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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 张超:如何理解中国: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更新时间:2019-06-29 12:14:41
作者: 周大鸣   张超  
作为华夏边缘的南岭也失去了边疆特征。对于这一过程,马立博从环境史的角度进行了卓越的研究。(19)至此,我们可以比较中国的南部边疆与北部、西部边疆的不同。作为南部边疆的南岭所阻隔的地域并不像北部边疆与西部边疆那样差别巨大。在北方,华夏边缘以北是区别于农业经济的草原,华夏的边缘很难越过“贮存地”而向草原内陆扩展,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西部边缘,青藏高原的险峻地形也足以阻挡边缘的进一步扩张,而中国的南部边缘却并不如此,南岭以南的岭南地区,实际上具有改造成农业土地的潜力,许多入海口的淤积地带被改造成了沙田,(20)并发展了汉族传统的农业模式。这种不同也就决定了中国南部边缘应该具有不同于北部、西部边疆的独特特征,这种独特特征被华南学派注意到,从而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

   在笔者看来,整个华南学派的研究路径就是在寻找地方社会如何实现与中央王朝的一体性。华南学派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社区来反映整体性的国家历史,(21)研究基层社会如何践行国家理念。如果从民族走廊与边界的角度来思考华南学派采用的这种研究路径,正是因为华夏南部边缘扩张的独特性决定的。正如拉铁摩尔所说的,中原文化在向南的扩展中,并没有形成如北方游牧民族那样的生态壁垒,中国南方很容易适应中原的农业耕种模式,中原汉族在南方的生态环境中生存了下来。(22)也就是说,中国南方很容易被整合进中原汉族的文化体系,所以地方社会的整合成为了华南学派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华南学派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体性,这种研究又特别重视实地式的历史。南部边缘族群与华夏民族的整合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还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并作为一种“心智结构”继续存在于当下的地方文化中。

   4.理解整合的中国

   笔者将走廊与边缘看成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从而在对民族走廊历史意义的考察中分别将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与中国的北部边界、西部边界以及南部边界统合起来进行大视野的思考。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在理解中国,理解一种整合的中国图式。

   具体而言,在中国北方,这种整合是一种边界的往复“扩缩”,与边界“扩缩”相关的是处于边界“贮存地”的民族有时被整合进华夏民族,有时被推向北方游牧民族,这种“扩缩”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巩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边界。拉铁摩尔与巴菲尔德研究的中国北部边界仍旧是一种类似边疆的形式,而王明珂则走得更远,王明珂不仅关注西部边疆,还将这种边疆进一步心理学化,探讨的是一种心理边界的“扩缩”过程。对于华夏的南部边疆,或许可以如此考虑,前两者描述的都是华夏民族在向外扩张过程中所产生的边界的确认过程,这种边界的确认实际上就是华夏民族与华夏族群边缘的创建过程。而华南学派的研究则是内向性的,他们研究的独特性决定了理论视角的不同,华南学派研究的不是华夏民族外扩过程中的边界确立过程,而是边界溶解过程,即华夏民族外扩过程中各族群的整合过程。

  

   三、以走廊为基点理解中国:走廊研究的现实意义

  

   随着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发展,上述历史意义探讨中的华夏边缘正在逐步消失,山川阻隔与道路障碍都随着现代技术的革新早已不成问题,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边界正在被一种民族国家式的有形边界所取代,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也被相应地改造成了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在这一新时代,我们倡导的走廊研究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1.从中国到世界:民族走廊与开放的中国

   历史中动态的华夏民族与华夏族群边缘情形已经被现代国家背景下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所取代,那种兼具模糊性与机动性的边界形式亦被民族国家的国界所取代,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如何发展是我们在新时代需要回答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民族走廊能够为我们提供思考视角。

   历史上的民族走廊是一种向心性过程,即中国是怎样构成的,不管是边界的扩展还是内部的整合,都是在描述这一过程。在笔者看来,现时期的走廊研究具有一种更大的区域性视角。从这种角度来说,民族走廊所沟通起来的是一种更为广大的区域,这一广大区域能够为理解中国提供新的视阈。

   如果我们以三大走廊为起点,将目光聚焦到三大走廊所沟通的外部区域,这或许能够勾勒出一个“互联互通”的亚洲体系,这大体上涵盖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区域。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带一路”比喻成“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23),而亚洲的互联互通则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24)。我们所说的民族走廊就是这些“血脉经络”的表现之一。这种互联互通在历史上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华夏边缘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生态与交通的影响,其极限基本上就是几大走廊勾勒的中央之国(南岭走廊的情况较为特殊)。在当代,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谈论这种互联互通,是因为山川阻隔与道路壁垒正在被社会发展所克服。就亚洲的互联互通而言,西北民族走廊沟通了亚洲内陆的中亚地区,藏彝走廊使中国与南亚相沟通,而南岭走廊连接了中国的海路与陆路。当然,这里所说的沟通并不是指民族走廊依然发挥历史上的沟通作用,因为民族国家形成之后,“走廊—边界”已经被明确的国界线所取代,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以走廊的视角来看中国,呈现了一种中国的开放性特征。民族走廊所沟通的几个地区,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区域,民族走廊研究表明,这几个区域在历史上存在着诸多的联系和交流,各“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25)。

