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桂银: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更新时间:2019-07-16 23:49:26
作者: 周桂银  
等等。

  

   其次是基于档案的案例研究对于新理论的贡献。上文提到的格雷厄姆·艾利森,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过程的分析,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决策过程,提出了外交决策的三个模型,即理性行为体模型、组织程序模型、政府政治模型。随着美苏两国新档案的解密,以及多名当事人( 包括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 回忆录的出版,艾利森与苏联学者菲利普·泽利科进行合作,运用新史料重新分析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的美苏决策过程,并借助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制度主义、危机与战略理论方面的最新成果,补充了原来的危机决策理论要素,进一步完善了每一个模型下的若干假设,最终将三大模型修正为理性行为体模型、组织行为模型、政府政治模型。这个案例充分展现了新史料、案例研究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

  

   最后是档案研究对于外交决策要素 ( 和理论) 的丰富和发展,如关于冷战时期苏联的外交决策要素,学者们愈益明确地指出,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都是同等重要的关键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结论是通过对新近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和美国外交档案进行综合研究而得出的。沈志华等人的长期、详尽而系统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中两大信条,即世界革命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理论,对苏联的外交决策影响甚大。而此前的一般看法是,苏联对外政策主要受国家利益 ( 尤其是国家安全关切) 的驱动,意识形态不过是对外政策的外衣和口号。实际上,这个结论,即意识形态对外交决策施加重要影响,同样适用于当代美国外交及其决策研究。战后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决策人,以及美国国内各界精英,几乎一致认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及生活方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此,美国外交的一大使命,就是向外输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美国式的政治社会制度。在这里,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不仅对美国而且对苏联,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干涉中小国家内外政策、争取和拉拢盟国的重要借口,如美国大规模干涉越南,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通过多种史料的综合研究,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多米诺骨牌”理论夹杂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关切,即大国的可信性,其中包含战略决策者担忧帝国、大国或联盟领导国家的威望和信誉受损乃至崩塌,这在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决定对越南进行干涉和扩大战争的外交决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案例研究和整体研究,都必须以史料的考辨和运用为基础。正如上文所及,案例研究主要聚焦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现象、个体、国家或地区、时段等历史碎片,而整体研究则探究体系、秩序、世界、整体、周期、范式。案例研究重在还原或重现历史,理论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项副产品; 而整体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规律、探究机理、归纳理论、创建范式。国际关系是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基于各种利益考虑和压力关切的复杂互动,其历史演变不仅基于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及其相互关系,而且围绕那个整体的、不以各国或国家集团意志为转移的国际体系的自身逻辑而展开。因此,案例研究与整体研究必须相结合,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埋首于史料钩沉,还必须面向哲学意义上的星辰大海,关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宽广的地理空间,更多地思考和研究大问题、大观念、大框架。这就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特殊性之一。

  

   大历史时空视角,或整体 ( holistic) 的视角,是从总体的、综合的、长时段的、广阔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国际关系及其历史,其宗旨不仅在于发现真相和规律,更在于认识历史的基础上把握现实和预测未来。这就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大问题指向、时代关切聚焦及其不言自明的预测性含义。在中外研究界,杰出的历史学家莫不重视和运用整体视角,由此推动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若干方面和整体水平的进步。试以如下几个例证予以说明。

  

   ( 一) 关于帝国及其历史、性质和内涵

  

   一般认为,帝国的历史演变遵循了从大陆帝国到海洋帝国的路径。近代晚期以来的研究表明,帝国的历史、性质和内涵,都是极其丰富的。帝国可区分为大陆的与海洋的,有形的与无形的,直接的与间接的武力征服的与 “慈善”的,等等。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也各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如大陆帝国先后有斯巴达、波斯帝国、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俄罗斯帝国等,海洋帝国则出现过古代的雅典帝国、航海革命时代的传统海洋帝国 ( 英国与荷兰) ,以及工业革命时代的现代海洋帝国 ( 英国与美国) 。在空间上,人们还目睹了航空时代的帝国、太空时代的帝国,以及当前和未来的信息技术时代的、以网络空间为重要基础的帝国。如此众多的历史学家,包括修昔底德、爱德华·吉本、保罗·肯尼迪、乔治·莫德尔斯基、爱德华·勒特韦克等人,孜孜以求地研究帝国的性质和形式、帝国之间的争战及其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探寻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哪一个 ( 种) 帝国在总体上略胜一筹、更加稳定安全、更加经久不衰? 其二,帝国兴衰的规律何在,未来趋势又会如何?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国际关系史学家不约而同地开始探讨帝国的性质和内涵、帝国的战略与兴衰,而且均指向当下和未来的大国关系。所以,整体视野的帝国研究对于当前国际体系的结构与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性质和内涵,无疑有着极强的理论含义和现实价值。

  

   ( 二) 与帝国兴衰密切相关的霸权更迭

  

