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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月瑶 熊湘:文人与德行:中国古代相关话题的生成与演变

更新时间:2019-07-09 23:41:22
作者: 党月瑶   熊湘  

   内容提要:魏晋六朝关于“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多陷轻薄”的表述,具有道德与世用两个阐释维度。唐人未对曹丕、刘勰、颜之推等人遗留的话题大加发挥。与“文人类不护细行”相较,“文人相轻”吸引了宋人更多的注意力,其运用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从“文人类不护细行”到“文人无行”,文人德行话题经历了判断愈发绝对化、传播愈发广泛的过程。明人将“文人无行”的阐释提升至儒家理道的高度,为话题注入新内涵,也激起了不少人的反驳,形成不可忽视的批评思潮。相对于事件和话语形式,古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身份结构才是文人德行话题盛行的内在动力。

   关 键 词:德行  文人相轻  文人无行  纠偏  失控

  

   关于文人德行问题,从古至今都有广泛讨论。在先秦文献及东汉王充《论衡》中,可发现文德合一的文人身份界定模式。魏晋之后,文人德行上的玷缺愈发被人关注,形成一系列富有意味的话题。对此,首先需要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事实层面——从古至今,存在诸多体现文人德行有损的事例。第二,观念层面——古人对文人德行有损事件的主观认识。第三,话题层面——在古人对文人德行认识的基础上生发出的具有囊括力的话头、熟语。从历史发展与三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事实引发观念,观念引发话题,话题促进观念的发挥,并且与观念一同审视着事实。与文人德行亏损相关的话题,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出现的“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人多陷轻薄”、宋代出现的“文人无行”等。对这些话题的阐述与发挥,多见于论文报章,探讨的时段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重心在于通过这些话题将文人德行玷缺的事例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总结表现形态并探究其心理机制。①简言之,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事例与观念,话题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个思考中介与桥梁,然而忽视了话题本身的生成、发展以及特性表现,还容易将“文人类不护细行”与“文人无行”简单地混为一谈,从而掩盖话题的历史发展逻辑。这些话题融合了批评话语与个人观念,具有批评史层面的意义。探讨古人如何接受、阐发、运用“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人轻薄”“文人无行”等话题,既能呈现古人对文人德行认识的一个重要面相,也是研究古代文人批评不可忽视的一环。

  

   一、德行亏损与仕途阻碍:原始话题的生成

  

   “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士之疵”“文人多陷轻薄”等话题的来源,已为人所熟知。从原始语境的角度来看,出自曹丕的两个话题——“文人类不护细行”与“文人相轻”。首先,话题的产生依凭于作者的直观感觉,没有通过大量事实加以证明。正因如此,作者才未将话说死。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一语,其中的“类”“鲜”二字表明他没有将“文人”与“不护细行”直接画上等号。《典论·论文》也只是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内在原因,指出“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其次,论说的重点均不在于话题本身。《与吴质书》是为了强调徐干“怀文抱质”,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典论·论文》是为了评论七子之文。故曹丕的这两句话,只能说明当时已关注文人德行玷缺、文人互相贬低的现象。在“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等语未被转引与深入解读之前,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话题。

   相对有话题性质的,则是《文心雕龙·程器》与《颜氏家训·文章篇》。前者引用了曹丕“文人类不护细行”一语,以十六个事例来说明文人之疵;后者列举了更多的例子,并深入揭示其原因。为什么南北朝时期会对“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多陷轻薄”如此关注?有学者认为根源在于:主体在重才任性的自我觉醒与持守传统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困惑。②我们可举一例,刘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过从甚密,有人予以告诫,刘义真说:“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③此语充分展现出德行与才性之间的衡量与取舍。重才性而忽视个人德行,是“文人类不护细行”等话题产生的事实基础与潜在根源。同时,事实(事例)要升级为话题,必然经过“观念”这一阶段,即人们有意识地探讨、总结文人德行玷缺的现象,并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向外释放。魏晋南北朝盛行的人物品评正是体现上述“观念”的重要话语载体。曹丕《典论·论文》评建安七子,韦诞评王粲、繁钦、阮瑀、陈琳、路粹,刘义真评谢灵运、颜延之,都采取臧否人物的批评方式。刘勰试图打断“文人”与“不护细行”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反倒说明,“文人类不护细行”已经在人物臧否过程中凝结为共识性话题。因此,刘勰、颜之推的列举很可能不是独创,而是时人对文人德行认识的集中映现。

