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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谦 张岳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之探析

更新时间:2019-06-29 12:32:48
作者: 彭谦   张岳嵩  
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不仅是在认同国家的历史记忆、文化、地域等要素的过程确认自身的身份归属,还包括对于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的确认,这种赞同性认同导向的是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而对于民族的赞同性认同所导向的则是民族成员采取何种态度参与和他民族的交往,中华民族是超越56个民族之上的国族,对其的积极认同会,对我国人民与世界其他民族交往时提供自尊与自信。可以说,虽然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存在相当的内容重叠,比如地域、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但两者的性质并不一致,不应视为同一事物。

   (三)政党认同

   除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外,探讨中国的民族认同意识还需要注意政党认同,因为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采取的民族制度与民族政策都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意识形态,可以说,党的意志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中国民族政治的塑造。柴宝勇对政党认同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他提出在广义上,政党认同的客体可以分为对政党政治的认同、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和对特定政党的认同三个组成部分[15]。在我国,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政党认同这三个方面都集中到了共产党身上,也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各项事业中的领导地位的认同,以及对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认同,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的认同,即是说我国的民主党派同样需要认同中国共产党。简言之,对于走在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人民而言,政党认同就是指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执政党的认同。

   就其来源而言,各民族对于党的认同首先是从中国近代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民族革命的目标即民族解放才真正彻底实现,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代表的民族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建立,意味着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由政治目标转变为政治现实。而且对于党的认同更是一种基于现实的选择。党对于民族工作与民族问题的重视自建党就开始了,是贯穿党90多年历史的一条红线,在党的领导下制定了涉及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方位的发展政策,许多民族地区都实现了加快发展,甚至是跨越式发展,可以说对于党的认同是各族人民越来越多地享有发展成果后的内心主动选择。中国的民族制度与政策作为一个缩影,充分说明了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领导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说,党的意志与国家意志充分融合,塑造了中国的民族政治,因而政党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并非疏离,而是紧密相关的,甚至两种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叠的部分,两种认同能够在国家发展进步中相互促进。

   总而言之,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民族的认同结构由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政党认同三者共同构成,不同类型的认同又彼此互动,能够互相促进,并非必然相互对立。需要注意的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实际上都蕴含于其他三种认同之中,因而,这些认同的三维建构并不与“五个认同”的增进相矛盾,可以说两者是方向一致的。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三维认同建构及其必要性

  

   以上对民族的国家、民族和政党认同的分析说明,三种认同共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而且不同类型的认同之间并非必然相互冲突,通过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引导能够使其达到共存。在我国的制度安排下,国家认同分别与民族认同和政党认同具有紧密的关系。在这些涉及民族的制度安排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上为国家、民族、政党认同的三维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以下将对这种三维建构的内涵及其必要性进行论述。

   (一)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建构的内涵

   所谓“三维建构”,就是说要将国家、民族和政党认同三者凝结为一体,赋予其整体性的意义,达成认同意识的整合。正如族际政治整合是政治整合在民族政治领域中的体现一样,三维认同的整合也是族际政治整合在认同意识领域中的体现,三维建构不是将三种认同融合为一种意识,而是和族际政治整合一样,追求“各民族维持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和巩固、强化各个民族的政治结合,也是多民族国家通过协调族际政治关系而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16]。只不过这一领域的整合集中于认同意识层面,要求实现国家、民族、政党三种认同的协调共存,以避免民族认同在突破国家认同的方向上的盲目强化,对于民族利益的追求必须限定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屋顶之内,防止因族裔民族主义出现分裂诉求而危及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并且,三维建构的价值取向和族际政治整合一样具备稳定性,同样会受到当前时代特征的根本制约。当前我国正处于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政治目标与最大政治公约数,在认同层面的三维建构也就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因而是处在第一位的,并且这两种认同能够形塑民族认同,达成民族发展和国家富强一致性的共识,增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重叠部分,进而将对于各民族的认同在政治上升华为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最终形成国家、民族、政党认同三者之间的新秩序,实现三维认同的整合协调。

   (二)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建构的必要性

   在国家、民族、政党这三种认同意识之中,对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整合,学界早有诸多论述,认同整合的必要性或者说重要性主要集中于两种认同的关系上。陆海发认为:“民族认同往往需要通过国家认同进行巩固,而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又必须仰赖生活在国家共同体中的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的支持。”[17]由此体现出两种认同内在的一致性,要求通过国家主导的认同整合促进两种认同的良性发展。同时正如前文所言,少数民族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伸张与保障,以及他们在多民族国家中利益是否能够享有与满足,都有可能造成对国家权威与合法性的质疑,引发族裔民族主义的抬头以及民族间的利益纷争,结果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对抗冲突,因此,也需要通过认同整合去调整两种认同的关系,维持多民族国家体制的顺利运转,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和谐民族关系。

