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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工运动

更新时间:2019-06-29 13:21:23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曾先后随黎庶昌、洪钧、薛福成等出使日、俄、德、奥、荷、英、法、意、比等国,并奉命勘查中国与印度、缅甸边界,“每至一国,辄交其贤豪,通其政学,研切利弊,心知其所然,冀归而为自强之具。又尝志其山川民情,及兵政诸大端”〔25〕。他高度警惕列强的侵华野心,对边疆事务多次陈情,力图遏制殖民者的攻势。内渡前后,他曾在上海、天津等地筹组学会,与梁启超、严复、汪康年、夏曾佑等交往,颇得好评。庚子他滞留北京,未直接介入勤王运动,但也曾上书荣禄,反对纵容团民,并奉荣禄之命南下,与李鸿章密商对策。

   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等人虽未担任过驻外使节,但对边疆事务极为关注。丘逢甲生长于台湾,近代以来,这里一直是列强觊觎之地,与英法日等国的冲突不断,因而“筹海防”、“褫夷魄”很早就是他梦系魂萦的大事,郑成功等民族英雄,成为他仰慕崇敬的偶像〔26〕。唐景崧于1882年以日俄蠢动,琉球、朝鲜多事,越南四境虎狼,主动请缨赴越,招抚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战后转赴台湾任职多年。在长期处理边疆事务中,一方面爱国情感不断受到刺激,另一方面对清廷的懦弱无能深有感触,不无怨愤。内渡后,唐景崧官场失意,但对国家民族的兴亡并未忘怀。1897年春,他与到桂林讲学的康有为合开圣学会,并在康的支持下组织地方团练,表面维持治安,暗中另有所谋,成为庚子双方合作的契机。

   易顺鼎则更多地体现了这批人身上的“异人”性格。所谓异,主要表现为身世经历奇特,言行奇诡,胸怀异志。易是晚清有名的神童,湖南汉寿县人。其父易佩绅曾为官陕西汉中。易顺鼎5 岁时因兵祸与父母离散,被太平军启王收养。后又为僧格林沁所收,辗转送还其父。1877年20岁时中举,但5度会试,均名落孙山。他曾问业于王闿运,王对易氏父子的看法是,父好谈禅,“颠狂自恣”;子为“仙童”,“纯乎贾宝玉议论”〔27〕。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易实甫观察赠所著书,一支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奇人奇才,吾见亦罕。其学问宗旨,在一灭字。自叙云:‘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刍狗万物,实欲驾释老而上之,可谓好奇矣。”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在其他内渡官绅身上也有所体现,如唐景崧万里请缨出关,丘逢甲进士而不肯入仕,均为晚清士林所罕见。

   与易家世交的义宁陈氏父子(宝箴、三立),虽未直接参与建立台湾民主国,却与乙未、庚子两事关系密切。甲午战起,陈宝箴为直隶布政使,与李鸿藻,翁同龢等擘画战守,痛斥李鸿章弄权误国, 后来甚至以辞官抵制李回任直隶总督。陈三立不仅电请诛鸿章,以申中国之愤,还因前此随侍其父子湖北布政使任所而羁留武昌,与谋张之洞援台之事。他与自江宁赴台的易顺鼎函电联系,鼓动江鄂两帅支持台湾抗战〔28〕。陈氏父子的异人性格不久在民间亦有反响。据三立子寅恪自述:“当戊戌时,湘人反对新政者,谣喙百端,谓先祖将起兵,以烧贡院为号,自称湘南王。寓南昌时,后〔复〕有人遗先君以刘伯温烧饼歌抄本一册,以其中有‘中有异人自楚归’句,及‘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暗藏‘三立’二字之语。”〔29〕庚子时,陈宝箴之名为自立军所借重,陈三立也参与了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1900年7月9日,他函告梁鼎芬:“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与陶森甲、龙泽厚等策划“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30〕。陈、陶、龙后来均加入了中国议会,这封写给梁鼎芬的密函,还不足以显示其政治态度的全貌。

   甲午战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明显受到排挤,宦途失意,无疑会迫使他们积极求变,或趋近革新派的言行。他们对腐败朝廷不满,表现出怨恨离异的倾向,即宁可违旨抗命,也要保全社稷。而这正是他们后来主动附和庚子勤王自立的重要原因。交织成离异意向的因素,一是西方近代民主意识,二是中国传统民本观念。

