王令,前往虎门押带至省,首询其有无表文方物进贡朝廷,只称朝见两王,通贡贸易。”⑥于是他查阅以往的记录,并未有荷兰国名在案,问了海商之后.才知道荷兰即红毛。由此建议允许他们三年一贡,船不过三,人不满百。至于这次的商船,可以适当抽税,货物卖完后即遣回国。同时,清朝也已经了解荷兰人与葡萄牙人的纠纷,表示“至若澳彝夙怨,彼既列在荒服,率土皆臣,更宜彼此和衷,共守我朝常宪,乃可许其入贡,免启将来釁端”⑦。有了这个初步意见后,李栖凤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广东巡按商议,并请示了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的意见。

   对于荷兰人“私自往来贸易”的要求,地方官认为《会典》未载,但平南王、靖南王“或念其归诚独切,不以例限”⑧。这说明尚可喜、耿继茂是主张继续与欧洲人通商的。但地方官以历史为鉴:“佛郎机国向不通贡,忽大舶突入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佥议非例,寻退泊东莞南头,径造屋树栅,恃火铳以自固。后帅兵往逐,舶人鼓众逆战,擒斩,始遁去。吕宋国例由福建贡市,时径抵濠镜澳住舶,索请开贡。咸谓其越境违例议逐,诸澳彝亦谨守澳门,不得入,遂就虎跳,径结屋群居不去。饬兵焚其聚,始还东洋。红毛鬼国大舶顿至濠镜之口,译言不敢为寇,欲通贡。而皆讶其无表,不宜开端。诸彝在澳者共守之,不许登陆,始去。又岂非已事著明者乎!”⑨因此坚持对其进贡规模、期限加以限制。

   以上说明广东地方官对于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警惕,主要出于对海疆安全的顾虑。靖南王耿继茂对李栖凤表示,此事“应听贵院从长酌夺,非本藩所能悬拟者也”⑩。两王给在台湾的荷兰人的复函中,都拒绝了后者自由贸易的请求。耿继茂的表面理由是,“仅以贸易为词,则圣朝所宝惟仁,不贵异物,虽奇货可居,将焉用之?”(11)平南王尚可喜也说:“仅以贸易为言,我大清敦诗说礼,贵五谷而贱珠玉,又何利焉!”(12)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说辞,而真实的想法是,“前代每遇其来,皆严饬海将厉兵防之;向不通贡贸易,而又素与澳彝为难,彼此互争,动辄称戈构斗,封疆之患,在所当防”(13)。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日(1655年7月13日),荷兰人派两名使者将上呈清朝的表文和给两王的呈文都传至朝廷,坚持希望凡可泊船处,准其人民在此贸易。尚可喜也随即揭帖,认为荷兰人已备好表文和贡物,不可坚阻。但最后朝廷给荷兰的回复更为苛刻,只准“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入京”(14)。由此可以看出,尚可喜在海外贸易一事上,与清廷的立场不尽相同。

   其实,自从清军一入广州,尚可喜就将自晚明以来的海上走私力量收编。“周玉、李荣皆番禺蛋民,所辖缯船数百。平藩尚可喜以其能习水战,委以游击之任,遇警辄调遣防护,水乡赖以安辑。”(15)到海禁政策实施后,这批蛋民武装的家属被强制安排到广州城里,“鸇獭之性,不堪笼絷,诈归葬出海,纠合亡命”(16)。实际上这些蛋民就是无法忍受海上生计被断绝,复归海外。另一股明末海盗许龙的势力以南洋为基地,长期以来与郑氏海上势力相竞争,入清后也被尚可喜收编。顺治十六年(1659)“四月十八日,就准平南王臣咨内开……龙虽谢事多年,然率土义重,每与郑成功为难。致贼人恨深,于去年四月十一日,亲督战船四千号,连入南洋,焚屋杀人。龙弃家驾舟,率原标哨于海口堵御”(17)。到康熙元年(1662)正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言:许龙自投诚以来,屡建功绩。已奉谕旨:以总兵官用。查南洋与南澳相对,最为要地,请授许龙为潮州水师总兵官,驻扎南洋,以资弹压。从之”(18)。这些势力被收编之后,并不只是用来对付抗清武装的军事力量,同时尚可喜等还利用他们及其以往的网络继续从事海上贸易。