   而本文对于“三维建构”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在整合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同时,还要将政党认同加入其中,如果说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两者的整合是所有多民族国家都需要实现的普遍性追求的话,那么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的建构与整合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目标了。这种三维建构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加入政党认同的必要性主要是由以下几点所决定:

   首先,政党认同的加入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指导意识形态所共同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意识形态,具体到民族问题层面,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理论上对于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与利益的保障,在实践上的体现就是中国的民族政策体系。中国民族政策的本质是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少数民族的优惠和照顾[18]。像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发展政策、民族干部政策等民族政策,都来源于这些党的意识形态理念,因为党的意志才成为了政治现实,国家的民族制度与政策因而与执政党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这些制度政策如果脱离执政党及其意志形态就失去了维系下去的必要性。因此,只要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一点不发生动摇,党的民族理论仍然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依据。那么强调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政党认同三者的协调与整合就具有了必要性,我国的民族制度能够推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整合,而这一制度安排又是以党的领导与意志为前提,此时将政党认同也加入其中进行整合能够为维护国家制度稳定提供观念上的基础,进而促进另外两种认同的良性互动,最终形成国家、民族、政党三种认同的协调与整合。

   此外,政党认同的加入也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维系有关。正如前文所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不仅具有冲突对立的面向,也具有和谐共生的面向,以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看来,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国家越发更多地掌握着国家内部的资源汲取能力与政策执行能力,因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也不断在加强,多民族国家之内各民族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政策安排,在认同层面可以认为“民族认同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依附性”[19]。正因为这种认识,当面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抗问题时,往往容易倾向于在国家制度层面去寻找解决之道,即通过改变国家在民族领域的制度设计来解决认同危机,比如“7·5事件”后,学界曾经出现的要求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观点。虽然鉴于国家的强大资源能力,确实应当首先关注制度调整对于理顺两种认同关系的作用,但取消论事实上忽视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意义,它并非仅仅是一种特定时段内的、暂时的制度安排,而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和根本”[20]。正如前文所言,党的指导意识形态承认民族的集体权利,这种平等权利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政治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提出的政治方案,是各民族共同建立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之一,对这一制度的否定存在着最终危及党的指导意识形态以及领导地位的可能性。因此,将政党认同加入另外两种认同的整合之中,就是要强调党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过程中成效显著,其成果不容否定,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进步,发展了各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强化政党认同将为这一制度的维系增强理念基础,在制度的稳定运行中不断完善与发展,进而发挥制度作用以促进三种认同的整合。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三维认同建构的互动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国家、民族、政党认同的三维认同的互动关系,即是民族区域自治与三维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总体上而言,前者的运行机制是推进后者实现认同整合的重要路径,而后者的“三维建构”又保障和促进了前者的有效运行,以下将对两者的互动关系进行具体论述。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建构提供了路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其内涵广泛的自治权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国家、民族、政党三维认同的整合自然无法回避民族区域自治的影响,这一制度能够为三维认同整合提供有效的路径支持,这主要体现在运行机制方面。

   就民族区域自治的运行机制而言,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地方是以聚居的少数民族为对象,以一定的聚居地区为基础而建立,而且是在国家的认可之下才得以建立的,是统一中国范围内的区域的自治,更为重要的是区域是地方一级,必须接受上级的领导[21]。这意味着自治权的运行一开始在空间上就限定于国家规定的地理范围之内,而且在权利行使的范围上也受到上级机关的监督,自治权的享有是一种由国家主导并且是由上至下的赋权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主要是党和国家的政治设计塑造了少数民族对于自治的地理范围和权利范围的认识、想象,而不仅仅是由历史上民族生存的地理空间或历史记忆来决定。

民族认同意识的形成并非是没有外界影响下的内在自然过程,而是需要民族内部对于集体历史记忆进行选择性的书写。民族历史在传承和变异中不断得到重新解读以适应民族共同体面临的不同境况,民族成员在不同时期也随之形成相应的内在意识,在认同意识方面也是如此,原本复数共存的认同在不同历史与现实的情境下各自呈现出显性或隐性,在遭受外部诸因素的影响下,民族的集体记忆作出反应,改变对于外界因素的认识与评价,适应历史情境的变化,从而导致认同意识发生改变,共同构成一定认同意识结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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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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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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