   国际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变动,都会引起历史学家对相关因素和现象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霸权国家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未来趋势等。自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权势地位和国际体系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以后,历史学界开始了关于霸权更迭的新一轮讨论和研究,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理论解释模式。一是保罗·肯尼迪及其 《大国的兴衰》所代表的地缘政治经济模式,认为近代以来五百年间的霸权兴衰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经济技术优势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表现,二是不同国家根据其经济和地理因素所作出的外交和战略选择。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兼具宏观性和整体性的杰出研究。二是乔治·莫德尔斯基所代表的海洋国家模式,提出了关于全球领导国家的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认为海洋国家及其联盟战略是各个历史周期的霸权国家的成败关键。三是国际制度模式,这个学派在霸权稳定论的基础上,主要基于国际经济领域的规则和制度及其演变史而展开论说,他们无视或轻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相应的改革必需,也不问这些规则和制度的时代性、公正性和适切性,而只是着重于为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形和无形的规则和制度而伸张。以上三种分析模式,均以大历史时空或整体的视角看待和分析霸权及其更迭,对于观察当前国际体系和展望未来国际秩序,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三) 东方问题及相关的大国关系与地区均势

  

   东方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若干历史学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优秀学术成果,如罗伯特·西顿-沃森 ( Robert Seton-Watson) 、马修·安德森 ( Mathew S. Anderson) 等人。另一方面,多萝西·沃恩、朱瀛泉等历史学家,则把东方问题放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大时空背景下予以考察,不仅研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俄国南下与俄土战争、西欧扩张等现象和因素,还同时分析近东均势与欧洲均势相互纠缠、欧亚大陆帝国 ( 俄国) 与海洋帝国 ( 英国) 在近东、中亚和远东争夺霸权的宏大背景。如沃恩指出,长期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欧和中欧大国为了相互制衡或对抗,争相引入土耳其作为同盟。另一方面,土耳其即使在走向衰落后,也长期在欧洲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不仅成为欧洲主要大国的外围缓冲地带,以致欧洲列强急欲瓜分土耳其而不能,而且还成功地充当了欧洲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南方侧翼,在相当程度上迟滞和阻断了俄国南下的步伐。土耳其的这种历史作用,不仅对于近东地区的大国关系或大国均势,而且对于整体意义上的欧洲均势,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大时空视角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体系作用,提出了另外两个十分重要而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一是土耳其与欧洲体系的关系。从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来看,西顿-沃森、安德森、沃恩、朱瀛泉等人的研究表明,土耳其从来就是欧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欧洲人用所谓的 “加入”欧洲体系来指称 1856 年 《巴黎和约》以及此后的欧土关系,突出两者之间文化差异以及所谓的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事实上,上述各项历史研究表明,所谓的文明标准和土耳其 “加入”欧洲体系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因而需要我们进一步辩驳所谓的文明标准及其双重性、欧洲体系的性质及其结构等重要问题。这个角度对于我们审视当前和未来的欧土关系不无意义。二是俄国南下的长期追求,在近东地区受挫后,俄国不断向东发展,继续谋求获得南方出海口,从波斯 ( 伊朗) 到阿富汗,再到中国和朝鲜; 进入现代时期,苏联继续谋求在中国和越南获得海军基地。继土耳其之后中,中国、日本等又相继阻止了俄国及苏联南下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近现代时期,俄国和苏联突破大陆包围的南下尝试,从未有过停歇。

  

   ( 四)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的顶点是慕尼黑事件,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我们要尽可能地将其置于较为宏大的背景之下予以考察。首先要将绥靖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史和观念史现象,在源头上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后欧洲社会的政治与心理影响,并由此探讨以下因素的重要影响及其联系,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公众舆论、和平运动,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重点,如和平运动、裁军与军控、避战诉求、国际组织、国际法及仲裁,所有这些都是战后欧洲社会的普遍的厌战情绪的表现。其次,还必须注意到以下一个现象,即英法等民主国家领导人及其政策不能公然地与公众舆论背道而驰,这是选举政治及代议制政府运行的底线。第三,英法国力衰退的现象提供了另一个背景,使得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推断英法领导人及其他精英何以在战略上逐步迷失了方向,如当时英国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巴兹尔 ·利德尔·哈特,不遗余力地拥抱和伸张绥靖政策。最后,这个时期各主要国家领导人与公众舆论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方向和方式,因而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种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他们迷失了战略方向,曲意逢迎公众; 第二种以德国头目为代表,他们恶意操纵和利用舆论,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三种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代表,他们积极塑造和引导公众舆论,扭转国家政策方向,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

  

  

   古今中外历史学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莫不如司马迁撰写 《史记》时立下的宏愿,即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挖掘史料、重现历史之后的理论升华,即提出或形成史学理论。《史记》的各个部分,都是为这个理论升华而服务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7188.html
文章来源: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