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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银: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更新时间:2019-07-16 23:49:26
作者: 周桂银  

  

   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基于案例分析的微观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还原历史细节,说明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原因,进而发现理论,但一般是微观理论和局部 ( 中观) 理论。而整体研究,则在于通过系统的纵横分析,去发现一般的规律和机理,构建普遍的范式和框架,此即国际关系研究的宏大理论或大理论。无论微观、中观还是宏观理论,在国际关系史研究大家及其著作当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如同所有科学研究那样,在国际关系史的案例分析和整体研究中,实现从事实重现到理论升华,必须经过历史学家的灵感、直觉和顿悟。史料自身不会言说或再现历史,历史学家在发现和考证史料后,必须运用一定的方式或框架将史料组织起来,进而通过一定的叙事方式展现历史故事。同样的,理论本身不会从千丝万缕而又杂乱无章的历史细节中自动现身,而是需要理论家的发现和顿悟、梳理和建构。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所说的 “没有哪一种归纳法会导向物理学基本概念”,或 “没有哪一个理论会自动地产生于实践”,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升华,历史学家必须经由其思其言和 “精致安排”而展现叙事和理论; 即使见诸于字里行间的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也需要历史学家的合理而精致的史料安排、语言铺陈和叙事建构。

  

   在这里,有必要借助托马斯·库恩的范式革命之说,来强调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任务( 发现和建构) 。库恩指出,科学发展经由两种方式: 一是常规科学 ( normal science) ,它在一种特定范式的框架内演变发展; 二是革命性科学 ( revolutionary science) ,即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也就是说,在科学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科学范式而原先的众多科学家接受并融入新范式。所以,对于高明的历史学家来说,在理论和方法上理解、接受和融合当下的一切有益的事物,博采众家之长,最终实现发现和创新理论的目标。作为前提,历史学家必须充分掌握国际关系史和理论研究的已有成果,实现历史与理论的有益结合乃至融合。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最高明的历史学家和最高深的理论范式,都在于历史叙事与理论建构的完美结合 ( 融合) 。在一些国际关系史学大师的笔下,理论是存在于字里行间而不留痕迹的。

  

   兰克学派及其欧洲政治史 /外交史研究是近现代时期的历史与理论融合的第一个范例。对于传统外交史研究人员来说,关于国务家和外交家的治国方略,以及相关的战争与外交决策,是相关研究领域里的 “高级议题”。在这方面,许多历史学家往往采用宏观理论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莫过于近代晚期鼎鼎大名的利奥波德·冯·兰克。他凭借对于欧洲各国史料的娴熟掌握和运用,通过单独一篇论文 《列强论》,概述和分析了欧洲列强兴衰的漫长历史、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大国主导欧洲政治体系,同时揭示了欧洲大陆的国际体系的本质、规则和趋势。在兰克的基础上,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 ( Ludwig Dehio)以更宏大的全球视野,简约、清晰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长达四百余年的欧洲体系及其全球趋势的一个重大主题: 无政府的国际体系 ( anarchical international system) 之所以保持稳定和秩序,在 18世纪及其以前主要是依赖着一种自在自为的均势,正是凭借这个机制基础上的联盟与阵线,霸权得到了遏制; 在维也纳和会之后,19 世纪的欧洲体系实现了对 18 世纪的一种扬弃,在欧洲列强之间的新的权势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国际规则、会议外交、大国共治为特征的欧洲协调,“体系理由”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共同体的一大共识。但更重要的是,欧洲体系日益走向全球,实现了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欧洲本土与海外力量、中心国家与侧翼力量之间的新的互动与新的平衡。在一定意义上,德约关于欧洲霸权及欧洲体系的论述,聚焦于欧洲列强及其相互关系框架下的德国的历史及未来命运,因而接近于历史哲学。类似的主题和视野,以及卓越的历史与理论的融合,亦见之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 《当代史导论》、保罗·肯尼迪的 《大国的兴衰》、乔治·莫德尔斯基的 《世界政治中的长周期》等。在他们的论述里,人口与国运、中等强国与超级大国、海权与陆权、欧洲与全球等对立统一关系,不仅解释了 20 世纪及其以前的国际关系史,还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 21 世纪的世界大趋势。

  

   第二个范例是英国学派,其主要代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等人同样实现了历史与理论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社会理论。英国学派强调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体系及国际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与安全利益,他们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关于国际体系的共识和机理,从而指出了国际秩序的一种未来趋势,即多种文化的共存的可能性。同时,他们还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国际体系达成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因素,包括权力、利益与道德,以及国际正义和国际合法性等。

