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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国:初到陕北时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原因探析

更新时间:2019-06-26 09:37:02
作者: 徐建国  
同时,中央还决定将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任命郭洪涛为书记。会后,张闻天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向瓦窑堡进发。并且,年谱在这一条目下特别注明:“会议记录中没有毛泽东、周恩来,是因为会前毛、周等已离开下寺湾赴前方。”【《张闻天年谱》上,第193页。】但《周恩来年谱》中说周恩来出席11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陕甘特委范向真的汇报,决定为配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在此期间,中央决定陕甘晋省委改为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为此,周恩来两次和郭洪涛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300页。】这清楚地表明周恩来出席了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而《张闻天年谱》中记载的出席会议人员中却没有他,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由于两部官方组织编写的权威党史人物年谱说法不一致,那么,这就提出周恩来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记录是不是漏记了呢?《张闻天年谱》中记载的参会人员中,目前公开出版回忆录的有李维汉和郭洪涛,但无论《回忆与研究》还是《郭洪涛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这次会议,可能的原因是这次会议只是传达中央决定,没有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两部年谱都是一面之词,关键在于是否还有其他佐证材料?如果有证据说明周恩来还在下寺湾,那他就肯定参加了这次会议。

  

   首先,按照《毛泽东年谱》记载:11月4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南下到达桥家庄后,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等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57军向直罗镇前进的方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南进。【《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4页。】这封电报无疑说明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但这也仅仅表明周恩来11月4日还在下寺湾,要说明他出席了11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还需要其他材料加以印证。

  

   其次,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前,西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成员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朱理治任书记,同时,朱还是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101页。】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后,已经与代表团成员中的聂洪钧、程子华会面,而朱理治当时在陕甘晋省委所在地瓦窑堡,由于受通讯条件制约,他不知道中共中央到了下寺湾。据他回忆:“接到张闻天同志的信,叫我去下寺湾开会,这才确信中央真的到了,立即去了前方。”并且,他还说:“赶到下寺湾,中央会议已经结束了。我见到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同志。”【《朱理治小丛书》编辑组编:《朱理治回忆录:往事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4页。】那么,朱理治哪一天到下寺湾就成了关键问题,他说的到下寺湾后的“当天晚上”指的是哪一天晚上呢?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行程和活动看,11月2日,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11月3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11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11月5日,张闻天等率中央机关启程前往瓦窑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3页;《张闻天年谱》上,第192-193页。】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只有2、3、4日三个晚上,根据“中央会议已经结束”和见到的中央领导人中没有毛泽东来看,朱理治说的“当天晚上”只能是4日晚上。这就不仅证明了《毛泽东年谱》中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周恩来年谱》中的说法是正确的。

  

   再次,如果朱理治的说法还不充分的话,郭洪涛的回忆可以加以佐证。中共中央到达下寺湾后,了解到苏区面临国民党“围剿”的严峻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为做好战勤工作,采取的重要措施是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关于两省省委书记的人选问题,中共中央也是煞费苦心。据郭洪涛回忆:“周恩来在下寺湾时找我谈我的工作安排问题,他说:‘中央考虑撤销中央代表团及陕甘晋省委,重新组建陕北省委和陕甘边省委,准备要你担任陕甘边省委书记。’我对周恩来说:‘西北的两个苏区,一个是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是先后在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和陕甘边党组织领导下创建的,那里的游击区很大,地广人稀,我对那里的情况不熟悉。另一个是陕北苏区和红27军,在谢子长同志和陕北特委领导下创建的。这里人口较多,约有40多万人,党员2万多名,红27军和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我长期在陕北苏区工作,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干部和群众都比较熟悉,还是到陕北工作比较合适。’听了我的意见后,周恩来认为有道理,表示向中央反映可以重新考虑。‘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再次找我谈话,说中央已决定,同意让我担任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6页。】郭洪涛说的“第二天”指的是哪一天呢?

