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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重构政府经济基础——对转变政府职能问题的深度思考

更新时间:2019-07-12 22:36:33
作者: 乔耀章 (进入专栏)  
按照经济规律来驾驭国有经济。土地改革后重建起来的农业、手工业劳动者的个体私有制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面临被资本的大私有制消灭的命运,他们既有自发倾向于资本主义可能,又有接受社会主义的可能,但无论哪一种可能都必须由他们自己亲自体验来选择,正如列宁曾强调指出的,我们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剥夺,只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那么就是有害的和危险的,[6]这就需要时间来等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由于它有其两面性,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和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必然存在着利用与反利用、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需时间,都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一条原本比较正确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正确有效地贯彻执行,实际结果却有违初衷,“改造”变成了“消灭”,“并举”变成了“单举”,割裂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历史联系,只用3年时间便急急忙忙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历史任务,“三改”超前,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却远没有完成。“一化”滞后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缺课” ,即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方面的历史性欠账,以致产生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社会经济制度或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能够脱离具体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的制约而随意可以存废和超前发展的。今天看来,这“两个提前”表明,当初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对发展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力的长期性根本性决定作用认识不足,对作为“三大改造”对象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私有制仍然对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容纳性、适应性认识不足,并且把“改造”视同“消灭”。历史将证明,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是不可或缺的,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视同“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一种历史性的错失。它割断了自我发展的历史。针对第一个“提前”,我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忘却。[7]针对第二个“提前”,我认为“改造”不等于“消灭”,被消灭的正是以后发展所需的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三,如何正确认识政治上层建筑在构建政府经济基础过程中的强制性作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属于一种社会转型期,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政治上层建筑往往打破常规,发挥着异常的作用,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和政治运动构建集权式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亦即“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正如1954年宪法强调的那样“ 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运作方式和轨迹看,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情形。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通过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为了巩固政权,首先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构建起政治上层建筑,并通过政治上层建筑直接反作用于生产关系,新建其赖以存在、巩固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创建主要是由国家政权力量决定的,按国家政权的性质和面貌构建,而不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决定的。换句话说,是通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创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这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倒转”现象,即这里不是由经济决定政治,而是由政治决定经济。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政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往往是非常弱化的。而且只是通过生产关系这个“中介”间接地反作用于生产力。由于国家未能按预期设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又由于政治上层建筑对创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强制作用失当,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创建当初就免不了对生产力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适应或是一种“胎里病”,这是一种“超前性”的不适应,它部分地潜在着对生产力发展的阻滞作用。然而,生产力具有天赋的革命性质。一旦把发展生产力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来抓,它就会立刻活跃起来“ 反抗”束缚它发展的力量, 它首先“反抗”的是那部分超前性的生产关系,其次是反抗那些本来适应它的发展而后来变得不适应而显得滞后的那部分生产关系,而不是政治上层建筑。或者说,它首先要求改革的是束缚它发展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而不是政治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合乎历史和逻辑的一般序列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经济制度、经济体制进而自然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是,我国实际的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又是通过政治关系、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确立起来的,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成功。很难想象,在一个帮助了创建经济体制的政治体制不改革之前会有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此,从我国政府经济基础创建的特殊路径看,要重构政府经济基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重构政府经济基础,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只有把握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政治与经济的“倒转现象”,才能够把握此后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轨迹。然而,改革的历史证明,一般序列却成为现实的常态。这样,我们可以把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创建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称之为“五六体制”,它对于共和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共和国的成长、发展甚至曲折的“基因(DNA)”都是在这个奠基时期注入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共和国的兴衰存亡的命运。在她凯歌行进的同时也遗留下许多问题,它们大都或多或少被觉察,可是来不及反复研究和慎重决策,就在改造的高潮中被掩盖起来。实际上,旧中国传统的剥削制度、传统的私有制即非劳动者私有制: 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资本及帝国主义在华的部分资本,已经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 随着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没收或剥夺,已经被消灭,成为国家所有制,亦即全体劳动者“共有制”。在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后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做到耕者有其田,是属于劳动者的私有制,这是一种“新私有制”或“新生事物”,城乡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也是劳动者私有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私有制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次要部分,虽有剥削的面,但总体上还是属于共和国建设者的私有制。这些私有制是刚刚重建或获得新的发展的,虽然它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有一定的矛盾,但它们还是基本上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它们同国家所有制一道共同构成共和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基础,它们犹如一对“龙凤连体胎儿”[8]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和规范它们,与它们和睦共处,共同发展,构建一种命运共同体。如果过早地对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直到消灭它们,既不利于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认真反思这段历史,有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真理,实事求是地评价这段历史实践,正视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是不依靠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重构政府经济基础,调适共和国自身发展的路径。它给予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于: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历史是不能“硬拗”的,“硬拗”的结果是“硬拗”者受到历史的惩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可能是建国以后需要清理的第一块、也是最后一块历史阵地,它自身以及参与其中的人们不能完全自我证明,其正确与否及正确与否的程度还有待于人们后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来证明。当然,人们不能因为后来发现它的致命缺陷而对它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连同计划经济一道,全盘否定。

  

三、重构政府经济基础的历史进程


“ 五六体制”创建以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认为,今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向自然开战了。但是,一方面,毛泽东很快发现由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并不能满足社会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需要,探索要对刚刚建立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中的第四、五大关系就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1956年12月,他约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谈话就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 1958年11 月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要求与会同志一起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深刻分析了中国国情,从中国社会生产水平低、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实际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并把商品生产存在的终极原因归为“社会生产力的水平”。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三年困难时期后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1年6月和1962年9月毛泽东先后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作条例(草案)》和《六十条(修正草案)》提出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发展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与此同时,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工业七十条》,提出了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1964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这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但所有这些早期探索都没有持续下去,这主要是由于毛泽东没有深刻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经济模式与现实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建立前提上的重大差别,把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有这些探索不是根本改革“五六体制”,而是强化“五六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不断冒进,使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当时国内外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一些事件,阶级斗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搞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号召在思想战线上要“不断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接二连三在共产党内寻找斗争对象,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以文化的形式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毛泽东已揭示出“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但是其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还在于1956年基本完成的“生产关系革命”“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把“生产关系革命”亦即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步步推向极致的结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就势在必行。1978 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共和国自成立以后最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全面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从而真正开始实现了从“政治方面的经济”的实践向“经济方面的政治” 的实践的转变[9],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它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新路。会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至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是要改变的,但其改变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过去那种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际上只是为了革命而革命的“左”倾的有害的观点。由此开始了共和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制度变迁,特别是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在我国重构政府经济基础的历程是从农村开始的。早在1978年前后,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和天长县的农民为摆脱贫困的状况,首先打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探索出包产到组和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负责人的办法,开始打破“人民公社制”的坚冰。后来凤阳县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在有关地方领导有意识地维护和积极技持下,中国的制度创新由部分农民自发的诱致性变迁而成为局部地区自觉的诱致性变迁。而当这种制度创新被中国的决策层面所深刻理解后,制度变迁又转变成为对中国整体而言的诱致性变迁,对部分地区而言反而成为至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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