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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雅人深致梁治平

更新时间:2019-07-05 09:48:21
作者: 谢志浩 (进入专栏)  
梁治平考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政治课就没有及格经过补考才算通过,多亏专业课分数不低。

  

   梁治平习惯包裹自己轻易不谈过往的经历。但,《在边缘处思考》一文谈到了林向荣先生。梁治平以为当时教育确是失败,但是,失败之中又有闪光的地方。古代教育包括外国教育,其实也是如此。年轻人心高气傲,梁治平即使考取北大依然不会满意。天空没有鸟的踪迹而我已然飞过。

  

   鲁迅先生说过不满是上进的车轮,不满是一种推动的力量。让理想照进现实,理想和现实之间,青年人是理想主义者有一种比较浪漫的情怀,不满意现状也很正常。中国法学教育有一个进步有一些进展,但是,这些东西能让当今在大学校园里面读书的“梁治平”满意吗?未必!

  

   梁先生不满意于当时的教育。有人觉得今不如昔,还不如那时的教育。二〇一五年,五十岁左右的人未必觉得当今的教育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更好。当年也没觉得有多好,这种好呢是一种“感觉好”。梁治平的大学教育,闪光点在哪里?闪光点在《外国法制史》。梁治平包括贺卫方被林向荣先生吸引到《外国法制史》。林先生1948年入读台湾大学,时间不长返回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老先生的坎坷际遇与台湾大学短暂的读书生涯有着莫大的关联。“台湾大学”成为林向荣先生1978年以前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污点”。历史的转型时代,一位自称向往进步的青年学生不到正定的华北大学舍近求远前往台北的台湾大学,这就是一种历史“罪错”。

  

   中国法律教育最具有人文气息的科目莫过于《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这样的科目了。世界法学教育史上大概只有中国大陆开设这样的科目。朱苏力作为“海归”,一面发现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一面对法学史这种“本土资源”不具有同情之了解,利用执掌北大法学院的权力对法史学科开刀,致使李贵连先生退休之后北大法史学科后继乏人。

  

   法史这个科目在很多人看来版图实在广漠——从古埃及、古巴比伦穿越到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穿越到阿拉伯,再穿越到现在的欧美,穿越太大了,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穷尽一生之力在这个学科里边只能是增砖添瓦,这个学科还受到语言的限制。

  

   林向荣先生《外国法制史》所流淌的人文视野和人文关怀可以说是法学教育的光荣,法学教育的光亮。林向荣先生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老先生懂三种外语,擅长因材施教。林向荣先生《外国法制史》考试环节给梁治平留下深刻印记,难以忘怀:第一,这么重要的一门课,老先生决定开卷,令人振奋;第二,老先生希望准时交卷。梁治平觉得按时交卷没什么,一般老师所说按时交卷只是说说而已,结束时间到,若有同学答不完老师则姑息。林向荣先生很有个性,言行合一,到了交卷时间一刻也不得迟延。

  

   梁治平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自我教育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札记,这样《外国法制史》的期终考试胜任愉快,老先生给了九十七分,全校之冠。一个学人的规训与激励,林先生影响梁治平甚深。

  

   梁治平当初考大学不想当老师,因此避免投考师范院校。贺卫方呢那时候报考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没被录取,不愿意当老师的梁治平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还是当了八年老师。1982年梁治平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林榕年先生的研究生。冥冥之中梁治平与“林先生”有缘,梁治平在“西政”受到林向荣先生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林榕年先生。林榕年先生非常宽怀非常开明,梁治平跟林榕年先生的路子很不一样,可贵的是,林先生宽容了梁治平。

  

   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三位校友梁治平、贺卫方、李竹与素所尊崇的林向荣先生在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厦门年会相遇,并有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师生合影。这张合影既是林向荣先生乐育英才的一个存真,又是中国第五代学人成长的一个有力注脚。林向荣先生带出两个学生——梁治平、贺卫方,一位教书先生的荣耀。梁治平和贺卫方两个帅气的小伙子站在林向荣老师身边,旁边李竹姑娘也是“西政”校友。林向荣先生与尚在北京读研究生的两位门生——梁治平、贺卫方参加厦门大学举办的外国法制史第二届学术年会。林向荣先生是贺卫方、梁治平的燃灯者。

  

  

   梁治平无论上大学还是读研究生前后整整七年拥有很大的自由,让人不能不感喟:梁治平赶上了好时候。梁治平上大学时,78级在西南政法学院属于“千年老大”、“黄埔一期”,姥姥既疼舅舅又爱。1982年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规矩慢慢多起来,但碰到了宽厚的林榕年先生,尽管林先生对梁治平的选择十分纠结但给以充分的理解,玉成了一位读书种子。

  

   梁治平在西南政法学院期间不会像现在的学友老是被安排听讲座。一方面西南政法学院依照党校办理的传统和相对偏僻的位置致使没有多少讲座可听;另一方面好不容易恢复招生,老夫子把78级当成宝贝疙瘩;还有一个方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学府流淌着寂寞的自由,没有这么多“束缚”。整体的氛围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原生态,经常逃课是为了更好地读书思考,梁治平夫子自道:自由自在地读了七年书——西南政法学院四年中国人民大学三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科毕业可以分配到重要岗位,硕士研究生绝对属于高端人才,要是单位来了一位硕士给人感觉鲤鱼跳龙门一步登天。梁治平1982年读研究生,修读三年,1985年毕业。1979年俞荣根考取西南政法研究生师从杨景凡先生。1985年毕业的研究生堪称“稀有物种”。

