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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辉 李正梅:党的十九大重点关照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解读

更新时间:2019-06-29 12:20:14
作者: 李曦辉   李正梅  
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之一。

   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规范化的转移支付体系能够为落后区域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对改善民族地区发展态势,矫正外部性,提升区域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度,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面对民族地区较低的财力水平,一直给予不同程度的财政补助,直至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针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制度趋于规范化。基本形成了以纵向府际关系(自上而下)为主,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为主要内容的财政转移支付关系,一定程度上对各地区财力不均等现象发挥了调节作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针对结构失衡和社会公平缺失的问题,在不断完善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中央及各级政府也逐步加强对横向转移支付的探索。横向转移支付是指不具备上下隶属关系的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财政往来,还可以是人力、技术、物品、项目及资本等各层面往来,当下对口支援是横向转移支付的主要探索。新时期为了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破除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势必要求党和中央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纵向转移支付以及对口支援的力度,创新具有造血功能的转移支付体系,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形成更加有效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2.脱贫攻坚战役就是民族地区的平衡充分发展战略

   贫困是自然、社会、经济和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制约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如前文所述,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本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脱贫,脱贫的关键在连片特困地区,全国18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11个在民族地区,所以民族地区的贫困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是全国扶贫攻坚的硬骨头。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需要放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倡导的脱贫攻坚战役无疑就是民族地区的平衡充分发展战略。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对于解放初西藏和新疆的帮扶援建。随着改革开放,工作重心的转变,进一步扩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规模。尽管扶贫开发工作成绩斐然,但贫困地区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还存在发展理念滞后、内生动力不足、体制机制缺失等问题。新时期精准脱贫和区域脱贫相结合战略的提出,打响了一场脱贫攻坚战,是对经济新常态,实现均衡发展的政策回应。从根本上说,所谓精准脱贫,就是对扶贫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推动社会扶贫多元化,最大限度地协调扶贫资源的过程,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途径。以协调和平衡作为工作重心的精准扶贫工作,一方面需要激发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社会扶贫资源,为精准脱贫提供现实基础和可能;另一方面,也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做到所需即所供,同时兼顾扶贫效率和效果。

   3.区域协调发展就是与老少边穷地区高度叠加的民族地区的西部开发战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从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形势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要求出发,明确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中国区域发展的新部署,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行动指南。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在协调均衡,均衡的重点在于实现后进地区向先进地区的追赶。追赶的方式在于提升后进地区的开发开放程度。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特别将加大力度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快速发展和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放在了重要位置,充分表明了党中央要加快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决心和魄力。老少边穷地区多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凹陷地带,不仅是全国发展的短板,同时也是西部地区发展无法避免的硬骨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对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全面提升,而加大力度支持老少边穷地区任务的提出又是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具体要求,二者并不矛盾,相反这是高度叠加的,对拓宽中国区域发展空间、增进区域发展协同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就是与老少边穷高度叠加的民族地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4.加快边疆发展,巩固边疆安定就是主要针对民族地区的高边疆战略

   罗中枢(2018)认为,边疆是复杂矛盾关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利益、能力所及的边缘,各类物资在这一地区交流互通,维系着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生存,具有深刻的国家属性,是国家、经济及民族领域的边缘区域。中国陆地边境线长2.2万公里,跨越9个省(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与14个国家接壤,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于此,是集偏远山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的特殊地带。中国绝大多数的高原山地和沙漠戈壁也集中于此。恶劣的自然条件、险峻的地理地貌严重制约了生产方式的更迭,延缓了边境线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发展的屏障。经过改革开放战略的不断推进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力实施,边疆地区旧社会遗留的问题逐渐消除,基础设施也得以逐步改善,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复杂化,边疆地区暴露出诸多不稳定因素,例如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出现合流趋势,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叠加、境外势力干扰、跨境问题频发等问题,给边疆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此外,市场经济所倡导的竞争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凸显,且囿于区域发展失衡所导致的分配不均,客观上助推着民族认同出现非理性增长。因此,如何有效地治理边疆成为影响整个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突出问题。纵观国内外的边疆治理,都是追求“稳定、发展及和谐”三者的统一,其中稳定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和谐是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加快推进,边疆地区逐渐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一极,边疆地区发展与否是“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阐述的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比内陆人民更为丰富,包含了对稳定、发展及和谐的迫切诉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国家总体发展上注重结构性调整,强调“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这样的部署就是针对民族地区的“高边疆战略”,将提升沿边开发开放水平,促进边疆发展新态势的形成,进一步优化中心—外围、内陆一边疆的互动格局,从而推动国家的整体发展。

