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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对中国青年最大的误解, 是质疑他们没有理想

更新时间:2019-07-09 18:45:10
作者: 阎云翔  
如果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生活理想,情形会完全不同。我记得我母亲曾讲过,她小的时候,父母给她的忠告和她自己的理想,是长大了嫁一个老实、本分的小买卖人。首先,是道德标准在前面,其次是一个小买卖人,而不是一个大买卖人。因为他们就是城市中的平民阶层,那个阶层的理想就到这儿。没有说所有人都要成为或者都要嫁一个亿万富翁。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所有人的理想都压在这一条上?我的观察是,做成功人士的驱动不在成功之后的回报,而在于对失败的恐惧,即做一个失败人士的代价太大了。

  

   其实我几年以前就表述过这个观点。比如我的园丁是个墨西哥裔美国人。他是一个很好的园丁,勤勤恳恳做事,很有尊严。他也有和我类似的房子,只不过位置远一点而已。没有人因为他是园丁而觉得他是下等人,觉得他在精神上就低人一等。他作为一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可以受到别人的尊重的。实际上这就像费孝通在1940年代讲过的,在那个“团体格局”下,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当然,人们在经济上不平等,在社会资源占有上也不平等,但是在精神价值层面上,作为一个生命、一个人,是平等的。我觉得这个尊严感很重要,人的尊严感是要靠社会制度来维系的。像美国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最大的特点就是要防止制度侮辱公民、侮辱个体。这么多年通过民权运动,这些方面都在一点点改进。所以我想如果在个体尊严这一点上能够达到基本的保障,人们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一定要做自己做不到的事,非挤到那个金字塔尖上面去。没有尊严的日常保障会直接导致普通人的不能输,输不起。

  

   如果纵向比较的话,当前跟历代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历代还有一种安贫乐道的观念,在义利之间要取义而舍利,在意识形态中是这样的,尽管我认为统治精英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样。但不管怎样,结果是竞争不会白热化。现在毕竟是新的、现代的语境,出现了人人都要竞争的新现象。以前少数人读书成功,得到功名之后自然有一套安排,多数人根本没机会读书,就不会介入这种竞争。换句话说,相互之间的流动性低,被阶层界限区隔开来,生活理想是不同层次的。我们现在生活层次区隔不开,理想也被压在同一个层次,道路就变得非常窄。一旦有个外在的成功标准,几乎全国人民都用这同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人生。

  

创造个体化是良善社会的契机


   我们也应看到80后90后这一代人不是铁板一块。比方说,近些年兴起的丝群体,就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已经出局了,用一种阿Q精神自嘲:“我就这样了,破罐子破摔”;另一种是正面的,“我不一定要按照你那个方式生活,我选择我自己的生活”。后者我觉得是有非常强的积极意义的,意味着试图向占主导地位的物质主义、成功主义说不,只不过这部分人在数量上来说还太少。

  

   其实,在80后90后的青年一代还有很多闪光的东西,新的价值观新的道德行为。大家都知道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当时不论是中国官方的主流媒体还是知识精英,基本上都倾向于欢呼青年一代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垮掉的一代,而是具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献身精神的一代。我反而觉得这恰恰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的一种反映。这20多万青年,是因为有了新的精神追求才自发前往震区的。有一个词叫empathy,台湾翻成“同理心”,大陆翻成“共情心”,是说设身处地来体会对方所遭受的痛苦等等之类的。当时有限的媒体访谈显示,很多人都是因为看了电视,觉得太惨了,自己受不了,才愿意到灾区去帮帮忙。

  

   这纯粹是一种个体的选择。这是很珍贵的一种个体化的正面效果。这部分才是真正应该重视的,只不过后来被集体主义的话语绑架了,继续回到了原先的雷锋精神之类上去了。我觉得这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代青年。这一代青年不要旧式的组织起来的义务劳动;如果是单位组织去,我想不会有这么多人去的。

  

   此外,我们生活中出现很多新的价值观、新的行为方式。往大的方面说,比如环境保护、动物保护。这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变化。在我们小的时候,虐待小动物是不少儿童的游戏之一,但是现在网上只要出现这种个案,几乎都是一面倒的谴责。年轻的一代更会积极地谴责这种行为,具有更多的“共情心”。我觉得这是年轻一代与年老一代最大的区别。在日常生活中就拿在银行、邮局之类的公共场合排队来说,年轻人对公共秩序的遵守要比年纪大的人好得多。

  

   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从一生下来就生长在一个新的公共社会中,这个公共社会是开放的、流动的,规则很重要,会有很多教育讲应该排队。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是在整个个体化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新的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即我是个体,你也是个体,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重。这些东西是无法用旧的视角来理解的。

  

   我还接触过几个80后的小白领,工资不高,家里的父母还要时不时的接济他们,但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他们把自己积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都捐了出去,结果他们的父母都非常生气。认为“我们含辛茹苦,勒紧裤带就为了让你们过得好,而你却把钱给了陌生人。”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如果要说理想主义,年轻人的做法更符合理想主义。从父母的角度讲,这却是犯傻。

  

   所以如果按着这个逻辑推的话,我想50后60后的父母得问问自己:如果你的孩子要把他的全部存款捐给需要的人,你怎么想?如果你的孩子决定在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要去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做NGO,你怎么想?如果你的孩子决定要为推动某种政治理念而去做一些事儿,要承担一定风险,你愿不愿意支持他?你有没有觉得他是理想主义?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拷问。只有这些问题回答清楚,我们才有资格抱怨年轻人缺乏理想。

  

   “个体化”的积极作用就在于打破了过去以牺牲个体为基础的传统格局。那个格局否认个体的主体性,否认个体意义的正当性,要求个体为集体做牺牲。从制度角度来说,过去的制度是很难调动个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所以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竞争,我们要激励个体主体性,使他们主动成为有创造性的生产者。另一方面,现代经济需要刺激个体欲望,需要消费,实际上这是从国家和市场两面都需要的东西。有消费欲望,工作就会更加认真,挣更多的钱,整个经济就是这样被调动起来的。这样调动起来是不是一定有好处,还是说好处和坏处搀杂在一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个体最初自己的选择,而是整个市场转型的选择,是国家的选择。我觉得真正的正面性在于个体主体性的出现,个体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向或者自己的选择来奋斗。这个选择是最重要的,也可能选择了半天,都选择挣钱去了,变得越来越单一化,这是一个负面作用。但是有没有选择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的主体性和个体的选择自由都是非常正面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觉得当年的“潘晓公开信大讨论”是积极的,至少它是一个破冰之旅,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社会是否变得更加良善了。换句话说,你觉得人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富裕而良善的社会。良善不是说没有社会矛盾,不是说和谐社会不出事,而是说大家觉得有安全感,不必提防别人或者担心会受到伤害。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对食品安全问题这么关注。因为食品安全最容易让绝大多数人有受伤害的感觉,受了伤害之后,就很难保持良善。不敢相信别人,社会信任度就会下降,同时如果屡屡被伤害,大家就会觉得善良是无用的别名,或者有的时候自己做的事伤害到了别人,也会把它合理化的解释过去。

  

   建设一个现代的良善社会的前提是保证个体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主体性、自由选择跟自私自利不是永远绑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做到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又不伤害他人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同时也需要制度、文化的转型,需要公信力的提高,关键是需要每个个体的参与,因为这个东西很难靠自上而下的压下来,压下来就是没有个体主体性的社会秩序,依旧不会持久。在这个意义上讲,80后90后的青年一代中的新价值观新道德行为方式恰恰昭示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的理想。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3年第5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注释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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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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