  

   1949年之后很长时间之内也没有想到建立一套稳健的高等教育体系,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四代学人最高只能达致“副博士”学位,博士学衔则是1978年以来的新生事物。机缘巧合,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的两位门生——周振鹤、葛剑雄1983年成为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法学相较于其他学科确实“幼稚”,1987年陈云生、朱勇、怀效锋、陈兴良成为大陆首批法学博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自家客厅上课教学质量就低了?教室里边上课教学质量就高了?陈丹青先生说过这个事。画着画着还得把心思整理起来叮呤当啷跑到教室上课。不是说“规矩”多质量才有保障。借用张爱玲的一句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跳蚤”。当代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爬满了跳蚤。

  

   梁治平主要通过读书进行自我教育,那时候,没有现在一上来就带着任务,读研三年规定发多少东西。非常功利化的东西侵袭大学教育,怕是没有多大出息。没有学问的好奇,没有厚积薄发,恐怕是不行的。其实真正懂行的都知道,一篇论文必须具有丰富的学术储备厚积薄发。

  

   梁治平欣慰不已,通过七年自我教育发现了自我。梁治平到北京读研究生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切,如鱼得水乐不思蜀。梁治平喜欢艺术流连美术馆欣赏音乐会,总而言之到了北京以后品位“雅”起来了,学会了欣赏西方交响乐以前听不出感觉来现在能听出感觉咂摸出味道。

  

   北京属于首善之区,不愧为学术中心,拥有那么多研究院所,那么多青年学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对于百年学术地图第五代学人而言是成长的历史性时刻,激荡的学术界,激荡的社会思潮!依照王铭铭的说法正是第五代学人的“成年礼”。这一代喜欢聊天,那个时候,哪能买得起“大哥大”也很少有BB机。整栋宿舍楼有一部电话,传达室的大爷接到电话,还得放开嗓子喊:某层某宿舍某某某同学有电话!现今的学友,怕是很难有这种体验吧!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少量的还有公交车,有时没有自行车,没有公交车,乘坐“十一”路——腿着。这一切都阻止不了一代学人交流的热忱,因为渴望交流的心呢特别强烈。没有电话怎么联系?但,那个时候就能凑在一块。

  

   这就是时代际遇!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有一种新文化的气象,有一种文艺复兴的气象,二十世纪世纪八十年代过来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想一想,人心啊确实幽深,心远地自偏,心要近了呢!中国人民大学地处海淀区,《读书》编辑部地处朝阳区,两地相距怎么也有二十多里,梁治平不惜力气骑着自行车把稿子送到《读书》编辑部,青年人精力旺盛渴望交流,这都不是事儿。

  

   梁治平、贺卫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梁治平读研究生兴趣相对比较集中了,不怎么看小说方面的东西了,兴趣相对集中,依然不改“杂览群书”,“杂览群书”是梁先生本人的说法,梁氏认为谈不上“博”,只能是“杂”,其实就是把阅读小说的欲望压制了一下,还有更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历史……

  

   那个时候,中国有文艺复兴气象,新学人的崛起就是表征之一。第五代学人的崛起,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学术社团就是依托之一。梁治平参加过两回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学术年会。第一回呢梁氏在厦门年会上把自己的研究法律与历史、法律与文化、比较与方法一个纲要拿出来交流,会议上有一点反响,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1985年梁治平研究生毕业留校利用暑假第二次参加外国法制史学术年会。此次年会之后,梁治平意志“消沉”兴味寡然不再参加中国法学界的会议。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一文中解释,“我并非有意要疏离于法学界,在我的头脑中,其实并没有什么‘界’,我很早就习惯于不按学科或者知识上的分类来给自己下定义。我只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

  

   人各有志不必强求。梁治平这个人很有意思。梁治平清楚地意识到秉持的理念在“闭目塞听”的法学界知音难觅,决意不参加法学界的会议至少可以行使一点“消极自由”。梁治平若心中没有芥蒂其实可以少量参加呀!比方说恩师要参加好友参加或者喜欢会议承办地的美术馆。外国法制史年会居然妨碍梁治平成为知识分子,试想一下:外国法制史年会该有多大的“原罪”呀!据我所知,外国法制史年会既有读书人何勤华也有知识分子贺卫方。

  

   梁治平出席了两回外国法制史会议以后就断了这种念头闭门不出,也许是个性使然,飘然思不群。可是为什么如此决绝呢?梁治平觉得这里绝非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另有所在,应该去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留地。梁治平自此一直在退,退到法学界的边缘,最终成为法学的边缘人——在边缘处思考。

  

   梁治平先生说所的“边缘”指的是“双重边缘”:一个是尽量减少与法学界打交道,梁氏堪称“怪人”只与法学界有数朋友打交道;另一个是研究生期间攻读外国法制史志趣却在中国法制史。从法学界退出来退到人文学科,从外国法制史退出来退到中国法制史,梁治平以退为进,获得了巨大的空间尽情享用着“边缘”的妙处。

  

梁治平学术与为人是统一的,很有意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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