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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国家与正义——兼评霍耐特黑格尔法哲学“再现实化”路径

更新时间:2019-07-01 17:59:21
作者: 邓安庆 (进入专栏)  
为什么还要冒此巨大风险而不走“根据《法哲学》自身的方法论标准”的路径,从而“使黑格尔国家概念重现生机”呢?

  

   霍耐特主要担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按照文本阐释的路子,即“直接再现实化的策略”为黑格尔辩护,势必触碰到黑格尔正义理论中最令人困惑和误解的“国家”:人们正是依据黑格尔把个人自由权利置于国家的伦理“权威”之下,而赋予其反民主的恶名;另一方面,霍耐特也十分清楚,如果采纳文本阐释的直接现实化路径,是可以且容易驳斥曾经对黑格尔“国家”的误解,以恢复黑格尔的“国家”在正义论上的“生机”。可他依然不愿意走这条路,原因就在于,他不愿意重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论证路线。这就是他的第二个担忧:为拯救黑格尔法哲学的实质内容却要以降低所谓“我们的后形而上学的合理性标准”(unserer nachmetaphysichen Rationalit tsstandard)为代价。所以,霍耐特干脆宣布,黑格尔的国家概念和客观精神存在论概念都不可能以某种方式得以复活!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后形而上学的合理性标准”就是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所认同的主体间的理性商谈与相互承认的规范性标准。

  

   在这里我们已经遭遇到了理性的限度。他们所坚持的“后形而上学的合理性标准”[8],恰恰是倒退到了黑格尔所深恶痛绝的现代“知性形而上学”,以所谓的“主体间性”超越康德哲学的单一主体性,依然还是主观性,甚至是更为糟糕的主观性。就像相互认同的坏比单个人的坏更坏一样,“相互认同”的“后形而上学”如果能克服主体哲学的主观性邪恶,也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承认有一种真理是自在自为有理性的,无需得到主体的认同而客观地存在的。

  

   坚持这种自在自为的理性标准,那么正义论就必须回到黑格尔而不是康德。霍耐特一方面想要让黑格尔的正义论去占据视康德为正宗的正义论主流,却又在形而上学上不肯跟随黑格尔的实体理性而要跟随康德的主体形而上学,那只能是事与愿违。因此,我们也只能离开他的所谓社会分析的正义论,而跟随黑格尔的实体形而上学,原原本本地考察他的正义论所必须依赖的规范条件。

  

二、市民社会无法实现正义


   社会正义论,除了个人自由和权利按照市民法得以保障和实现之外,一个重要的制度(现实)化机制,就是要以社会成员能够认可的“平等”为原则相互承认和关怀(Fursorge)以实现自身的幸福。因为市民社会本身是一个分化的“差异化”环节,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自由主体性发展自己,如果没有社会成员能够基本忍受的平等,不仅正义无从可求,社会本身也无处存在。黑格尔对此说得十分清楚:“假如社会中纯然是不平等,那么这个社会就解体了。一个存在普遍贫困的民族,就处在它的解体概念中,因为普遍性的保持再次成为特殊性福利的基础。”[9]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一开始就在十分鲜明的张力中展开:一方面,走出“家庭”的自由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不仅仅需要按照法的理念、即自由之实现的逻辑闯出自己的“生活世界”,在这一线索中,社会正义表现为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社会实现机制;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私利的战场”,却无法建立起一种平等的社会机制,来避免社会的分化和解体。

  

   就第一条线索而言,“市民社会”作为自由理念的社会化运动,也同整个《法哲学》一样,遵循了自然法和客观精神存在论这两条“形而上学”思路。按照自然法理论,“社会性”是“自然人性”的展开,是从“自然人”向“自由人格”的生成。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把人视为“政治的动物”,按照现代社会学的语言,人的“政治性”就是“社会性”。社会性既是人类共存的方式,也是人性实现其本性的场所。17世纪的自然法理论,一般都是在“自然”既是“本性”又是“本质” (即理性规定)这两个含混含义的纠缠中考虑问题。现代自然法之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和德国第一位现代自然法学家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1632-1694)都是直接把人的社会性当作人的自然本性,并从中得出这样的自然法规定:“这种社会性(sociality,socialitas)法律——教导一个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有用成员的法律——就是自然法[10]。黑格尔的自然法通过自然的双重含义,把自然法改造成了“自由法”,但这种自由也要通过在抽象法中的“意志自由”进展到个体在社会中的“反思自由”和社会交往之中的“社会自由”才是现实的。就此而言,黑格尔正是继承了前人的“自然”“社会性”,才把“市民社会”规定为人与人在经济上“相互需要”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说,人类“自然地”“相互需要”才结成“社会”,但这个相互需要的社会体系又充分展示了其自身的“自然性”、自然冲动和利益纷争。如果没有法、道德、伦理等规范性制度,任由这种“自然性”发展,“社会”就是不可能的。一个在利益上尔虞我诈和相互竞争与斗争的场所,从自然和历史两个方面都表现为“伦理性的丧失” (Verlust der Sittlichkeit):从经济上看,个人的需要、自由任性、权利和主观性都无限制地获得充分发展,因而市民社会是特殊性、主观性无限展开的场所,特殊意志充当了权威,自由也就很难实存;从历史上看,市民社会是自然伦理生活的实体——家庭——解体后,作为独立的、单个的社会成员为了“生计”而组成的,它并非一开始就能取代自然家庭而成为“第二家庭”。他人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兄弟,而只不过是雇主或竞争者,劳动是否能够在雇主那里获得承认,得到应得的报酬,已经没有了自然“伦理”之保障,完全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建立起法律,而法律又是否能够公正地予以执行。所以,黑格尔论述了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