   亲历台事的洪弃父在其所著《台湾战纪》(1906年排印本)中说:“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31〕此言虽事后所发,却可视为时人隐情的表露。台湾绅民以国际公法第286 章“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以及“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32〕作为废约依据,这一主张的提出应与熟悉西洋政法的陈季同等人有关。他们采用民主制,设总统、议院,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名分上与清王朝冲突,另一方面则显然受主权在民观念的影响。关于总统名号,唐景崧与张之洞曾有过一番交涉。1895年5月17 日唐景崧致电张之洞:“民主之国亦须有人主持,绅民咸推不肖,坚辞不获。惟不另立名目,终是华官,恐倭藉口,缠扰中国;另立名目,事太奇创,未奉朝命,似不可为。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之密据,公能从旁婉奏,此亦救急一策。台能自成一国,即自请各国保护,以及借债、开矿、造轮、购械次第举行,始有生机;否则,死守绝地,接济几何,终归于尽也……先将台自主一层造到,再由台民自推主者,似更妥顺。不肖亦可进可退。”19日张之洞复电:“另立何名目?大约称总统。朝廷未必肯给密据,恐为倭诘。如事至万不得已时,只可由尊处自奏。”没有明确反对。次日唐电告:“名目惟有总统,仿洋制也。”5月21日, 台湾官绅决定建立民主国,推唐为总统。张之洞获悉,于5月24 日再电唐景崧:“台民欲劫公守台,无可如何,然名目宜酌。电奏只宜云自约为民会民政之国,不可云民主,不可云自立。外洋总统甚大,似不相宜,须稍变。或云总管,或云总办,谗谮嫌疑亦须防也。”明确反对使用民主及总统。但第二天,台湾民主国正式建国之日,仍然照用“民主”、“总统”名号。以致张之洞在接到唐景崧宣告民主国成立的各省通电后十分不满,指责其“致各省电太不妥,望速妥酌更正声明要紧”,“奏咨内只可云民会民政,不可云民主;只可云暂留,不可云暂主”。并强调必须“恪守臣节,朝廷方能鉴察,天下方能共谅”〔33〕。5月29日, 唐再致电总署,表示:“以后奏事及行文内地各省,均仍用本衔及巡抚印”。同日,张之洞特意致电总署,为唐景崧申辩:“唐现办法,洵属无可奈何之苦心。事成则国家受其利,不成则该抚身受其害”〔34〕。但台湾民主国国号已立,总统、议院名义天下周知。由此可见,台湾自主虽得到张之洞幕后支持,但在处理与清廷的关系方面,双方态度并不一致,唐景崧没有谨守张之洞划定的底线。这种超越,在张之洞看来已经悖离了君臣礼法。尽管唐景崧一再声明“遥奉正朔”,“永戴圣清”,表白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乏主见和主动。只是一方面要避免清廷干预,争取外援,另一方面要维系与张之洞的关系,以保饷械,留下退路,不能与清廷公开反目。因此,台湾官绅顺从张之洞意旨的表态,不一定是其内在思想的直接反映,而自行其事及擅作主张,则是不惜违旨抗命的真情流露。台湾民主国的“民主”涵义有二,一为台民自主,一为民立其主,这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并不一致。但权力来源也根本不同于皇权专制。在台官绅精心选择与帝制相对立的“总统”作为民立之主的名号,仅用对清廷避嫌一说难以解释清楚。

   在当时的新学士绅看来,西方近代主权在民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观念的主旨并无二致,民众与社稷为国家本体,帝王朝廷只是依附其上的治理者。从至圣才能称王的圣王观出发,君主必须以德为本,无德则失民心失天下。正所谓“弃民者民亦弃之”。纲纪之说,在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中,对皇权同样具有规范作用,易顺鼎代刘坤一所拟致唐景崧书,不仅痛斥“当轴主和”,无故割地,“欲令赤县沦为左言,苍生亦为左衽”,而且特意申明:“窃思春秋之义,以反经合道为权。鲁隐、荀息无救于乱,鬻拳、祭仲犹谓之忠。至圣苦心,所以教千古之英雄,扶万世之宇宙者,至深且远。三代以下,此谊不明,海内三四贤豪,束缚于规矩之内,拘牵于文法之中,一遇世变,惟有孑身远引,否则束手待毙,自活不暇,何能活人?于是乱臣贼子,夷狄枭桀之徒,转得乘间蹈暇,争窃其柄以制君父之死命,生民涂炭,神州陆沉,而天下之祸亦已极矣。虽仲尼复生,不能不望于以圣贤之心行英雄之事者也”〔35〕。只要能够救国,则兵谏、废立亦在所不惜。透过表面的忠奸之辨,士绅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制衡皇权、代表民权的角色作用呼之欲出。正如台湾绅民血书所说:“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36〕皇朝如果弃民不顾,则臣民理应抗命不遵,甚至除旧立新。这与庚子维新派不认伪廷、自立救国如出一辙。