  

   如前所述,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的会议和参加的活动有三项: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听完汇报由于时间问题没有加以讨论;紧接着中央领导人参加群众欢迎大会,毛泽东、彭德怀在会上讲话;然后,中共中央继续召开讨论红军行动方针及中央组织等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在如此紧锣密鼓的会议和活动中,中共中央讨论的议题没有涉及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问题。也就是说,11月3日,周恩来不可能找郭洪涛详谈工作安排问题。11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部队南下后,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工作提上日程,因为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这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职责所在。到达吴起镇后的10月27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了常委分工问题,按照张闻天的提议,会议作出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决定。【《张闻天年谱》上,第192页。】对这个过程作一个梳理,11月4日,周恩来找郭洪涛谈工作安排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后,11月5日,周恩来向他转达中央同意他担任陕北省委书记的决定。同一天,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宣布中央决定,任命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所以,郭洪涛说的“第二天”指的是11月5日,这说明周恩来此时还在下寺湾。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的是,11月5日,周恩来拟订了西北军委下设的后方办事处工作计划,决定在瓦窑堡设立后方办事处,职责是统一管理前后方的供给、粮食运输、地方武装动员、兵站、学校、后方医院、军委委托指挥的军区和军分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300页。】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号命令,委任军委各部首长和所属机构负责人,其中任命周恩来兼任后方办事处主任。【《关于委任军委各部首长的命令》(1935年11月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0页。】由于后方办事处的工作与地方党和政府的配合紧密相关,尤其是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在后勤保障上处于核心地位,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粮食筹集和运输、地方武装动员等工作都不可能得到落实,而这些工作直接关系到能否打破敌人“围剿”,周恩来与郭洪涛、朱理治就有关问题交流后制定后方办事处工作计划,也就顺理成章了。不仅是直接负责后勤保障和后方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毛泽东对处于作战前线的陕甘省委肩负的战勤任务也给予高度重视。11月13日,毛泽东就关于举行西北军委会议问题致电周恩来、彭德怀等:拟于18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二、军事、政治教育;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四、地方工作计划;五、筹粮计划;六、筹款计划。【《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87页。】这些问题中的游击队部署、军区和军分区的组织、筹粮、筹款等工作都需要地方党和政府的密切配合,所以,周恩来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不是他个人决定,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张闻天年谱》中的这次会议记录没有周恩来,应该是记录人员漏记。

  

三、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直接跟随毛泽东南下


   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后到达的陕北,是一个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区。据李德说:“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了出来,收成也少的可怜。……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有五十万人口。”【[德]奥托·布劳恩著,李亚红译:《中国纪事1933-1939》,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不可否认,从物产上来看,陕北确实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恶劣导致土地贫瘠,物产极其困乏,地广人稀。

  

   不仅李德,程子华也回忆说:“陕北历来是个贫穷的地区,在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万,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时除瓦窑堡外,大小城镇都被敌人占领着,延安到西安的公路是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命脉,也被敌军封锁。当时陕北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切断的陕甘和陕北两块地区,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部队减员很大,体质和装备也很差,急需修整补充,但陕北这块地瘠民贫的地区,群众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有的地方甚至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萧劲光在回忆录中对他初到陕北时的感受也作了详细描述,说:“十月的陕北已是深秋,高原气候,早晚已离不开棉衣。而我们的红军大多数都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有的穿得还是从中央苏区出发来时的那身灰衣服,如今已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着短裤,有的为了御寒,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的穿着沿途买来的,以及打土豪得来的各色花衣服……加上长途跋涉的劳顿,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个个面黄肌瘦,体力衰弱。”【《萧劲光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87-88页。】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由于现实条件制约,地方上一时拿不出很多粮食和棉衣来供给中央红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再加上天气逐渐转凉,以至于造成伤病员增加。比如中央红军面对穿衣问题,十月底十一月初的陕北已经开始飘雪,而中央红军中相当一部分战士还没有棉衣。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委,据他回忆:“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而一军团当时尚缺两千多套棉衣补给不上,部队在陕北透骨钻心的寒风中致病送医院的先后达千余人次。部队靠士气旺盛御寒。”【《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经过长征后的红军不仅要解决吃饭穿衣这些最现实的生存需求问题,而且,军队和政府也需要日常办公费用。在过去,红军主要通过打土豪来解决物资补给和经费,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对通过打土豪筹得经费的办法采取了慎重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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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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