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被公平审判而引起，引发了1997年后香港最严重的管治危机之一。这事件说明了香港半民主（semi-democratic）政治制度的罕见和可能独特的特征，其中公民自由（特别是言论、新闻、结社和集会自由）和民间社会蓬勃发展。然而，政府并非由民主选举产生和对人民负责。

　　 在独裁国家，任何相当规模的示威活动是不被允许的，而香港所发生了的反修例抗议活动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自由民主国家，6月9日香港反修例游行的规模——表明「人民已经发声」——舆论已能迫使政府推迟并立即停止立法。

　　 在香港，6月9日数十万人和平游行无法触动政府，而当只有估计4万人（超过香港警察总人数）在法案二读那天包围立法机关且爆发暴力事件，政府才肯让步。香港特区政府的「软权威」（soft authoritarian）性质，使她不会诉诸大量武力（massive physical force）来反对民间社会的抗议活动。

　　 由于公民社会在香港充满活力和强大，它可能不时胜过政府。2003年7月1日估计有50万人的游行，促使其中一个建制政党改变主意，而港府则被迫撤回国家安全法案。现在2019年6月，类似数量的示威者发起行动，最终迫使政府搁置引渡法案。可幸的是，在「一国两制」这一具挑战性的项目的最新测试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北京政府最终选择服从理性的逻辑，而不是胁迫的逻辑，因为世界各地都听到了香港人民的声音。

　　 注释:

　　 注1：请参阅此作者之前发表有关该法案的评论（https://bit.ly/31GIGoZ）。

　　 注2：随后，警务处长在6月17日记者招待会上澄清说，使用「暴动」一词只是指某部分暴力抗议者的行为，而不是6月12日所有或大多数示威者的行为。他指出：「截至目前，已有15人因涉嫌暴动或其他暴力罪行被捕。其中只有5人以涉嫌与暴动有关的罪行被捕。此外，警方还于同一天在附近逮捕了17名涉嫌犯下其他罪行的人[...]。」

　　 注3：在19世纪，关于中国引渡的香港法令确实存在，但这些法律随后被废除。见Janice M. Brabyn, "Extradition an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1988）20 Case W. Res. J. Int'l L. 169 at 183-4.

　　 注4：在法案委员会的首两次会议后，立法会的「亲中」阵营从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得到指示，建制派议员可取代条例草案委员会的（临时）主席（当时主席属民主派）。其后泛民主派和建制派都声称两次召开他们自己的法案委员会会议。

　　 作者简介：陈弘毅，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郑陈兰如基金宪法学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文章来源：《明报》2019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