  

  

  

   庚子勤王运动,除汉口自立军外,保皇会在两广和中国议会在江淮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因而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究竟可以附和维新派到何种程度,无从揣测。但从他们在此前后的活动中,能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两广的唐景崧、丘逢甲涉足较深,尤其是丘逢甲,曾亲赴南洋与康有为、丘菽园、容闳等洽商,并与康有为等约定,“须返家廿日,则六月乃出”〔37〕。丘逢甲回到汕头,适逢潮汕鼠疫流行,其三弟及长子、次子均染疫而殁,举家已由潮州迁往镇平。遭此劫难,固为人生之大不幸,丘逢甲因此而深居简出,从此与勤王运动绝缘。以陈翼亭一介武夫,康有为还希望他“亦当移孝作忠”。从一些迹象看,康与丘逢甲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如6月保皇会试图抢攻广州, 夺城后所发保护外人布告檄文,须视形势变化,由不同人物署名。本来丘逢甲同意具名,后经修改,决定“若非明失和,则用莲珊(经元善)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38〕。此后保皇会的军事部署中再也找不到丘的位置,显然他已不再参与其事。唐景崧的情况类似。他于5月主动派人向保皇会请期, 康有为因“西力膨胀”,有意让广西率先发动,此后又屡次欲舍东就西,但广西方面始终无力先动。以致于保皇会后来怀疑广西人士借机谋财。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经庇能访康有为, 谈及中国朝野名士的品格,康表示赞赏唐的为人。当井上提到有传闻说唐曾向康索款五万以谋巡抚之职时,康还一口否定〔39〕。 但保皇会中对此似已抱成见。1903年,岑春煊督粤,保皇会“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屡次函告康有为:“岑督不可信”,“西省人士好利若渴,近年以为吾党势力已尽,则群相攻击。及见近日商会已开,知有利可图,则又来利用矣”。“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40〕他们仍然心有余悸。虽然具体所指为汤觉顿等人,但泛称西省人士,显然并不把关于唐景崧等人的传闻视为空穴来风。长江方面参与中国议会活动的俞明震、易顺鼎、陈季同等人,因自立军失败后上海新党名士被通缉,国会随即瓦解,汪康年等人的计划仓促间难以奏效,也无所表现。

庚子以后,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情况因人而异。 唐景崧病逝于1903年。丘逢甲与时俱进,后来参加了辛亥革命。俞明震因民主国事而见疑于当道,以候补道“屏居四五年不得一差,穷乏特至。值恩寿为江宁藩司,俞乃携其往日通殷勤之友某所著逐满书及其仇满信函往谒恩寿曰:‘不杀此人,其言流播,必乱天下。’恩大感泣曰:‘子真大清之忠臣也’”。由此得到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位置。俞氏品行确有易招非议处,报界称其“为人虽似开明而工于趋避,其钻营之术往往出人意表”〔41〕。此后,他在1903年学界风潮中备受冲击,留学日本的长子俞大纯也指责其“任人不明,是非颠倒”,“若不改良,必将身败名裂”〔42〕。清末俞明震官至甘肃提学使,民初担任过肃政厅肃政使,但对朝廷官府并非死心塌地,时与顽固守旧官绅有所冲撞。将他牵连在内、聚讼纷纭几十年的《苏报》吴稚晖告密公案,经学者考证,不仅吴并未告密,就连俞明表示吴以当局捕蔡元培、吴稚晖之公文,也是有意放两人一马〔43〕。易顺鼎1902年简放广西右江道,民初一度混迹遗老队伍中,却毅然剪辫,并长歌记其事,将新旧、满汉、上下一齐骂倒〔4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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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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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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