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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中国需要经营和治理世界的经验

更新时间:2019-07-03 00:24:01
作者: 张文木  
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22]法国这段历史的教训以及黑格尔从中总结出的对德国发展绝对有益的经验,实在值得今天的中国人予以充分的重视。

   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真功夫。这与认识皮筋本身的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的时间则需真功夫的道理一样。认识国力的存量,需要逻辑推论,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历史经验。变量是国力计量的本质,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国国家博弈经验积累最快的时期,并不是和平而是险象环生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大兵压境,这刺激了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对俄罗斯历史及其全球战略的研究。仅从当时翻译并以各种形式出版的此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其中大字号著作的选题——这些选题大体勾勒出了从沙皇时代到斯大林时期俄罗斯人远东战略的思路——和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就可体悟出那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家和知识界对俄罗斯的研究已有了相当的深度。

   平心而论,这种深度是今天同类问题的研究无法企及的。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已没有40年前那样来自北方的战略高压,更没有毛泽东那一代政治家在残酷经历中迅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以及从中形成的高不可及的政治智慧。反者道之动。与大自然的生长规律一样,没有压力,总体说来,学术成长也就失去了动力。

   但是,作为个体学者而言,如果能居安思危,以史为鉴,常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并由此体悟到危险的高压,我们也可以获得学术成长的强大动力。为此,笔者要感谢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为自己今天的研究做了那么扎实(他们的工作真的很扎实:选题极有深度,错别字极少!)的铺垫,没有这样的铺垫,笔者不敢想象自己今天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俄罗斯的研究将会面临多么大的困难;同样的道理,笔者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有幸成为未来同行们前进道路的铺路石。

   青年时为学,曾误将才气当学问。读书到一定年纪,方知能讲出新颖观点,那只是才气,而能证明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学问之难,难在证明。才气和聪明是学问形成的必备条件,而经过证明,尤其是实践经验证明的见解,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人年轻时往往以才气先声夺人,那是由于他还有证明问题的时间;年纪大了就不能这样,就要以尽可能丰富的经验事实来证明你提出的观点,并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识。

   与“疼”“爱”等概念从来就不是从课堂中学来,而是从经验中学来的道理一样,绝大部分的人文学知识,如果没有经验的过滤,是不能转化为包括鉴别力在内的人的实践能力的。言之无据形成的观点,有时可能很吸引人,因为它能启发人的新观点及其演绎,但也容易让人——古代如宋襄公和赵括,当代如戈尔巴乔夫和拉姆斯菲尔德等——在举一反三中走入歧途。走偏了的学问,轻则害己,重则误国。若是前者,尚可理解,若是后者,则罪莫大焉。鉴于此,孟夫子劝这些把书读偏了的人“尽信《书》,不如无《书》”[23]。笔者年轻时曾经欣赏过陶渊明说的那种“不求甚解”[24]的聪明的读书方式;随着阅历增长,自己才明白:老实的方式再配之以聪明的方式形成的才力,比仅靠聪明形成的才气更厚实,更具可持续性。才气与才力毕竟不是一个量级。

   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总在感受着古代如司马迁、汉武帝、唐太宗、杜甫、韩愈、苏轼、司马光等,近现代如孙中山、毛泽东等已经过世的贤人和伟人的所思所想,感受着他们的启迪和激励,这些内容已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这说明,人有双重的生命,即有现世的和来世的生命。步入天命之年的人,现世的功事大体有了定数,而后世的修行,尤其是思想的传世价值还是“其修远兮”。文字是知识人生命中的生命。正如一杯清茶不能掺和饭肉的道理一样,传世的文字不能带着现世俗风。如这时的人写文做事还有短期目的,那样来世生命将是非常短暂的。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25]前者说的是人的现世,后者说的是人的来世。笔者常想,当历史进入22世纪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知识人能否给那个时代留下让人们愿意用生命保存并传承下去的文字呢?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要为此努力,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1]  这部著作为三卷本,上卷和中卷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和2010年出版。

   [2]  笔者在此提出“经营和治理世界”的概念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经营世界,是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和实现这种权利的行为,而治理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主导的彩色,但还是属于“共治”的范畴。在正常的情况下,二者都不影响国际主权的完整性,它们只是各主权国家认知和参与世界事务的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经营和治理世界是各主权国家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是国际民主的重要表现,因此,国家不分大小,也不管愿意与否,都必然要有自己参与和经营国际事务的世界观。但“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理论上绝对和无差别的平等权利,在实践上只能是相对的和有差别的。且不说当前的世界,即使是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中,诚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分析的那样:“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由于人的能力从而贡献不同,人们得到社会产品分配的权利就会不同,因而他们理论上的平等权利,在事实上就是不平等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2页)。如果将马克思的分析应用于世界政治的研究,由于各国实现其平等权利的能力存在差别,理论上绝对平等的国际权利,在实践上也是无法同额兑现的。国家不分大小,都有经营和治理世界的权利,但不一定都有担负起同额责任和义务的能力。对其相应责任和义务不能同额兑现的国家,其权利也就在事实上得不到同等兑现;而对世界和平和进步做出贡献较大、所尽义务和责任相对多些的国家,必然要在世界政治中被赋予较多的主导权。世界政治的主导权——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中苏、美、英、中等国处理世界政治的权力——是国际社会认可或事实上认可的一种权力但不是权利,是一种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或默契后的事实授权。但话又说回来,这种大国主导世界权力的过度伸展往往会异化为世界霸权。霸权形态下的世界经营和治理行为往往掺杂着霸权国家破坏他国主权完整的内容。霸权是对各主权国家平等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事务的民主权利的破坏、歪曲和践踏。因此,中国外交应当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但同时也不应当回避而应当依据所担负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运用其相应国际主导权,为国际社会秉持公道、伸张正义。

   [3]  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3.13个百分点的世行改革方案,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通过了国际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权以及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投票权从33.41%上升到39.48%。会议还决定世行进行总规模为584亿美元的普遍增资,提高世行支持发展中国家减贫发展的财务能力。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4]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乃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踏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 (参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术语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5] 笔者认为:“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经历过以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自然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优势和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非农业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关于“农业全球化”的讨论,还可参阅彼德•A.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6]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节、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笔者理解,黑格尔“恶动力”是中国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西式表述。

   [7] [德]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年9月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页。

   [8] [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0] 毛泽东:“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11]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12]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209页。

   [13]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14]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于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5] 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红孩子》及其以“时刻准备着”为主题词的电影歌曲风靡全国,历久不衰。

   [16] 《老子》第三十八章。

   [17]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18] 司马迁:《货殖列传》。

   [19]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20]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21]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7页。

   [22]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

   [23] 《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

   [24] (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5页。

   [25] 《汉书》卷六十二《列传三十二·司马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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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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