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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劲秀:诉冤求助选错对象的历史教训

更新时间:2019-06-25 18:21:02
作者: 彭劲秀  
所以,此时你要明白自己变化了的处境,不要期望别人和朋友帮你伸冤,只能是悉听尊便,人家愿意帮你,求之不得;不帮你,你也不要强求,强求也没有用。  

   蒙受冤屈是人生最为深重的痛苦,当然要千方百计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上下求索,奔走呼号,求亲拜友,找那些当权者诉冤,渴望尽快洗刷冤屈,讨还公正。但是应当明白,伸冤难,难于上青天,这是铁律。俗话说:“上山捉虎易,开口求人难”,极言张口求人之难。而诉冤则是在求人之事中排列第一的难事。所以,我说平冤是人生万事中的最难。那些有幸获得纠正平反的蒙冤者,不过是侥幸遇到了特别好的机遇和特别好的正人而已,绝大多数蒙冤者都是很难得到这样幸运的。  

伸冤求助选错对象的严重后果  

   尽管平冤之难难于上青天,是人生万事中的最难。但是,蒙冤在身,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着自己的身心一样难受。唐代韩愈《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就是成语“不平则鸣”的出处,意指一个人在受到委曲和不公正对待时总要发出不满和抗争的呼声。一个人蒙受了冤屈,必然要抒发胸中的不平之气,必然要向官方申述冤情,力求讨还公正,洗刷冤屈,抚慰身心的伤口,恢复被损伤的人格尊严。这是完全应该、必要和可以理解的。  

   前面已经说过,平冤不是单凭个人的努力就能够洗刷身上冤污的,必须获得官方的认可才有望讨还清白和公正。鉴于申诉冤情、请求纠错的一方是孤单羸弱的个人,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掌握着话语权和决定权的官方和组织,力量悬殊不可比拟。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蒙冤者必然尤其渴望自己的冤情能够得到那些掌握着话语权和决定权的公职人员理解、同情和帮助。  

   普通人为普通事求人尚且很难,那么蒙受了冤屈的人请求别人为自己伸冤那就更难千百万倍了。因为,凡是蒙冤,都是官方利用公权罗织罪状,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清白无辜者头上的灾难,对蒙冤者的打击最大,伤害最深,而且伤口最难平复。此时的蒙冤者,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社会评价大大降低,人缘关系分崩离析,生活空间更加逼仄,话语分量几近于零,谁都没有兴趣听取你的申诉。先前的领导、同事、部下、亲朋、好友大都远离,避之唯恐不及,更不可能有人主动伸出援手助你一臂之力把你拉出冤陷的泥潭。蒙冤者除了隐忍之外,实在是无计可施、无路可走的。  

   但是,蒙冤者往往都很执拗,大有不讨回公正死不瞑目之慨。然而,顾影自怜,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鸡蛋碰石头”,是“小羊与狼”辩理,连一丝一毫胜利的希望都没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他必然上下求索,探寻能够向自己伸出援手,给予自己神助的“贵人”。  

   此时,义无反顾地仗义执言,伸出援手的人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却是极难幸遇的。而且,如果选错了诉冤求助的对象,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会事与愿违,甚至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古往今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二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名将彭越率兵攻城略地,帮助刘邦跟项羽争夺天下。后来,彭越又率领全部人马在垓下与韩信等人的部队会师,大败楚军。项羽败走到乌江自刎而死。彭越为刘邦夺得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是西汉王朝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  

   公元前197年秋天,陈豨在代地造反,汉高祖亲自率领部队前去讨伐,到达邯郸,要彭越出兵。彭越说有病,不能出征。刘邦很生气,派人去责备彭越。彭越打算亲自前往当面向刘邦解释、谢罪。他的部将扈辄说:“大王当初不去,被他责备了才去,去了就会被捕。不如就此起兵反了。”彭越没有采纳扈辄劝他造反的意见。  

   彭越对他手下的太仆很反感,打算处置他。太仆慌忙逃到汉高帝那儿,控告彭越和扈辄阴谋反叛。于是,刘邦派使臣出其不意地袭击彭越,并将他逮捕,囚禁在洛阳。此时,主管官吏当然不敢为彭越说话,审理后认为他犯有谋反罪,应予严惩。刘邦赦免了彭越,废为庶民,流放到蜀地青衣县。  

   彭越在去蜀地的途中遇到从长安前往洛阳的皇后吕雉。彭越像见到救命的稻草一样,对着吕后痛哭流涕,倾诉自己的冤枉。吕后满口答应下来,带着彭越一路到了洛阳。吕后先将彭越严密监管起来,随即面见刘邦,危言耸听地对刘邦说:“彭王是壮士,如今把他流放蜀地,这是放虎归山,给自己留下祸患。所以,我带着他一起回来了。必须杀掉他,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接着,吕后就威逼利诱彭越的门客再次告他阴谋造反。廷尉王恬开呈报请诛灭彭越家族,得到刘邦的批准。汉十一年三月,彭越被枭首示众,夷灭三族,尸体被剁成肉酱,小型包装,像分送礼品一样“遍赐诸侯”。  

