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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什么是理想的学术书评?

更新时间:2019-06-26 12:22:23
作者: 荣新江  

  

   我喜欢读书评,也喜欢写书评。本着以文会友的原则,我写了这么多年的书评,批评了不少著作,我没有得罪什么人,而换来的是更亲切的友情。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也是中国学术古已有之的传统,如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钱大昕就曾在给王鸣盛的《答西庄书》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

  

   现今研究生的科班训练,除了要会写论文和专著,也要会写书评和札记。而要做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学者,特别是要学会写书评,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

  

01 中西方书评制度的差异


   书评是一本学术杂志中举足轻重的部分,西文学术期刊的主体是论文(Article)和书评(Review),论文往往只有几篇,涉及的范围不够广。对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有可能是书评,因为书评才能真正反映这本刊物所涵盖的各个方面。我们翻看一本杂志时所获取的知识,有时并不在于论文,而在书评,这是和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相关联的。

  

   因为中国学术期刊一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所以一本杂志中,主体是论文,书评只占极少的篇幅,甚至没有书评。杂志中所发表的书评涵盖的方面不广,大多数书评是一些对所评之书的概述和夸奖,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一般也不受读者重视,只受作者和出版社的重视,因为其中一些书评是作者或出版社编辑找人写的。

  

   西方学术刊物的书评制度是这样的:每个学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专著后,都要寄给权威的学术期刊,由期刊主编挑选其中值得评的书,去约请与该专著研究领域相关的专家来撰写书评,同时也就把这本书送给写书评的人。这种由杂志自身来选择权威专家的做法,很好地避免了由作者本人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把自己写的书或编的书送给书评作者,因为后者必然产生人情稿子。所以,我们在西方经常遇到的事情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新书后,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书评的发表,而他或她并不知道书评都是谁在写,更不能干预书评作者写什么。我在耶鲁大学时,某一天见到韩森(Valerie Hansen), 我说《守护神》(Numen)上有一篇你的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140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的书评,她赶快跑去看。足见书评在西方作者眼中有着与中国不同的学术意义。

  

   因为书评是由杂志约请的专家撰写的,所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杂志自身手中,杂志也把自己所发表的书评水准,看作是该杂志的学术水准,这样的一种学术认定的结果,是杂志要约请权威来写稿,而不接受书评投稿。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刊物的约稿通知里面说,书评不接受投稿,如果你特别希望评某本书的话,必须先和主编联络,在得到主编的同意后,才能撰写。同时,由于杂志对自己发表的书评水准的认定,所以一般来讲是不接受反批评的。你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商榷文章,但在发表书评的刊物上是不行的,即使你的反批评很有道理,一般情况下也是不给刊登的。

  

   这种做法有点霸道,但实际上是为了一个杂志的正常运作,因为你一旦发表了反批评,则必然引起书评作者的再度反批评,这样你来我往,批评文章越来越多,文字越来越长,那么这个杂志的篇幅就大量被占掉,而批评双方有时也从学术争论发展到意气之争,降低了杂志的学术水平,这样下去杂志是无法办的了。

  

   在中国,大多数刊物没有这么严格的书评制度。比如几年前《历史研究》发表了葛剑雄、曹树基先生评社科院人口史的一本书 ,很有分量,是中国学术界少有的书评,虽然有些话用词过于激烈,但仍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一股新的气息。但是因为《历史研究》没有规范的书评体制,很快就发表了反批评文章 ,这其实是否定自己。所以,发表书评的杂志是不能够发表反批评的,但并不反对书的作者在其他地方发表反批评的文章。

  

   当然,西方杂志赋予书评作者的这种话语权,有时也被利用来作为攻击他人的手段。比如《哈佛亚洲学报》(HJAS)第58卷第1期(1998年)发表的贝格利(Robert Bagley)撰写的长篇书评,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巫鸿(Wu Hong)《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一书,指作者书中表现了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中国劣根性”!对于这样一篇学人看了都觉得超乎学术的“毁灭性的批评”,《哈佛亚洲学报》就是不发表巫鸿的反批评,最后还是李零先生出面,在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第2辑(2000年)中,同时发表贝格利的书评中文翻译和巫鸿的答辩文章 ,让读者自己看看谁有理。

  

   《哈佛学报》的这篇书评是个特殊的例子,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写书而受到批评,已成习惯,一般不会引起意气之争。贝利(H. W. Bailey)教授集毕生精力所编的《于阗塞语词典》 出版后,其弟子恩默瑞克(R. E. Emmerick)在《印度伊朗学刊》(IIJ)第23卷(1981年)上撰写书评 ,指出其不足之处。但这并没有影响二人的交情,贝利每年过生日,恩默瑞克都要从汉堡赶往剑桥去祝寿。1985年我前往剑桥拜访贝利教授时,他告诉我当今执于阗文研究牛耳者为恩默瑞克,并介绍我到汉堡去找他。