  

   把自身作为特殊目的的具体个人,作为各种需要的一个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一个混合体,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是,特殊的个人本质上是同其它这样的特殊性相关联的,所以每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只有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使自身有效并得到满足。这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11]

  

   第一个原则支配下的市民社会就是“伦理性丧失”的社会,但要过渡到由第二个原则支配下的市民社会,需要自由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理性的进步。自由意识的觉醒体现为对“普遍性形式”或“共同意志”的尊重。如果什么都能靠一己之力完成,人就不会是社会性的;社会性的本质意味着人的主观性和特殊性意志只能依赖他人的中介来实现,因而人超越一己之私去过“公共的”社会生活,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当人意识到自己独立的主观性和特殊性“无条件地”需要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能满足时,对“他人的承认”和尊重,就作为“客观精神”而实存。

  

   因此,霍耐特借助于黑格尔早期文本(主要是《伦理体系》和《耶拿实在哲学》),把黑格尔的社会领域看作一个“相互承认”的规范领域,以维护这一领域对于社会的道德认同所具有的建构性意义,这当然属于黑格尔社会伦理的一条线索。

  

   但是,对于黑格尔而言,要解决的问题恰恰不是直接把社会领域视为一个相互承认的规范领域,反倒是,自由了的个人,离开了对家庭的依赖,独立地参与到社会竞争之中,且都以自身的主观性和任性为自身争取权利,“社会”究竟要依据什么样的“认同力量”才走向“相互承认”的?相互认同的意愿究竟来自于哪里?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每一个自由个体的这种相互承认的需求,既不仅仅是个人的事,甚至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在黑格尔这里,强调的重点不在社会本身,而是社会得以存在的两极:个体和国家同时起着奠基的作用,这是一般人常常认识不到的“盲区”。

  

   对于个体而言,他确实需要有霍耐特说的“反思的自由”,即他的主观意志以普遍意志为自身法则的自治力,这样他才能具有过社会生活的自我立法的理性能力。当然,黑格尔也十分清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公共生活。卢梭和费希特都曾表达过国家有权“强制人民自由”的想法,而他却并不强调国家行使这种强制权,而是强调个体具有这种自治的立法能力,是过社会生活、成为社会成员的基本资格,因此,这首先是通过“抽象法”的强制教化作用所致,因为法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12]

  

   同时,对于国家而言,它需要市民社会这个中介环节来作为自身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社会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本身对于这种经济活动的自治,国家不可能有财力和活力致力于其他更加高尚的科学、精神、文化和艺术活动。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在第182节的“补充”中,论述了他最具现代意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思想:

  

   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异[环节],虽然它的形成要晚于国家。因为作为差异[环节],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为了能够存在,它必须要有国家把它作为独立的东西来面对。……如果国家被设想为不同的个人的统一体,亦即仅仅是共同性(Gemeinsamkeit)的统一,那么其所指的只是市民社会的规定。[13]

  

   从历史上看,国家自古就有,但市民社会只是17、18世纪欧洲历史的产物,甚至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才成为流行语。但从自由实现的逻辑来说,是有市民社会的自由之后,才产生出具有更高的普遍性的自由的国家。这里是在现代意识上强调,市民社会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许多国家历史悠久,也不会自然产生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存在“必须以国家为前提”,“国家”意识到必须“把它作为独立的东西来面对”,才有市民社会。这样的“国家”已经是有现代意识的国家。而且,黑格尔强调国家不是有差别的个人的统一体,不是个人基于任性的契约自愿结成国家,只有市民社会才是这样;国家之为国家,是市民社会走向更高阶段的一个伦理实体。这一点使得黑格尔区别于所有现代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甚至包括康德和费希特,他们都通过对自然法的阐释,把国家混同于市民社会,即直接作为自由个体的一种原子主义的联合,他们都对国家提不出区别于市民社会的看法。国家本来具有伦理使命,它如果下降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功能,那么,就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公共领域就有可能向私利领域堕落,而缺乏普遍的公共精神去展开国家必须承担的正义事业,这才是所有现代性问题最为根本的症结所在。

  

   我们通常把现代性危机归咎于资本的无限制扩张,但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特殊性逻辑之所以无限制无节制地扩张,源自于国家把自身混同于市民社会,因而,公共领域的普遍性事业缺乏伦理精神来提升。这就是说,只要国家混同于市民社会,后者就会按其特殊性无节制地发展:

  

   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的,没有尺度的,而这种无节制所采取的诸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人通过表象和反思而扩张他的情欲……并把情欲导入恶的无限。但是,另一方面,匮乏和贫困也是没有尺度的。这种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管控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和。[14]

  

黑格尔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原因就在于市民社会中的三种为社会公共事务服务或管理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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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术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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