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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

更新时间:2019-07-16 23:40:55
作者: 范金民  
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嗣汪以宦游辍业,属其戚程,程后复归于汪。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注:许仲元:《三异笔谈》卷3《布利》。)这个在笔记中被描写为先由汪氏,后改程氏,复归汪氏,以“益美”垄断居奇的字号,人们常常引用,但多省略其前后归属的一段文字。而细读数件碑文,恰恰反映了这一情节。这个字号,在康熙三十二年、四十年和五十九年的碑文中,以“程益美”字样出现,在道光十二年的碑文中又以“汪益美”字样出现(注:散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和《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的相关碑文。)。碑文印证了笔记内容,可见作者所言确有依据。由作者许仲元笔记时的道光初年前推二百年,则益美字号当开设于明末,由于“汪以宦游辍业,属其戚程”,则清初大概已改属汪氏的亲戚程氏,程氏至少经营了五六十年,又复归汪氏。一个字号能够前后至少维持二百年,这在徽商布业甚至整个商业行业中是很难见到的。

   徽州布商活跃于广大江南棉布市镇,论者已多,不复赘述。字号踹染加工的青、蓝布匹主要销向北方,其运销线路,“溯淮而北走齐鲁之郊,仰给京师,达于九边,以清源为绾毂”(注:陈继儒:《陈眉公全集》卷59《布税议》。)。清源是山东临清的古称。棉布转输中心临清在明后期“十九皆徽商占籍”(注:谢肇淛:《五杂俎》卷4。), 徽州布商极为活跃。综上所述,如果说从事棉布长途贩运的商人除徽商外还有山陕商人、洞庭商人、福建商人等,那么开设字号从事棉布踹染加工业的商人在清代则几乎全是徽州商人,讨论棉布加工业不能无视徽州棉布字号商。

  

  

  

   字号是店名、牌号,是靠店家信誉、商品质量创出来的,是店家的无形资产。江南棉布品类繁多,长短精粗阔狭不一,因而从事棉布收购批销的商家都有特定的字号,以相区别,如朱紫阳生记、程益高诚记之类。不同的字号,因为布匹种类、质量以及著名度不同,所以布匹的收购价与销售价也不一样。商家从事布匹的收购、销售乃至运输,“惟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是处皆然”,“上供朝廷之取办,下便关津之稽查,取信远商”,“远商相信,全在布记确切为凭”(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6页。)。字号看布人也只管“照号配布”(注:《布经·字号看白布总论》。)。“因为客帮购货,习惯上只认‘牌子’,只要‘牌子’做出,客户信任,就不愁无生意可做”,所以江南棉布业有“土布业好开,牌子难打”的说法(注: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5-366页。)。无论是棉布生产者、加工者,还是前往江南的外地客商,棉布交易首重牌子成为业内人的共识,字号成为布匹交易的惟一信誉标识。因此,围绕着字号牌号,布业展开着各种各样的激烈竞争。

   正当的竞争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强管理,把好看布、收布、漂染等各个环节,确保或提高布匹的质量。如陈士策开设万孚字号,原来布匹外发染色,因“颜色不佳,布卖不行”,于是“自开各染,不惜工本,务期精工”,踹布也请“良友加价,令其重水踹干”,临到分家,还谆谆嘱咐子孙,“配布不苟颜色,踹石顶真”,“不可懈怠苟就”,坚信“每布之精者必行,客肯守候”(注:《康熙五十九年休宁陈姓阄书》。)。以质量取胜,这是字号维持或扩大销路,传之久远的根本途径。另一种是以品牌效应,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前述二百年间布匹畅行天下的“益美”字号,以小利诱缝工,让他们义务宣传“益美”布,造就出一个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的全国驰名商标,市场覆盖率广达全国。加工生产规模也许并没有扩大,而利用人们崇尚名牌的心理,“益美”业主将收购来的布匹,贴上“益美”牌号,在市场竞争中抢了先机。

   正当竞争有限,不正当竞争无限。字号可以出租、转让,也可以歇而复开,但名字不得相同,店名不得假冒,至迟自明代起,江南棉布业字号即严禁假冒雷同。所谓“从前盛行字号,可以租价顶售,□□□偿招牌,即成资本”,但“苏松两府字号布记,不许假冒雷同,著有成案”(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6页。)。从碑记所录名称来看,字号绝无同名者,用字发音区别较为明显,但间有姓不同而名相同者,如程益隆与金益隆,郑元贞与程元贞之类;偶尔也有音近字异如金万盛与金万成(江南方言盛、成发音相同)之类。创立字号招牌不易,利之所在,假冒字号之事也就时时发生。

