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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初到陕北时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原因探析

更新时间:2019-06-26 09:37:02
作者: 徐建国  
10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专门发布命令,指出:“本地已是苏区,已有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团体。本地居民的阶级成分,政府已经确定”,因此,“一、打土豪要经过纵队政治部的批准,要经过当地政府与群众组织的同意,并由他们派人同去没收,否则严禁打土豪。二、地方政府对于某人的阶级成分已确定了的,不论是否错误,我们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不得任意改变”,“着各级政治机关严格通知各部首长与给养人员遵照执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关于打土豪问题的命令》(193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26页。】而且,就陕北的物产状况讲,即使打土豪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和困难局面,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把解决给养问题看作头等大事,多次开会讨论,想尽各种办法加以解决。如刚到吴起镇后的10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指出:“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他在结论中指出:“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10月25日,毛泽东又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指出目前的革命形势已到拂晓,“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后来,毛泽东又再次强调:“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望在今后行动区域中特别加强督促,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0-481、503页。】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既要解决吃饭穿衣等基本生存问题,更面临着粉碎国民党“围剿”这个关系到苏区生死存亡的局面,面对着贫穷落后的现实状况和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可能自己解决粮食和衣物,只能依靠苏区的干部群众,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和陕北省的原因也在于此。中共中央本来打算让熟悉情况的郭洪涛担任陕甘省委书记,但他向中央提出不熟悉陕甘苏区而熟悉陕北苏区,中央尊重了他的意见,改由朱理治担任陕甘省委书记。由于朱理治1935年7月才由北方局派来陕北工作,他对于陕甘苏区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而陕甘苏区又处于对敌作战的前线位置,担负着至关重要的繁重的战勤任务。周恩来之所以没有按照原定计划立即跟随毛泽东南下,主要原因是在等待朱理治的到来,向他传达中央决定并布置相关工作,这说明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工作中的细心和缜密。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对处理与陕北地方党和军队关系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表现了中央的领导策略。如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1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编制应保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1、483页。】杨尚昆对此深有感触,他曾经说:“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处理这类敏感问题时是非常慎重的,非常顾大局的。”【《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只有依靠原来的干部才能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开展,周恩来留下等待朱理治到来,就是具体表现。在地方干部配备上也是如此,如中央对陕甘省委的干部配备给朱理治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李富春同志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肖劲光同志任军事部长,蔡畅大姐任妇女部长。中央的这一安排是为了照顾原有干部,如从资格、能力说,富春同志要比我强得多,但他不仅没有不满之色,相反与我同心协力,使我深受感动。我曾提出我和富春同志的职务对调一下,但中央没有同意。”【《朱理治回忆录:往事回忆》,第44-45页。】中央对朱理治的信任使他深受感动,“为了夺取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朱理治和李富春率领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紧急动员,投入到筹粮、筹冬衣、运输、提供民夫、组织担架队等各项备战支前工作中。”【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145页。】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总结胜利原因时指出:重要的一条是“群众与我们一致”,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399页。】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协调和处理各方面关系上务求细致周到,这不仅是他自己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党的一贯优良作风。毛泽东一再强调前方需要他的情况下,他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不仅留下来同郭洪涛两次谈工作安排问题,而且,直到朱理治到来后,同他谈了中央的组织安排和工作计划,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获得稳固后方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密切合作的典范,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相互配合取得了直罗镇大捷,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举行了“奠基礼”;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制定的后勤保障计划和所进行的严密的人事安排和协调,为前线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迅速解决了陕北“肃反”问题,解除了苏区面临的民心动摇危机,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奠定了政治基础。

  

   作者简介:徐建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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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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