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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宇飞:国家视阈下边疆与边疆治理的一体性

更新时间:2019-06-25 14:20:19
作者: 马宇飞  
1922年,中共二大强调“使工人、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于该“联合战线”中共之目标:“西藏、回疆、蒙古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以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西藏、回疆、蒙古,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6项。诚然,中共早期主张“民族自决的联邦制”受“共产国际”和列宁“民族自决”论的影响,例如,1917年以前,列宁反对民族自决的联邦制,但1917年革命胜利后,面对200多个民族,操146种方言或语言的俄国,再加之国内的民族革命运动,为了重新统一“大厦倾兮”的俄国,列宁转而支持联邦制。联邦制是“一种区域性政治组织形式,通过宪法保障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主体性存在,将中央的统一性与地区的多样性纳入一个共同的政治体制中。……在政治与法律上,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互不隶属,……联邦制的权力散布于各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政治中心之中。”联邦组成单位一般先于联邦制国家而存在,联邦组成单位拥有各自专属的宪法与法律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享联邦宪法所划定的各自宪政性主权。

   同在1922年,被称为“社会主义将军”的粤系军阀代表人物陈炯明撰文发表《建设方略》,“中央与地方权限之规定方式,古今万国不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大抵民寡国小,则行集权之制,否则无不用分权之制。美、德皆分权制。……俄民众土广却行中央集权制,今亦已革命矣。”陈氏为中国近代“联省自治”之联邦制的极力推崇者。但1923年,陈炯明针对孙中山的“六一六兵变”,使得中国联邦制的探索走向没落。“当时之中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并没有触及联邦制权力运作原理,只是将政府治理范围(限于一省或一国范围内)作为重要分权指标。这一思想反映到各省宪法中,就是军权地方化、省级人事权扩大化,这严重威胁了中央权力,亦是中国联省自治走向‘武人割据’并最终破产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亦不赞成联邦制,“我并不反对联邦制本身,但任何一国若采用该制度的圆满理由,一是,各聚居人民经济状况各异;二是,各聚居人民语言、宗教各异;三是,人民自治之要求与能力扩大。……据此断然,联省自治不能解决时下中国之政治问题。”

   时至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用“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而到1949年,中共则彻底放弃联邦制和民族自决。临时宪法性质的政协《共同纲领》中规定,“按照聚居民族的人口多寡与区域大小,建立各级民族自治机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及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更进一步推动并规范了边疆地区各级政权建设。1954年之后的4部宪法(或宪法修改案)中,“民族区域自治”皆入宪。此外,以宪法为准绳,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于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即新中国以来民族区域自治的特点:一是,各级民族自治机关皆是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各民族自治地方皆是中国不可分割之部分,且要保证以宪法为准绳的各类国家方针、政策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贯彻执行。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区域自治,而是综合了区域因素与民族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既要保证中央的统一领导,又要兼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各聚居区内的少数民族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保证之下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自主管理本民族自治范畴之事务,塑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美美与共”的新型民族关系。

   1978年以来,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处于持续的“帕累托改进”之中:一是,政权与制度建设。中国目前有民族自治地方155个,民族乡1173个。44个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占少数民族全国总人口71%的少数民族人口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155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已制定自治条例137个,单行条例5l0个,以及变通规定、补充规定75件,形成了从宪法到基本法,再到地方法规,从中央到地方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完整法律体系。二是,科学发展。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十一五”期间,该州以“生态立州、科技兴州、开放活州、生物富州、旅游强州、依法治州”为战略,其中“生态立州”方面细化出台《西双版纳州生态立州战略行动方案》,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工作制,由“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且辅以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和资金保障机制等。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从中央到地方“五位一体”的全国一盘棋。三是,民主权利。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所占全部代表的比例为例: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1953年,5.89%;1964年,5.77%;1982年,6.62%;1990年,8.07%;2000年,8.47%;2010年,8.4%。另一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所占全部代表的比例从第一届到第十二届都高于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4.52%、14.6%、12.24%、9.36%、10.9%、13.53%、14.98%、19.12%、14.37%、13.9%、13.76%、13.69%。即作为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政权组织运作方面亦体现中央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吸纳与整合。总之,“基于治理之理路,虽然于边疆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中国之民族区域自治属于以国家(宪法)法律高度统一为前提的有限自治,国家的政党领导体制、中央领导地方(地方隶属中央)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地方经济体制与治国理政的基本架构全国皆一致。”

  

   三、“中华民族”:“国族”之建构

  