   5.“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突破民族地区欠发达的短板

   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开放,是影响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决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指导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促进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必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由东向西渐次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适时提出打破了长期以来以东路海运为主的贸易模式,不仅联通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也将为有效地连接内陆和沿海地区提供物质条件与政策基础。“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也可称作中国版的全球化,它与现实版全球化模式的根本不同在于地缘政治想象的差异化。秉持西方式的中心—外围、核心—边缘地缘政治想象的全球观,难免会造成国家间矛盾的频繁出现,进而还会形成相互对峙的国家集团,全球市场也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从理论上解决了全球市场的割裂问题,将加速民族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补齐后进地区现代市场的短板,为人类带来市场规模范围最大化的收益。“一带一路”倡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导下,从倡议到落地推进,也就意味着以边疆为主要地域特征的民族地区将立足于国内外两大市场,从对外开放的最末梢,经济发展的最末端,逐渐走向改革的最前沿阵地,突破发展的短板,成为开发开放的关键枢纽,形成海上和陆上通道齐头并进、东西双向的开放格局,为缩小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使东中西部均衡发展成为可能。

   6.实现民族交流交往,就是充分发展民族地区,让各民族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民族融合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现象消亡的本质、社会历史条件及原则的理论。“民族交往交流”一词于2010年被党中央首次正式提出,此后不断发展践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是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实践,是对马克思民族融合理论的新发展,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重点及发展规律的认识。

   民族交往交流并不是当前社会独有,它是一种历史现象。几千年来,各民族通过不断的交往、教育、融合,最终形成了56个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态势。但是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以阶级压迫、民族征服为背景的民族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民族工作重点都是以民族平等为前提条件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关系。新时代下,实现民族交往交流明确了民族工作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民族交往、民族交流与民族发展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民族交往是民族交流的前提,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的进阶,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是民族发展的基础,只有各民族之间发生了具体的互动、交往和交流,才能促进信息的交换、生产要素的流动,推进民族地区不断地发展。民族发展是民族交往和民族交流的动力,既是手段也是目标,能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奠定物质基础。具体到发展本身,则有两层内涵,其一也即浅层次的内涵即为民族地区本身的发展。以尊重民族差异为基本前提,增加国家认同,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激发各民族现实需要,促进少数民族共享改革成果,实现人民需求和地区发展的统一。其二为民族本身的发展,即通过地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促进少数民族群体整体素质结构的不断改善,咬合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成果,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实现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的同步发展。

   7.实现人力资源向老少边穷地区流动应主要完善与之高度叠加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环境

   伴随着经济转型的持续深入,仅依靠生产要素单纯叠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创新生产要素的使用效果才是当前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而这都是人力资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所以人才是提高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引进和集聚优秀人才,用好并用活各类人才,也成为各地区、各级政府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实现高效发展的动力之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就发展现状而言,有效盘活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活力的关键因素在于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缺乏。脱贫有意愿却无能力成为大部分贫困地区的普遍现象,而“造血型”脱贫方案难以生效的关键问题也在于缺乏高素质人才。因为老少边穷地区总体发展水平滞后,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创新能力不足,生活条件和创业条件较差,很难形成对人才的吸引力。所以,要实现人力资源向老少边穷地区流动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完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支持政策,对于到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的人才给予优惠政策和经济补助,鼓励并吸引大型企业到老少边穷地区创办企业,搭建人才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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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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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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