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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

更新时间:2019-07-18 00:36:48
作者: 赵世瑜   杜洪涛  
一时间朝鲜西北部涌入了大量的辽东人,《李朝实录》载:“龙、义之间假弥满。”(37)又载:“沿江上下避乱辽民等搬移家小,尽向内地,相望于道路。”(38)后金政权不能忍受大量辽东人就此脱离自己的统治,于是在天启元年十二月发动了所谓的“林畔之役”。后金军队“十五日攻剿毛文龙,时毛文龙未在龙川,而在距龙川九十里外之林畔。毛文龙本人脱逃,斩吕游击及千总和把总、军士共五百余人”(39)。遭到这次打击后,毛文龙等人开始考虑将皮岛作为自己牵制后金的主要基地,并最终于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进入皮岛。(40)天启二年,明朝政府开始向毛文龙等人颁发饷银,(41)因此可以将天启二年视作东江镇正式成立的年份。

   关于毛文龙及其东江军事势力的评价,自毛文龙在世时即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限于篇幅和本文的主题,笔者仅在此简要归纳一下东江势力在明与后金的角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收复了自旅顺口至鸭绿江的沿海各岛,在明朝与朝鲜的陆路交通已被切断的情况下确保了两国之间的海上交通;“镇江大捷”及其在沿海各岛的军事存在,迫使后金“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迁金州民于复州”(42),“命沿海之黄骨岛、古嘴堡、望海埚、归化堡等处及其屯民,悉退居距海六十里之外”(43);天启三年(1623)东江镇将领张盘收复旅顺,使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港口处于明朝的控制之中;(44)不时出兵进入后金境内,令后金“不能无东顾之虞”(45);天启七年(1627)后金侵入朝鲜,在李朝军队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东江势力不但坚守皮岛,而且接济固守龙骨山城的朝鲜义兵将领“郑凤寿及诸义兵……赈救垂死之命不啻累千”(46)。本文无意对这些行为给予正面的肯定或否定,因为这势必要选择站在明朝或者后金的立场。举出这些事实,只是强调此时期东江势力的崛起,而东江势力多少带有一些割据势力的色彩。

   东江势力的崛起加剧了这些岛屿上的人口集聚。一些逃离后金的辽东居民纷纷南下避难,涌入附近海岛,为毛文龙吸纳。特别是东江势力一时控制了辽东到山东登、莱地区的海上通道,这些岛屿成为难民、商人、军人和海盗的中转站,因此也存在大量的临时人口,总数应在数十万之多:

   将军屯兵平岛,开督府于朝鲜之新改馆驿,日以招集辽民,安插屯种,拣练将士为事。凡归止之辽民,每口月给粮三斗。奴自去冬杀阿骨后,残酷日甚,杀戮日众,故民离怨而归将军者日众,即编制辽兵逃者亦多归公……大略选兵已十余万,并新归附各岛安插屯种辽之男妇,合兵民已五六十万矣。(47)

   除平民以外,东江镇所辖军队数量如何呢?毛文龙在崇祯元年(1628)的奏疏中自称领有“二十余万之精锐”(48),这无疑是为了争取更多饷银的虚诞之语。袁崇焕在擅杀毛文龙后,令东江镇将领“自行开列”兵额,得到“四万七千”人的报告,但袁崇焕认为老弱不能算“兵”,于是据毛永义所管士兵的状况得出“不能二万矣”的结论,(49)这个数字可能又偏低。笔者通观现存毛文龙的奏疏、揭帖,发现早期毛文龙所报的兵额比较接近事实。天启三年,毛文龙奏:“接渡辽民老幼、男妇三十余万口。除南兵外,挑选壮丁入伍,业计三万六千三十九名。”(50)这与崇祯元年饷臣黄中色所报“三万六千余名”相符。(51)

   这数十万平民与三万六千名军士在海岛上如何生存呢?就军队而言,一方面毛文龙不断向朝廷请饷,另一方面朝廷也答应给饷,双方不断在具体数额上讨价还价。那么,东江镇究竟从明朝政府手中得到了多少饷银呢?据毛文龙崇祯元年“为查核历年收过钱粮等事”的奏疏,自天启二年至七年,东江镇每年收到的明朝政府发放的全部银两(按:包括饷银、功赏银等)、粮食及布匹的详细数据列表如下:

   由于这是向朝廷的奏报,不能与朝廷实际下发的实际钱粮数差距太大,所以毛文龙指出这些数字皆有“印信实收,交付各官,凿凿有据”(53)。但毛文龙也在崇祯二年(1629)的奏疏中表示:“每年津运十万,所至止满六七万,余俱报以漂没。臣欲图其来年之运,不得不出实收与之。”(54)即他认为实际所获钱粮要少于上述数额。

   明朝政府拨发的军需物资是否足以维持东江势力的基本生存呢?据上表提供的数据统计,天启二年至天启七年间东江镇共收到银两1050971两,平均每年175162两;米豆或杂粮934579石,平均每年155763石。按照山海关、宁远等地明军的给饷标准每兵一月银一两四钱,米一斛,一名兵士服役一年所需的费用是银十六两八钱、米六石。这也就是说,明朝政府每年拨给东江镇的银两只够雇用士兵一万余人,而其所拨给的粮食如果扣除上文提到的每年漂没的35000石(按:取每年漂没三四万石的中间值)则只够发给两万人左右。

   据上文所述,明朝政府每年拨给东江镇的银两只够维持一万余士兵服役,而明朝政府提供的粮食只够分配给二万名士兵食用,这也就意味着东江镇的军队每年有二万六千人左右完全没有饷银,一万六千多人根本分不到粮食。按毛文龙的说法,“然以五万官兵,计足一岁之饷,并盔甲、军火、器械、马匹舡只等项,应总一百五十万两”(55)。如果考虑军备器械等项,即使按三万六千多兵计,每年也需银一百万两左右。而如前文所述,东江镇每年仅能得到明廷拨给的白银十七万多两。此外,据毛文龙崇祯二年的奏疏,东江镇“众兵将领绝无廪俸”(56)。这种情形,与晚明辽东军事力量大体可以获得正常军费支持的一般情况形成明显对比。(57)

   当然东江并不处于明金辽东战争的正面战场,这样一支二百人左右的小股部队迅速膨胀为三万多人的军队得不到明廷的信任,辽东军政大员无法有效控制这支力量,都是东江兵饷不敷的原因。无论如何,东江势力都必须采取其他办法来维持军队的生计并保持战力。

   东江镇所辖各岛上数十万平民又如何维持生计呢?明廷曾发一百万两白银赈济从辽东逃往北直隶、山东一带的二十万辽民,但对投奔东江的辽民却分毫未给。(58)他们采取了辽东卫所体制下习惯的屯田方式:

   公招集辽民,安插屯种。周回岛屿,星列棋置,如石城有田一万亩,设参将刘可绅领兵二千人防守;如常山岛长百余里,有田万亩,设守备钱好礼领兵三百名防守;如鹿岛周围数十里,山环险峻,设游击朱尚元领兵一千名防守;如广禄岛有田数万,设游击张继善领兵三千余名防守;如弥串、千家庄等处届数十百里,有田十余万可屯种,今俱次第安插辽民。去今两岁开垦颇多,各岛除选兵外,合有辽男妇四五十万,今秋成熟便可积谷十余万。(59)

   但是,“第各岛屯种,海水不能浇灌,遇旱则颗粒无收”(60),不能保证粮食的稳定供给。明廷从天津和登莱每年分别三运和二运,共计全年十余万石,仍然入不敷出。朝鲜提供的粮食乃是用钱购买,或者是用贸易的货物来交换。朝鲜有两处记录:“都督贸粮及流民处置等事,极可虑也。前年已给六万石,今年又给三万石,而辽蓟出来之民连续不绝”(61);“督府多率辽民,仰哺于我,今过五载,所食公私米粮不知几十万石,而犹以货物拨出之故,而诿谓无一粒侵夺。彼所发之货,非关于我国之用”(62)。文中“都督”即指毛文龙,“贸粮”及“所发之货”所指,从《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中的一句话便可一目了然:“而登、津商货往来如织,货至彼,一从帅府挂号,平价咨鲜易粮,以充军实。”(63)所谓“贸粮”就是用各地商人从天津、登莱等处运来的货物来换取朝鲜的粮食。至于购买这些货物的银两,应该也是通过海上贸易获得。

   由此可知,无论是东江镇自身的屯种,还是明廷的拨饷,都无法完全解决这里的生计困境,即使是朝鲜的粮食援助,也需要靠通商来进行交换。因此,海上贸易成为这里解决困境的最重要手段,中国北部海域的商业贸易由此成为东江镇的生命线。