  

   在中国书评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一个作者的书受到批评,有时会被某些人利用这些书评来攻击作者,使得作者的职称评不上,甚至分配房子、提升工资也受影响。有时再加上报纸、网站的炒作,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要知道,在西方的杂志里,往往是值得评的书才被安排来写书评的,有些书根本不值得一评,所以,尽管书评没有什么好听的话,也说明这本书不是最差的。一个人的学术眼界是有限的,自己所撰作的书肯定会有漏洞,所以别人的善意批评是可以接受的,这有利于自己将来在修订本中把学术水准更推进一步。

  

   西文杂志的书评,一般都上目录,在“书评”类下面,先列作者,然后是书名,最后是书评作者名和页码。这样等于给值得评的书做了广告,让浏览这本杂志的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甚至会引发某些人翻开书评,看看本书的基本内容。因此,一般来说书的作者都是愿意自己的书有人评的。在目前中国的杂志里,书评的正题往往是一句表扬的话,书名放在副题中,常常没有作者的名字,这其实不利于对被评的书的学术认定。我在办《唐研究》时,改变这种做法,采用西文刊物的标题方式,意思就是让大家一眼看到唐研究领域里最值得注意的都有哪些书。请大家注意引用这样的书评时,不能像引用一般文章那样,只抄写标题,而是要在前面加上“书评”二字,如:荣新江《书评: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55-559页。

  

   西方杂志的主编,往往就是某些方面的权威学者,所以有些刊物的主编就把出版社寄来的书留下,自己写书评。最著名的就是《通报》(T’oung Pao)的主编伯希和(Paul Pelliot),他的学术领域十分宽广,涉及中亚、中国的许多方面,自己的成就很高,所以他所写的书评也因为具有很高的水准而不被认为是违反了书评约稿的原则。伯希和一生撰写了大量的书评,他的书评不仅发表在《通报》,也发表在法国《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d’Extrême-Oreint)等杂志上,大概由于所写书评太多的缘故,在伯希和去世以后,他的论著目录一直没有被完整地编辑起来。原本听说京都大学的高田时雄先生准备一个全目,但没有完成。2001年出版的Hartmut Walravens, Paul Pelliot (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a Bibliography ,包括伯希和的全部论著目录,还有篇目、主题索引,以及后人有关伯希和的论著目录。伯希和大量的学术成就,其实有不少包含在他所写的书评里。

  

   良好的书评制度,可以使得一本杂志的书评保持较高的信誉,拥有更多的读者。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杂志已经意识到真正的学术书评的意义,但要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路还很漫长。

  

02 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


   哪些书值得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相反,给一般读者所写的通俗读物,普通的概述或综述,则不一定在纯学术刊物上发表评论。当然,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评介文字。

  

   值得评论的书,从我们历史学科的角度来说,包括专著、论文集、史料集、考古报告、学术性的展览图录等。因为书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和学术贡献,所以,要有专家用简洁的语言,把这些书的内容和成绩勾勒出来,特别是一些论文集、考古报告,对于其他专业的人来说,翻看书评以后,可以决定值得不值得去找这本书来读。

  

   但是,要知道,对一本杂志来说,不可能找到所有值得评论的图书的书评作者,所以虽然有的书,我很想在《唐研究》上发表一篇书评,但往往因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撰稿人而作罢。这又说到书评的作者问题了。比如说在中国的唐史学界,我们拥有许多各方面的专家,但老一辈的甚至略微年轻一点的专家学者,受到“文革”大批判的影响,不愿意写书评,这使得在国内找寻一个所评之书的最佳专家的做法,有时难以成功。

  

   因此,我们也约请一些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来撰写书评,几年的实践证明,中青年学者不仅有实力写,而且敢于写,甚至一些博士生因为较长时间关注一个课题,他们所写的同一专业领域里的书评,很有力度,受到读者的好评。因此,只要大家努力,中国的书评制度可以创造性地建立起来,中国的书评内容也可以充实起来。

  

   在老一辈的学者当中,在写书评这一点上,周一良先生是个例外。我在《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中有如下一段介绍:周先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不论在燕京大学,还是在哈佛大学,因此,他在撰写论文、札记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书评。

  

他对书评的看法,可以从他表彰杨联升先生撰写书评的文字里体现出来:“我认为莲生(即杨联升)的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从某种意义上讲,写文章是写自己,只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端出来就行;写书评是写别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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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出版广角》2014年5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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