   假冒字号大约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同音字或近音字、近体字翻刻已有名气销路正旺的字号,以假乱真。清初字号“布店在松,发卖在苏”。顺治十六年,布牙沈青臣利用字号这种加工与发卖异地的情形,假冒金三阳字号,“或以字音相同,或以音同字异”的手段,“垄断居奇,私翻摹刻,以伪乱真,丑布射利”,引起金三阳字号等苏松37家布商联名控告。江宁巡抚为此饬令“苏州府立提,限三日连人解报”,将假冒的布匹判令归还金三阳字号,苏松两府并立碑告示(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6页。)。康熙四十二年,又有人假冒□元字号牟利,官府采取同样措施示禁。二是直接起名与已负盛名的字号相同,或干脆盗用他人字号,让人莫辨新旧真伪。乾隆元年,苏州有布商黄友龙假冒字号招牌,苏州布政使奉督、抚批示,严令苏松两府查禁,两府要求将各字号图记分别开呈,出具遵依结,声明原籍何处,字号开设何地,并无重号窃冒情弊,出具遵依结,再在府署前立碑公示(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6-87页,参见《绮藻堂布业总公所牌谱》所载《上海县出示晓谕》,转引自《江南土布史》第365页。)。 看来黄友龙是直接盗用了他人字号。嘉庆十九年,苏松两府字号同业公议,遵照成案,“新号毋许同名”,立碑周知。后有杨绍扆、杨宗宪在上海县开张同名字号,即被勒令改名,“取结完案,免予提讯”(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6-87页,参见《绮藻堂布业总公所牌谱》所载《上海县出示晓谕》,转引自《江南土布史》第365页。)。字号名称相同或盗用他人字号,这是在品牌宣传上毫不投入前期成本,明目张胆以图渔利的勾当。但有些手法更为恶劣,如“有人暗中假冒他人牌号,其打包之时,内间用冒牌,外面包布借用客商字号,发往他处,无非图利巧取,非但损碍他人牌号,更为欺诈恶习”(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廿九日,松江府上海县正堂黄《告示》,转引自《江南土布史》第361页。)。 这实际上采取的是偷梁换柱的手法,隐蔽性、危害性更大。三是利用他人字号做手脚。光绪末年,上海县奚晓畊顶租许姓鼎茂牌号,即添加包装银5两,“而又暗蚀每匹五丈(文),以致各行庄意外亏折,纷纷倒闭”,业主许氏兄弟请求收回原牌,县令裁断准请(注:《时事汇录》,《汇报》第11年第2期,转引自《江南土布史》第365页。)。这是利用租来的牌号,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或明加,或暗亏,挤垮同业的卑劣行径。

   上述三种情形,违背字号同业的约定和成规,遭到同业的反对,也为官府所严禁。字号同业为了防止和杜绝各种假冒牌号行为,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同业订立牌谱即登录全体字号牌名,新创业者则需备案,不准字音相同,或音同字异。牌谱始于何时,尚不清楚,由道光五年上海布业议定,原来字号,“其中间有重叠或紫白套不同;或南北路各异;或同名异记,显然不符,均出无心,且各创已久,无庸更改。但自议之后,各号增添牌子及新创业者,均须取簿查阅,毋得同名”(注:《绮藻堂布业公所同业牌号簿》,转引自《江南土布史》第362页。), 很可能直到道光初时才有牌谱。道光五年,上海布业重为校刊,再订牌谱,严定规约,以后至少在光绪二十二年、宣统三年又屡次会议,重修牌谱。二是有犯案发生,即向官府呈控。官府受理禀控后,为维护字号的信誉和市场的秩序,总是站在实际受害者的一边,通过赔偿损失,勒令终止假冒,让字号切结保证,立碑周示等措施和方式,维护字号的合法利益。说明官府是维护棉布业市场合法经营、有序竞争的有效力量。从实践来看,字号同业和官府的通力合作,对于打击假冒,杜绝冒牌,净化棉布业市场,是起了相当作用的。字号通常营业数十年、几十年,就是同业与官府努力维持的结果。但字号同业对冒牌者并没有约定不得另开牌号,官府也仅断以偿还冒牌所得收入而缺乏严厉的罚惩措施,冒牌者没有任何风险;一旦成功,即有利可图,如被发觉,实际并无损失,字号可以顶租转让更为影射作弊增加了制度上的可能。因此,假冒字号事端屡禁不止,始终未曾绝迹,一直是棉布市场上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在棉布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假冒伪劣殊少风险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个颇负盛名的字号,可能在创出品牌的前期投入和维护品牌、打击冒牌的后续投入的成本均相当高,这可能也是清代江南棉布的华北市场不断收缩的一个原因。