  

   三 16世纪东亚贸易背景下的东江海上贸易

  

   站在东江立场上的文献通常以军饷匮乏为理由提及东江势力所进行的海上贸易,这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由于我们知道在明代大部分时间里,长城沿线由军队进行的走私贸易乃是常态,就知道东江势力占据皮岛,控制中原、辽东、朝鲜之间的海上通道,本身就有继续开展海上贸易的目的。

   站在批评东江势力的立场上《明史》这样说:

   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64)

   在《明史》编修者看来,毛文龙占据东江后主要经营的就是走私贸易,其主要贸易对象并非朝鲜,而是后金,贸易的内容也是传统的“鬻参贩布”。如果从后金商人亦是多边贸易的伙伴之一这个角度来理解,清人编修的《明史》所反映的情况并非空穴来风。

   又据杨嗣昌在崇祯四年(1631)“吴桥兵变”之后引巡抚杨文岳的话说:“无事则专以贩参、卖布为生涯,有事便以据岛走险为退步。而臣有进焉,曰:如尚可喜、沈志祥之在岛,则以走险为退步者也;如耿仲明、孔有德之在登,又以投岛为退步者也。”(65)同样说明了东江势力的存在与海上贸易具有直接的联系。

   东江势力所经营的海上贸易之繁荣景象,见诸多种文献的描述。东江集团自天启二年冬季进入皮岛后,“辽民皆卷入岛中,接屋甚盛,作一都会。南东商船,来往如织。近海草木,尽于樵苏”(66)。《满文老档》亦载:“至于毛文龙,自去年(天启四年——引者注)八月驻于铁山,船皆在岛上……内地前来之商人极多,财积如山。”(67)

   为什么以东江势力为中介的海上贸易会如此兴盛呢?其主要原因是,自16世纪起,辽东地区的边疆贸易十分繁荣。然而万历末年后金起兵与明朝展开军事对抗以来,明朝政府始终坚持对后金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天启元年后金军队攻占辽沈之后,明朝与朝鲜之间通过陆路交通维系的商业往来亦难以为继。于是,自登莱经东江镇诸岛至朝鲜的海路就成了避开主战场的新的通商渠道。恰在此时,东江势力占据了位于中朝海上交通必经之路的自旅顺口至鸭绿江沿海诸岛,掌控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海上贸易。与此同时,由于明朝与后金已成敌国,原有的马市贸易自然终止,走私贸易的难度也空前加大,但贸易的需求却依然存在。因此,东江势力为明朝与后金之间的走私贸易提供了新的通道。

   如前所述,毛文龙势力于冬季进入皮岛,鉴于中国北部海域的海上航路冬季难以通航,(68)以皮岛为中心的明末中国北部海域的商业贸易应该是在天启三年(1623)发轫的。天启三年八月,为了扩大海上贸易的规模,毛文龙以饷银不足为由请求明朝政府“比壬辰征倭事例,使南直、山东、淮胶等处,招商运米,令其自备粮石,自置船只,到鲜之日,核其地头米价,外加水脚银两,凡船装十分,以八分米、二分货为率。米必两平籴粜,货听其市卖取利”(69)。毛文龙的请求得到了明朝的批准,大量中国商人奔赴皮岛。上述史实亦可从经营人参的朝鲜商人的变化得到证实。天启元年,东江势力掌控的海上贸易尚未展开,这时朝鲜赴京牟利之徒多储人参,而辽路断绝,因此李朝政府在为应付明朝使臣而购买人参时,众商“争先出货,多至四千余斤,以此准银四万余两以用,其价则以物货从容还偿矣”(70)。而海上贸易广泛展开以后,李朝政府为应付明朝使臣准备人参时顿觉“参价踊贵”,因为“商贾等深藏不市,以索高价,而潜相贸卖椴岛”(71)。可见中朝之间的商贸需求是东江势力掌控的海上贸易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朝商人此时经营的海上贸易所涉及的货物包括丝绸、军需品和土特产。天启五年(1625),朝鲜官员建议李朝政府以“本国连年失稔,前日所发丝缎之价尚未尽偿,方为未安”为由,拒绝与东江集团进行粮食贸易。(72)崇祯四年(1631),皇太极试图与当时东江势力的首领刘兴治商谈互市事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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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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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史研究》 201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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