  

   第三个范例是历史与理论的自觉统一,或历史学家与理论家的高度融合。有一些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或自觉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或通过历史研究创造出国际关系理论、概念、框架。因而,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多位杰出的作为理论家的历史学家,或作为历史学家的理论家。上文提及的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史领域,泰勒及其 《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保罗·肯尼迪的 《大国的兴衰》和保罗·施罗德的 《欧洲政治的转折》,都蕴含了无政府国际体系理论,以及均势与霸权、陆权与海权、欧洲与海外等对立统一关系。在战略史研究领域,杰弗里·帕克的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和爱德华·勒特韦克的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拜占庭帝国的大战略》,都展现了帝国秩序的内在机理,即帝国提供了何种性质、何种程度的 “公共产品”( 安全和繁荣) ,无论它是基于同质文化还是异质文化。甚至在长期以来不大受学术界待见的军事史研究领域,亦有历史与理论高度融合的范例,如在现代军事史学科的奠基人、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的不朽名篇 《政治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 中,战略战术理论贯穿了全书各个篇章。在弗朗西斯·欣斯利 ( Francis H. Hinsley) 、厄内斯特·梅( Ernest R. May) 、迈克尔·亨德尔 ( Michael I. Handel) 等历史学家及其著作中,历史与理论的高度融合同样一目了然。

  

   以上范例所代表的学术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关系学者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如国际制度学派主动靠近历史学家,又如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的现象。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历史学家的最高追求。在这方面,有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前行的方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在《欧洲政治的转折》一书中,通过研究七年战争以来的结构性事态 ( 七年战争、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拿破仑战争、民族主义兴起、1848 年欧洲革命) ,探寻欧洲体系的结构性变化,说明国际关系本身的不断演进的动力和逻辑,进而指出欧洲均势从自在自为到欧洲主要大国及其国务家基于 “体系理由”而 “精心呵护”的欧洲协调体系。欧洲政治在 1813—1815 年期间出现的这个转折点,原因和动力何在? 或者说,18 世纪自在自为的均势,何以演变成 19 世纪的欧洲协调,何以形成了国际政治的原则、规范和习惯? 偶然的事态表象,根植于必然的结构性原因。国际政治以及外交机制的一系列变化,导致了追求国际体系稳定和确保中小国家独立的巨大动力: 首先是欧洲世界的观念、总体精神、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其次是战争、联盟、条约、会议、外交语言等因素的变化,最后是国务家自身的追求。一句话,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不是政治事件史。实际上,据施罗德本人在前言里所交代,国际关系理论对他影响颇大,既包括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均势理论、联盟理论等,又有霸权理论、决策心理学、博弈论、政治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理论。这是一部将理论与历史融为一体的著作。

  

   英国学派的重要代表、历史学家亚当·沃森及其 《国际社会的演进》,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大时空视角下的历史与理论相互融合的范例。沃森全面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以及各个不同地区的国际体系的形成、运行和衰亡,进而不留痕迹地在理论上归纳出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内在机理和表现形式。他通过历史案例的条分缕析,提出了关于国际体系的若干核心概念和重要推论: 一是帝国体系的同心圆模式,即帝国体系由内向外依次由核心地区、间接统治、宗主国关系、霸权关系、独立国家关系等所构成,随着同心圆不断向外扩展,帝国权力逐渐减弱。二是体系频谱的概念,认为国际体系的外在表现,主要有独立、霸权、间接统治、帝国等四种形式,而霸权似乎是任何一个国际体系的 “自然的”演变趋势。三是钟摆概念及其机理,即国际体系的运行如同一个始终受到重心引力作用的钟摆那样,在独立与帝国这两个摆幅的端点之间来回摆动,钟摆何时以及如何摆向中间区域,即接近霸权的位置,则取决于权力、规则、制度等各个要素的合力的作用。这进一步表明,霸权是国际体系的秩序或稳定的核心。四是合法性与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稳定,即共有的利益、规则和制度等并不足以导致国际社会的形成,只有当合法性与共有的利益、规则和制度等要素两相结合,才能推动国际体系走向国际社会,使其各个成员之间的彼此关系接近或处于一个 “舒适地带”,此即秩序或稳定。由此,沃森通过坚实的历史研究,成功地创新了国际体系理论,为人们考察历史和当今的国际体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施罗德和沃森的上述两项研究,一个是断代史,另一个是通史; 一个是欧洲国际关系史,另一个是全球范围的体系史,两者异曲同工,同样精彩绝伦,成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相互融合的“当代经典”。

  

   (选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04期,参考文献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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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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