  

  

  

   徽州布商在苏松等地开设的众多棉布字号,是集收布、发布委托加工、再回收布匹批销外地的大型商业资本(注: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38页谓:“染布有作坊, 叫作‘字号’。”恐不确切。)。布商字号不但通过商业资本本身谋取利润,而且还将商业资本转化成工业资本,形成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从而既谋取商业利润,又获取产业利润。乾隆《盛世滋生图》中出现的“本店自制布匹”,指的就是这种加工布匹的字号。

   字号加工布匹,先要收布。收布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字号开设地直接收布。如上海张曼园之父“五更篝灯,收布千匹,运售阊门,每匹可赢五十文。计一晨得五十金,所谓鸡鸣布也”(注:许仲元:《三异笔谈》卷3《布利》。)。这是设在苏州的字号, 在清初由产地之人送布上门收购。棉业巨镇南翔镇,盛产浆纱、刷线布,“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注:嘉庆《南翔镇志》卷2 《物产》。)。这是设在棉业市镇的字号就近收布。另一种是苏州的字号直接到产布地收购。为了增加竞争力,降低坯布收购成本,字号一般通过后一种途径,到产地收布,或者是通过布庄或牙人(实际上有的布庄即系牙人所开)代为收购。或者是字号自设布庄采购,所谓“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米采择”(注:褚华:《木棉谱》。),直接从生产者手中购买布匹。如元和县唯亭镇产布,“布庄在唯亭东市,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漂染俱精”(注:道光《元和唯亭志》卷3 《物产》。)。而且随着字号由松江向苏州集中,这种字号的直接收购形式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为确保布匹质量,字号更直接向棉织户发银定织。嘉庆间人缪元英诗,“秋间刚得拈针线,贾客肩钱定布机”,作者自注“吴门布客每认机定织”(注:许灿:《梅里诗辑》卷23。),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大体而言,除了南翔、朱泾、枫泾等特别重要的市镇本身开设有字号外,棉布字号在棉织业市镇如外冈、娄塘、诸翟、周庄和唯亭等地直接开庄收买布匹,在其他市镇乡村则由当地牙行布庄代为收购布匹。

   字号的布匹要确保质量,收购白布即坯布、验收光布是关键,而聘用可靠懂行的看布之人至为重要。这种看布之人就是地方文献所说的“贾师”(注:崇祯《松江府志》卷6谓,棉布生产者“媚贾师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几十家字号,每家经营又大多长达数十年,对布匹必定有相应的质量标准,这些标准是什么呢?字号聘请的贾师又是如何按照标准严格把关的呢?至今未见有人提及。

令人高兴的是,笔者所见一个抄本,至迟形成于乾隆初年的《布经》一书,大约就是由专门为字号看布之人传授的经验总结(注:《布经》一书,李斌先生在《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上刊文曾经引用, 笔者经安徽大学徽学中心卞利教授指点,于1995年元月得睹全书,在此深致谢意。),为我们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内容。全书大体上依照字号自门庄收布到验看光布的自然流程,着重介绍验看各种布匹的诀窍及染布方法、染料来路等,分为配布总论、看白布诀、指明东路铁椗木椗诀、门庄买布要诀、指明布中一切条款、字号看白布总论、看白布总诀、认刷纱病处并木椗铁椗分解、指明浆纱水纱二布分解、刷经布路道大略、半东路大略布言、收门庄要诀、看毛头大略总要、青蓝布看法、看翠蓝月白秘言、看法条例、染坊总诀、染各样杂色每百匹该用颜料数目、门布染标扣颜色染价每匹照码六折(字号染价大约依此码五折)、江西出靛道路地名、各样颜色道路地名、各路靛、看光布总论、看光布秘言、各样退法、看光布歌诀(又歌诀曰)、石上踹布法、看手踹手及子石头四事总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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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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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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