   从走廊视角思考“一带一路”倡议,提醒我们应该注重一个关键性因素:道路。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带一路”应该“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26)。正如走廊是一种形式的道路,道路在中国的超越性构建中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生态与道路是历史上华夏边缘扩展的限制性因素,在现代社会,生态壁垒已不是障碍,因为工业化与现代化并不十分在意生态环境的差异,如果不考虑环境承载力的话,草原与农田都可以成为工业发展的基地。而决定工业发展的往往是道路,大量的工业原材料与工业品的运输都需要道路的承载。正是这种原因,最近“路学研究”开始成为一种热门领域。所以,从走廊的视角看“路学”研究的意义,是一种构建超越性中国的基础条件。

   2.从一体多元到多元一体:民族走廊与新时代中国的一体性构建

   历史上的几大走廊曾经作为华夏边缘,见证了两个过程,一是少数民族被构建的过程,一是华夏民族被构建的过程。而我们所说的华夏民族在向边缘扩展过程中整合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虽然不同但最终融为了一体。走廊研究的历史意义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历史上的中国一体性在前,多元性在后。正如拉铁摩尔所说,实际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起源同在一个上古时期,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资源的不同,在文化表现上存在若干差异。(27)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各民族本来就是一体的,多元是一种后续的发展。但是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一体与多元的逻辑却被颠倒过来了,多元在先,一体在后。实际上,这种逻辑仍然与现代国家的有形边界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条件是明确的国界线,之后才产生我们常说的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在用政治权力划定国家边界的过程中,许多多元性被纳入民族国家框架之内,但结果就是需要进一步整合这种多元性,使其成为一体。

   先一体再多元,还是先多元再一体,二者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自然转换。在现阶段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多元一体逻辑下,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一体性的构建,因为多元是与民族国家同时产生的,尤其是在经历了尊重多元的民族识别工作之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提出无疑是一种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构建一体性的努力。对于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方式,我们能够在对民族走廊的研究中获得启示。民族走廊地区是一种族群多样性的地区,在历史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整合经验,比如瑶族与彝族之中,存在着各自的家园想象与区域社会整合方式。

   彝族的传统经典《指路经》中,蕴含着一种彝族自己的对于祖先家园的想象,与此相关的是记载了一种重返祖居地的路线图,由于彝族分布于较为广泛的藏彝走廊多山地区,地形隔离明显,如何在这种地貌之下使彝族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民族,《指路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每一个家支的彝族经过不同的具体路线,都能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即今云南昭通地区。实际上,《指路经》中的路线是各彝族家支的反向迁徙路线,对于这些路线的叙述中又穿插了诸多有关彝族的历史记忆内容,所有这些使分散的彝族整合成了“一体”。同样的整合方式在南岭走廊中的瑶族也存在,千家峒想象已经成了整合山地瑶族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能够从民族走廊地区存在的这种家园想象中提炼出一些文化要素,使之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

   3.从有形边界到无形边界:民族走廊与“世界”理念

   以三大走廊及其边界为基点,实际上存在两种形式的“中国”,前者是华夏民族自我整合式的自主扩展的中国,后者是作为具有明确边界的民族国家的中国。在华夏边缘的研究中,另一个方面也同样需要关注: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天下”观念。作为传统中国治理理念的天下观念实际上是与华夏民族整合的中国相辅相成的。既可以认为农业生产方式在边界的扩展局限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与边界模糊性中产生了传统的不以国界为基础的天下观念,也可以认为,传统天下观念造成了历史上华夏边缘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使天下观念不仅仅成为一种华夏民族的治理理念,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国沟通世界的理念,朝觐制度实际上就是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治理秩序而存在的。这种无边界式的世界理念还能不能适用于对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的世界新秩序的治理?赵汀阳从政治哲学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天下体系理论能够作为一种治理世界的理念,“是任何可能的世界制度的形而上学”(28),这有别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起点的治理理念。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只有国家,没有世界”,而天下体系正好弥补了“世界”在世界体系中的缺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其根本点是在用无形边界的理念突破有形边界的壁垒。而民族走廊视角为我们呈现的就是一种无形边界的智慧。对于无形边界或者说边界的弹性问题,魏乐博提出边界模糊性理论,探讨了边界模糊性的重要机制与意义。魏乐博将理想的边界理解成一种细胞壁结构,认为这种边界形式有利于多样性的存在。(29)

   从走廊—边界的角度看天下观,天下观所说的基本模式可以如此概括:有一个中心,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将这种模式应用于世界体系,将其代入每一个民族国家之中,则会产生一种世界图景,多个向外辐射的中心点,而每个中心辐射波纹交织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张网状结构。越多的辐射波相交织,网孔就会越密小,而这种交织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心点本身的消失,而这些中心点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形边界的民族国家想象。笔者将这种机制看成是一种用无形边界克服有形边界的内在逻辑图式。这一世界图景是一个“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世界”(30),在这一网络体系中,每个国家都与其他国家互联,世界被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每个国家需要共同发展,正如习总书记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论述的“大家一起的发展才是真发展”(31)。在这一网络体系中,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体系,对此,要求各国“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容并蓄”(32)。

  

   四、结语:走廊何以成为一种研究范式

  

现在是回答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的时候了,判断是否为“走廊研究”的标准是什么,而这一问题向更为基本性的层次去思考的话,则是走廊研究的基本范式是什么。而上述对民族走廊历史与现实意义的研究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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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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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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