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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玉蕙:到纽约,走访捕蝶人——散文家王鼎钧先生访问记

更新时间:2019-07-05 09:30:11
作者: 王鼎钧 (进入专栏)   廖玉蕙  
引用《中庸》的说法: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尽人之性”指内容题材,“尽物之性”指媒介工具和形式结构,关键在一个“尽”字。我觉得写文章很像开独唱会,每一次登台,每一首歌,甚至每一个音符,都得卯足力气,没有谁可以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如此这般,对文学的心也只尽到一半,还有一半,靠各位主编“不遗在远”。

  

   尽其在我是否就一定得到读者呢,那可难说。“三年得二句”而“知音如不赏”,那也只得由他。我常说,文章本身有它自已的命,它跟谁有缘,跟谁没缘,缘深缘浅,缘聚缘散,有我们不知道的定数。现在市场挂帅,在成本的压力下,出版文学作品的风险很大。这几年我又出版了几本书,得感谢“尔雅”有情。

  

   廖:从民国三十三年(十九岁)正式发表第一篇作品在陕西安康日报起,至今接近五十年,可以说一直写作不辍。您是如何维系写作热情的?写作在您生命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可否谈谈您现在及未来的写作计划?您写作一向遵照计划吗?

  

   王:当我还是文艺青年的时候,曾经奉行计划写作、意志写作,那时候,压抑了许多内心的创作冲动,可是大计划也都没能实行。现在不同了,我又回到文艺青年的时代,写作靠突然心血来潮,明明知道有许多文章应该写,怎么也写不出来,因此得罪了几个朋友。到了这个年纪,交新朋友很难,得罪旧朋友很容易,那也只好由他。

  

   我曾经想写一长篇小说,题目叫《遗嘱》。在我的想象中,台北有一个老翁,一个外省人,他的儿子死了,留下孙子。他深感自己年事已高,有一肚子话要说给孙子听,可是孙子又还没有长大,听不懂,他决定写下来,留给孙子以后再看。小说的内容分四大部份:第一,咱家原来在哪里;第二,咱家怎么会到这里来;第三,咱在这里做了些什么事;第四,咱们以后还得做些什么。我那时已经相信艺术家应该没有“立场”,我会写得很客观。

  

   林海音女士听到有这么一回事,打过两次电话给我,催我快写。她那时还在办《纯文学》月刊。也有人警告我写不得,认为这个故事可能引起误会,好像影射蒋总统后继无人。我有一个弱点,不能同时做两件重要的事,我得找一段很长的时间,集中精神写这个长篇。老天爷不给我机会,《遗嘱》胎死腹中。

  

   到了符合条文规定的年龄,我立刻申请提前退休。我向国家社会借时间。我有个最后的心愿,写四册回忆录。第一本《昨天的云》写故乡幼年,第二本《怒目少年》,写我经历过的抗战时代,这两本已经出版了。第三本写内战,第四本写台湾,写到 1978 年我离开台湾为止,以后移民海外的日子就不写了,我觉得我离开台湾就没有生活了。你听,这个计划像不像《遗嘱》还魂?我现在能写得更客观。

  

   廖:第二册国忆录是 1995 年出版的,为何拖了六年未见下文?

  

   王:实不相瞒,内战的经验太痛苦,痛苦产生幻灭、怨恨、咒诅,我不想传播这些东西。生活经验需要转化,需要升华,需要把愁容变成油画,把呻吟变成音乐,这个境界到今天才可望可及。叼天之幸,风中之烛未熄,照明度未减,众多目光犹与烛光相接,手指虽不能握管,幸有中文电脑可以救济。

  

   四册回忆录,最后写台湾的一本是“大轴”,我所闻、所见、所受、所施,对台湾的文学史(尤其是五十年代的文学史)有许多补充。当做文学作品的素材看待,我想指出“外省人”在因果中的生死流转。我愿意暗示人人都在造因,住在台湾的每一个人都不例外。我说过,作家应该没有立场,也就是苏东坡说的“空故纳万境”。我希望亲爱的台湾同胞现在能包容我的感受,将来能认同我的感受。我也想尝试藉着我收到的讯号,窥测人类历史的密码,供中国大陆上的有缘人分享。这本书将努力避免议论评断,上述的着作宗旨透过“出位的散文”来达成。

  

   这本书要回到台湾来写,我要到台湾找资料,找感觉,最重要的是感觉。我花三千美金买了一架小电脑,正在练习操作。写完内战,我提着它到台北来工作。这架电脑是我买过的最贵的东西,我没买过车子。我不能先写第四本再倒回来写第三本,它在我心中犹如一条河,河流必须经过中游到下游。但愿不增添变数。我有心脏病,惧高,坐飞机如赴汤蹈火,女儿嫁到夏威夷,我不能亲自送她,小两口迁就我,在纽约成礼。本年三月份第二度小中风,目前还在危险期。到时候,我也许得坐船横渡太平洋,写作必须照计划完成,否则简直死不瞑目。

  

   廖:除了经常被定位为散文作家外,其实,您一向是小说、评论(甚至广播剧)一起来,近年,甚至涉足诗的范畴,堪称全方位的创作者。如此勇于尝试的精神,是喜欢挑战的个性使然呢?还是因缘于文学上所谓的“游戏说”?如果是前者,那么,您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履践“大胆尝试”的信念?可否举例说说看?