   纵观彭越的一生,他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个使用游击战术的军事家,可以说是游击战的始祖。在楚汉战争中,正是由于他率部在楚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战,打击楚军的补给,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术,使项羽两面作战疲于应付,终于在最后的垓下决战中取得了歼灭楚军的胜利,彭越功莫大焉。他为西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其后,他拒绝了部将扈辄的劝反,并打算为自己称病没有及时出兵平叛当面向刘邦谢罪。此时,手下的太仆因私怨告发彭越与扈辄谋反。刘邦本来是决定把这位开国元勋流放到蜀地。如果这样,彭越完全可以在偏辟的乡下当村夫野老,过悠闲清静的平民生活。但是由于他错误地向吕后诉冤求助,结果不仅没有洗刷冤屈,恢复功臣地位,反而落了个惨遭杀害、粉身碎骨、夷灭三族的悲惨结局,这显然是彭越选错诉冤对象造成的恶果。  

   东汉时期,甄邵靠谄媚攀附权奸梁冀当上了邺令。有一位和甄邵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好友得罪了梁冀,梁冀到处追杀他。他知道甄邵与梁冀有关系,于是投奔甄邵,渴望得到甄邵的保护。甄邵表面热情接纳收留了他,但暗地里又把他的踪迹向梁冀告密,梁冀立刻派人到甄邵那里捕杀了此人。  

   甄邵因告密有功,被梁冀提拔为郡守。此时适逢母亲去世,甄邵升官心切,竟将母亲的遗体草草地置于马屋之内,迫不及待地先受封赏,然后才为母亲发丧。  

   梁冀伏诛后,甄邵回到洛阳,恰巧与洛阳令李燮在道路上相遇。李燮立刻喝令士兵将甄邵的车驾推到护城河中,用乱棍捶打他,然后在甄邵的背上写下“谄贵卖友,贪官埋母”八个大字,并且向公众揭露了甄邵的恶行,甄邵因此被废弃禁锢终身。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长驱直入,逼近京城,形势十分危急。嘉靖皇帝急催诸将迎战。兵部尚书兼督团营丁汝夔向权奸严嵩问计。严嵩说:“边塞上战败或许可以掩盖,京城之下失利,皇帝没有不知道的,谁来担当这一责任?敌寇抢掠充足后自然会离去的,不必出战。”丁汝夔听从了严嵩的馊主意,没有出战。嘉靖皇帝大怒,要对丁汝夔等守将问罪。  

   丁汝夔处境困迫,向严嵩求救。严嵩说:“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但当看到嘉靖皇帝怒不可遏时,严嵩便把自己对丁汝夔作出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在嘉靖皇帝面前一言不发。嘉靖皇帝问丁汝夔不设守备之罪,即日斩于市,并割下脑袋悬城示众,将他的妻子流放三千里,将他的儿子贬戍铁岭。丁汝夔临刑时大呼“严嵩误我”,后悔自己相信权奸,被严嵩出卖。  

   丁汝夔没有主见,听从权奸严嵩不出战的馊主意,铸成大错。仍不吸取教训,当皇帝要严加问责时,又向严嵩求救,听信他的承诺,一错再错,错上加错,最终铸成了他人生的悲剧。  

   明成祖永乐年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阴险奸诈,诡计多端,口蜜腹剑,心狠手毒,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奸臣。每当有人出了事,蒙了冤,或是犯了罪,纪纲往往对其格外客气,当事人把他当作救命的稻草,不惜倾家荡产向他求助,他总是表示自己正在皇帝面前为你说情,并许诺不久一定能得到赦免。等到把当事人家的钱财榨尽之后,就突然将这些人处死。  

   现代也有类似的例子,如胡风蒙冤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在关押了10年之后,于1965年11月26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胡风向中央写了《心安理不得》的判刑后感想。10年牢狱的磨难对胡风身心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仍对未来寄予希望。不愿离开北京,曾提出愿和妻子梅志一起到京郊劳改农场去服完剩下的4年刑期,但被拒绝。公安部要将他赶往四川服刑。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使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心里非常沮丧。于是在离京“远戍”之前给乔冠华、徐冰、陈家康、徐平羽和老舍五位他认为可以信赖的知己好友分别写了一封信,倾吐自己的苦衷,其中自然包含着向老朋友求助的意思。  

   1966年2月11日,胡风致乔冠华的信写道:

  

   乔公足下:十年多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在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  语无伦次见谅罢。  

   匆匆  

   敬礼  

   夫人均此  

   胡风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东郊  

  

   乔冠华接到胡风的信后,第二天即1966年2月12日,乔冠华写了一封致章汉夫、姬鹏飞并转周扬的信: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的〔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  

   乔冠华  

   12/2,1966  

  

   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都在信上画了圈,章汉夫并写道:“我意不理。”  

胡风与乔冠华是相知多年的朋友。早在1943年乔冠华等人在重庆创办《群众》杂志时就与时在重庆筹备出版《希望》杂志的胡风有交往了,彼此因为有“共鸣”而互相支持,成为朋友,引为知己。后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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