   “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多陷轻薄”都是对文人德行玷缺的批评。从刘勰、颜之推所举事例来看,文人德行的玷缺,尚未提升到“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拘礼法”等个体自觉的层面。④如马融收受贿赂、杜笃请求无厌、陆机依附权贵、潘岳陷害太子,等等,此类行为违背了社会的普遍行为道德,用不着站在礼法的高度来认识与批评,这不是“不护细行”,而是有损大德了。个性的觉醒所带来的不拘礼法的言行,一定程度上触发人们对文人德行的审视,大量的人物臧否也必然使得他们的审视视野从时人扩展到古人,从“不拘礼法”扩展到“违背基本的行为规则与德行”。刘勰、颜之推对文人之疵的描述,就是从最广泛的道德、行为规则层面来说的,批评文人无德,即是主张文德合一。“德”是论文、论人的重要归属,但非唯一目标。刘勰的文德观“不同于当时人纠缠于文人的行检,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其核心是‘以成务为用’”⑤。德行是为政的保障,文人不护细行,会损害大德、阻碍政治前途,甚至终结政治生命。《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鱼豢问韦诞:王粲、繁钦、阮瑀、陈琳、路粹为何不见用?韦诞回答:“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⑥除阮瑀外,其他四人不见用的原因都被归结为德行问题。而刘勰、颜之推所列人物,不少因个人言行不当,导致免官或下狱、被杀。清人焦袁熹就对颜之推将孔融与马融、路粹同列一科表示不满,认为“岂断章之义乎,不然,则之推之志荒矣”⑦。焦氏说明了不遵礼法与行径卑劣之间的差异,然尚未注意到颜之推此举的内在合理性。孔融与马融、路粹之言行尽管有高下之别,但都违背了基本的行为规则,导致政治名声污损或在政治斗争中遭受祸败。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三人是相同的。所以颜之推才会说:“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⑧刘勰尽管不同意“文人不护细行”的说法,但承认不少文人在德行上的欠缺。这对于追求文才与德行、政事合一的人格范型来说,无疑是当引以为戒的案例。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人们对文士德行玷缺的批评,一方面以持守基本的道德立场为出发点;另一方面是在政治环境下,对德行玷缺所带来政治祸患的告诫。“文人类不护细行”也就理所当然地包含了这两层意思,即具有指向道德与指向世用两个阐释维度。

   曹丕“文人类不护细行”与颜之推“文人多陷轻薄”都未将话说死。但是刘勰的反应却折射出,在话题接受与发酵过程中,这种话语方式所标识的“文人”身份却容易导向批评的绝对化。萧子显《南齐书》就将“文人类不护细行”引作“文人不护细行”,认为是“古今之所同”⑨。魏收《魏书》云:“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⑩这句话显示的就是批评态度的绝对化与实际情况不尽如此之间的矛盾。再如王通的一段评论:“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11)后文又评价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12)在上述文字所体现的人品与文品相一致的表象下,其论述重点和评述方式依旧未摆脱“文人多陷轻薄”观念的影响。

  

   二、唐宋时期话题的接续与“文人相轻”的多维运用

  

   综观整个唐代,“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人多陷轻薄”等说法并不流行。相关记载不超过十处,主要出现于《北史》《南史》《周书》《隋书》《艺文类聚》等唐初编撰的史书和类书中,且基本是复述、摘录前人之言。站在德行(甚至儒家之道)的高度,批评具体的某个文人虚言无行,这在每个朝代都是常有的现象。然而,足够数量样本的抽取完全能支撑我们的判断,即:在唐代,“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人多陷轻薄”等话语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与发挥,未形成集中的话题效应。

   曹丕《典论》一书至宋代已经亡佚,其中《论文》一篇,以及《与吴质书》,除了随《昭明文选》得以流传后世外,史书、类书等著作的摘引也是相关文句得以传播的重要渠道。宋人所引最多的,还是“文人不护细行”。《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通志》等只是起到记载的作用,并未刻意突出文人德行的话题。不过,记载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些话语被关注的可能性在增大。到底能不能成为话题,除了看摘引,主要还是看人们对“文人类不护细行”等语如何运用与发挥。宋人对此类话题予以了一定关注,如林季仲《与周主簿书》云:“词美而行恶,不害为小人。行美而词拙,不害为君子。自古文人不护细行,顷阅文艺传,鲜有全人。不骜倨则儇佻,不谀佞则讥讪。往往凭借自取祸败者,多矣。”(13)李刘云:“文人多不护细行,易亏于大德。”(14)宋代理学兴盛,重理道而轻文辞的观念为此类话题的拓展提供了较大空间,但整体而言,“文人不护细行”“文人轻薄”的阐释维度依旧未能超出南北朝时期的范围(即德行的玷缺和政治上的污损)。

   相对而言,“文人相轻”吸引了宋人更多的注意力,该话题的运用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面貌。首先,在文章中使用“文人相轻”一词。如宋祁《代人求荐》云:“人言可畏,有同抱玉之家;文士相轻,盖甚铄金之数。”(15)这是宋人较早运用“文人相轻”一语的记载。其次,诗歌中化用“文人相轻”一词。如黄裳:“苦谈杜甫峻谈李,文人相轻古如此。”(16)陆游:“从来文吏喜相轻,聊遣濡毫书竹帛。”(17)再次,通过列举事例来证明文人相轻的现象,或以文人相轻之语来总结所列举的事例。如吴炯《五总志》:“长安书生闻朱云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叹息曰:‘栗犊儿乃能尔。’故魏文帝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18)将“文人相轻”的断语投射在其他事例上,如此,则具有了人事批评的性质。“文人相轻”也只有在脱离曹丕原来的语境、统摄更多的事件时,才可能发展为批评术语。蔡絛《西清诗话》述及欧阳修见王安石诗作一联戏之、王安石反唇相讥一事。末云:“文人相轻,信自古如此。”(19)葛立方《韵语阳秋》也有一则材料,如下:

   《五代史补》载罗隐《题牡丹》云:“虽然不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曹唐曰:“此乃咏女子障子尔。”隐曰:“犹胜足下作鬼诗。”乃诵唐《汉武宴王母诗》曰:“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岂非鬼诗。《南史》载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庄《月赋》何如?”答曰:“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语语之。庄应声日:“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典论》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20)

葛立方这段文字所列举的两个例子乃同一类型,都是互相贬低对方诗文作品的评论行为,是以“文人相轻”的“相”被理解为“互相”。这是“文人相轻”的批评模式进入诗话较早的例子。复次,对古今文人言行作更广泛的归纳,使得“文人相轻”成为诸多类别中的一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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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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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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