  

   王:您知道,我本来的抱负是写小说,写长篇小说。1951 年,王梦鸥、赵友培、李辰冬三位老师,得张道藩先生支持,办“小说创作研究组”,我报名应考,蒙他们录取。为了写小说,我勤练散文,散文是小说的基础。为了写小说,我读诗,诗开启想像力,增加对文字的敏感。为了写小说,我揣摩戏剧,取法戏剧的结构。我也读文艺理论,那时的观念是,作家必须有理论修养。

  

   很惭愧,小说写不成,这里那里有人找我写散文,写剧本,写评论,这好像是,大家决定我不能写小说。我多年举棋不定,最后弃子投降。我志在散文,但是怎么也忘不了诗、剧、小说,学xi总是有益,诗,小说,戏剧,渗入我的散文,大大的改进了我的作品。

  

   我是真正的职业作家,台湾三十年,海外二十年,我的工作不离写作,稿费有时占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有时占收入的百分之九十,符合职业作家的定义。我这个也写,那个也写,被动的成分居多,不是出于“喜欢挑战的个性”,而是出于守分随缘;不是根据“游戏说”,而是根据另一个说法:“职业,就是给你钱,要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有些作品,人家要我写,正好我自己也很想写,这是“天作之合”。四十五岁以后我争取自主,《碎硫璃》近似“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左心房漩涡》如一场热病。晚年写诗,更是莫之至而至。隐地兄“不容分说”给出了个诗集,我好像七十多岁生了个孩子,很高兴、也很窘。

  

   廖:在海外,您是不是也常参与当地的文学活动?通常会是什么样的活动?读书会?新书发表会?亦或演讲?您对海外的文学团体有怎样的观察?

  

   王:纽约华人的艺文活动,以画展和音乐会居多,很蓬勃。华文作家常有新书出版,世界日报和佛教团体都为作家办过很轰动的新书发表会。纽约市还没有华文作家的读书会,有作家组成的华文作家协会,还有纽约笔会,北大笔会,海外中国作家联谊会。

  

   谈到文学刊物,立刻想起报纸的副刊。纽约有四家华文日报,以我自已的感受来说,《世界日报》的副刊最丰富,最亲切,也最及时。我是读副刊长大的,四家日报的副刊我都看,而且每天看,“一个也不能少”。只要多走几步路,台北《中央日报》的副刊也看得到,我每星期去“阅览”一次,风雨无阻。加州有一个《美华文学》月刊,很受两岸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人注意,我也每期都看。

  

   纽约人都很忙,办演讲会不容易。有时他们不得已而求其次,找我主讲,我总是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演说的人才。当然也有不能推辞的时候,我只得事先写好讲稿,再三斟酌修改,非常劳神。凭我写广播稿的训练,我对起承转合、抑扬顿挫都有安排,声调也有讲究。我必定在讲稿里放一点点好学深思而得的意见,也必须有小故事小幽默,也使用我从戏剧学来的欲擒故纵、似虚还实的小狡狯。我能使听讲的人满意,但是不能让很多人都来听讲,也就是说,他若来了,不虚此行,可是他未必肯来。我只能到这个段数。

  

   我的个性内向,很少参加群体,现在体力不济,一动不如一静。只有一件事:如果有人找我讨论写作,我知无不言,只要给我时间,我言无不尽。当年三位老师热心教诲,我无以为报,只有照《新约》的一句话去做:“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舍去”。不过,现在真正用心想把文章写好的人减少了,好像认为“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廖:我们知道您曾经任职中国广播公司,负责写广播稿,当年是如何找到这份工作的?

  

   王:当年我原本是去中广公司资料室应征资料员,做剪报、贴资料的工作。一天,公司编撰组里一位撰稿的人临时不来了。主管听说资料室来了一位年轻人,好像还可以,就叫我临时补了一篇!结果写得比那位老编还好,于是就把我调出来专门写稿。过了若干年后,广播节目起了个革命,开始由主持人自由发挥,再不需要专人供稿。我于是转而管行政。但是,管行政我不行。管了一下,焦头烂额。所以在中广就是这样,幸好我进去得早,五十岁就积满年资退休了。

  

   廖:您文章写那么好,您觉得这跟当年写广播稿的训练有关系吗?

  

   王:我写作能深入浅出,靠广播跟电视的训练。广播跟电视能把很复杂的事情弄得很简单,很抽象的事情弄得很具体,很多人不会,我学会了。这对我后来写文章很有帮助。另外,电视还给我一个启示,就是必须重视读者的兴趣。刚进广播的时候,广播还带着训政时期的色彩,播音员往麦克风前一站,就是天降大任,听众得听我的。但是,到了电视时代,市场挂帅,这套就行不通了。必须“顺应众生”,这个顺应当然是技术上的,有时候也是内容上的。我后来之所以还能不停地写下去,多半跟这个观念的延长实践有关。有很多作家后来写不下去了,我猜测大概也就是因为不能顺应吧!

  

   廖:现在有好多的文学奖来鼓励作家,好多的媒体可以让他们发表,出版社也多。不过,机会看起来似乎很多,可是好像也就因此变得很少。我的意思是说,所出版的书,如果没有马上被注意到,很快就会像泡沫一样消失在书海当中。

  

   王:的确是这样的,这种状况已经持续许多年了。大众传播使得文学“速朽”,因为在理论上,大众传播是一次让所有的人都接受到。以前杜甫写首诗要传遍全国,可能要花上好几年时间,一个个抄。现在是只要一天、一小时。另外,从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领风骚五百年。现在是江山如果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十天,因为立刻就被学去,立刻就在广播、电视、报纸无限次地重复,立刻就变成陈腔烂调,死得好快。

  

   廖:所以要经常创造一种风潮,像您的《人生三书》出版后,一大堆类似的笔记型格言的作品就都一窝蜂出来了。

  

王:很多东西都经不起这样重复的。比方说:第一个拿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蠢才。这话也许太严格了,我们说,第一个拿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天才,那第一万个拿花来比喻女人的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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