   “尚氏开藩,益事招集,关榷税务,准沈上达、白有珩二人总理,钩稽锱黍,无微不至。”(19)沈上达一说为尚可喜麾下参将,又一说“沈上达者,江西优童也;之信嬖之,授以藩府家政,大小事咸取决焉”(20)。“三藩”乱后,两广总督吴兴祚回顾说:“至市舶一项,原与民无害;奸徒沈上达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勾结亡命私造大船,出洋为市。”(21)除此人以外,另有“金光,字公绚,浙江义乌人。知书有权略,尚可喜从辽阳入关,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计议,必咨于光而后行”。此人后“曲顺之信所为,凡凿山开矿、煮海鬻盐,遣列郡之税使,通外洋之贾舶,无不从光擘画。以是藩府之富几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拟于王”(22)。到“三藩”败后朝廷查没尚之信家产时,巡抚金俊“没尚之信商人沈上达财贿,恐后告发,将沈上达谋害灭口,应立斩;道员王永祚等分取财物,又同金俊谋死沈上达,应立斩”(23)。这说明沈上达确实是尚氏经商的心腹,他可能为了便于替平藩经商,脱离了军籍,成为王府商人。

   已有一些学者认识到,即使是在海禁期间,由平南王尚可喜暗中鼓励的广东海上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自康熙元年奉文禁海,外番舡只不至。即有沈上达等勾结党棍,打造海舡,私通外洋,一次可得利银四、五万两。一年之中,千舡往回,可得利银四、五十万两,其获利甚大也。”(24)这一时期,尚可喜的部下或家人占埠行盐且无引行盐,所谓“藩商遍地,虐焰弥天”(25)。而且大宗外销,“海上连樯捆载,通洋私贩,此又利之最厚者”(26)。最受两藩所宠的广州长寿院,“大修洋船出海,货通外国,贩贱卖贵,往来如织。于是长寿院富甲一时”(27)。但限于当时的认识,他们大多强调尚可喜等藩王势力以权敛财、破坏社会经济的一面,而较少指出这样的行为处于明清之际海上贸易的大背景之下,与郑氏海商集团的活动并无二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尚可喜父子以及耿继茂占据广州之后积极经商牟利,并不是简单的官员权贵贪婪的反映,因为他们早在作为东江将领时就已经卷入了东亚地区的私人海上贸易,于是晚明东北亚与清初东南亚这两段以往被割裂的历史,由此被联系了起来。

  

   二 东江势力的生存危机与海上贸易

  

   东江镇是明朝末年辽东都司东部被后金侵占后成立的军事机构。东江镇所管辖的地区主要包括辽东半岛东面的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石城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面的皮岛即椴岛等岛屿。《明史》对该区域的地理形势述之甚详:“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菜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犄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28)尚可喜降清之前曾任明军广鹿岛副将、石城岛都司,属于东江势力。

   论及东江史事,就不能不提明末著名的历史人物毛文龙。毛文龙本是浙江人,其伯父是辽东都司海州卫百户,由于其伯父无嗣,毛文龙来到辽东承袭了百户的职位。至天启元年(1621)三月,“辽沈继陷”之时他已在辽东“落魄二十余年”(29)。天启元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奉辽东巡抚王化贞之命,率领四艘沙船、一百九十七名士兵由海路东进袭击镇江(今丹东市东北,即九连城,也称镇江)等地。(30)毛文龙等人招抚的第一个岛屿是盖州附近的连云岛,(31)随后一路招抚辽东半岛东侧沿海各岛,至七月十八日到达朝鲜弥串堡并“暗通镇江士庶”(32)。此前镇江居民因为不肯剃发遭到了后金军队的残酷镇压,(33)因此毛文龙等人的到来获得了当地居民的积极响应。七月十九日夜,毛文龙等人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袭取镇江城并俘获了后金守将佟养真等人,“沿海一带各堡千有余里之内”以及金州、复州地区的居民闻讯后,“处处扑杀虏级……响应奔赴,不可胜计”(34)。明朝政府接到镇江大捷的报告后,下令经略熊廷弼、辽东巡抚王化贞、登莱巡抚陶朗先、天津巡抚毕自严等人三路出兵“务收全胜”,但“经、抚各镇观望不进,坐失机会”,导致大量辽东居民惨遭后金军屠杀,(35)毛文龙等人亦不得不在后继无援的情况下,携带不愿接受后金统治的辽东人退入朝鲜境内。

最初,毛文龙无意进入此后成为东江镇治所的皮岛,而是寄住在朝鲜西北部的龙川、义州等地,(36)以便接应相继渡江而来的辽东人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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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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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史研究》 201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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