   “民族”(Nation)的拉丁文原型是“natio”,其意为“生存之物”,而“natio”又源于希腊文“natus”,其意为“生育”。因此,早期的“Nation”不一定关联国家,而是“自然共同体”,即为霍布斯鲍姆语义下的“原型民族主义”。“原型民族主义”不足以创建现代“民族国家”。根据霍布斯鲍姆的考证,现代语义的“民族”始于1884年,因此,民族是一项晚近的人类发明。1884年后,“民族”是指“主权国家之中央政府辖治的领土与子民相结合而成的整体”。“若不将主权国家与‘民族’(或民族性)相联系,‘民族国家’的意义将荡存。”显然,“民族”原初的生物、血缘之含义在逐渐淡化,而政治属性却在渐趋浓厚,“民族”与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二者语义愈发叠加。一旦“民族”与“国家”相结合,那么“Nation”不仅仅是“民族”,亦是“国族”。这恰如盖尔纳所言,“国族主义要求民族单元与政治单元相重合”。因此,政治性是现代语义之“Nation”的本质属性,其具有“民族、国家、国民,不同民族(族群)的同一身份认同,一国的国民,无论什么族群,什么阶层,都在同一民族国家之内,皆被想象为具有整体性、同质性。”的三重属性。因此,当今世界上90%的民族国家,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多个民族、一个国族、一个国家”,因此,“多民族国家”反倒是“民族国家”的典型。而“中华民族”是与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相对应的“民族”,即披上“国家”外衣的“国族”。笔者认为,中华民族是“民族国家”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主权疆域内拥有中国国籍全体公民,亦包括海外侨胞、台胞的统合性“国族”符号。

   “民族国家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从而使民族取得了国家之形式(或曰披上了‘国家外衣’),并且形塑了国家民族即国族,使国家获得了‘民族’之内涵。”但实现民族与国家相统一,却是一个由“萌生、沿承、发展、型定”的过程。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始自晚清,发展于中华民国,型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将“国族”建构之起点追溯至1911年武昌一义,以孙逸仙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历经以“同化”为特征“一元一体”的大汉族主义,到“五族共和”,再到以民族平等、民族融合为特征的“多元一体”之“中华民族”的流变,即承认中国的国族是“中华民族”,但承认国域内其他民族之存在。这深刻地影响了“精英自觉”与“民众自觉”。

   民国初年,孙氏倡言,“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之谓‘民族统一’”的“五族共和”。(1912—1928年,中华民国的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横条,即表示“五族共和”之意)孙氏于《三民主义》中言曰,“汉族当牺牲血统、历史与自尊自大之名称,与满、蒙、回、藏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成‘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这一如美利坚合白黑数十种人民,冶成世界之冠的美利坚民族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民国党政届、学界等各界人士,愈加感到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为基础,建构一体性中华民族,建构一体性中华民国,对于抵御外辱,兹事体大。但如之然,“中华民族”却成为“民族”的“民族”的纠驳,调和这一矛盾的思路有二:一是,弃称国内各民族为“民族”,而改称“宗族”、“支族”、“种族”、“部族”;二是,将“中华民族”改称“中华国族”,或将“中华民族”和“中华国族”相间共用,即移换各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称谓。

   第一种思路:顾颉刚1939年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强调,“民族”译自“Nation”,其是个国际政治概念,而非民族学概念,中国境内只有一个“Nation”,即中华民族,之前被称为“民族”的“汉满蒙回藏”,皆只能被称为“种族”。顾氏之理路或许受启于梁启超,1922年,梁氏于《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言曰,“民族异于种族:种族为人种学研究对象,……一个种族亦可析为数种民族,例如,条顿种族析为英德等民族,斯拉夫种族,析为俄塞等民族。一个民族亦可析为数种种族,例如,中华民族可析为羌种族、狄种族等。”

   笔者认为,前述顾氏、梁氏所言将推出如下之结论:如果将中国境内的“汉满蒙回藏”等“民族”界定为生物学概念之“种族”,那么,“汉满蒙回藏”将各为血统相异之“种族”。这将一是,有悖于逾越千年一以贯之的汉族与非汉族间“混血”之特征;二是,亦将不利于当时时势所需的“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国之大局。因此,顾氏的本意虽是“全国一体、共御强敌”,但“汉满蒙回藏”为“种族”的界定,却有解构顾氏“本意”之意味。

   因此,1940年后,蒋介石不再公开称“汉满蒙回藏”等族为“民族”,亦不再公开称“汉满蒙回藏”等族为“种族”。后于《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和《中国之命运》中,蒋氏明确宣化上述观点。蒋氏与顾氏不同,蒋氏将“汉满蒙回藏”等族称之为“宗族”。“中国各族本是同一种族之分支,是一脉血统的大小宗支,各宗族实为同一民族,即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可以观量蒋氏所采取的是从“宗族”到“民族”之路径。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制宪国大”上,民国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围绕本民族之权利、义务,以不妥协之姿态与民族意识:吁求增加本民族代表之名额,强调本民族之“族称”列入宪法,呼吁政府尊重、扶助少数民族,甚至民族自治。时势所趋,蒋氏亦已无法主观否认“中华民族”下“多民族”存在之客观,继而卷收其“中华民族一体”的“宗支论”。

   第二种思路:1933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第二篇“民族”之第1条:“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构成分子”;第2条:“中华民族以正义、和平为本。”1935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中易为“中华民国各族均为中华民族构成分子。”而1936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国族”入宪(草),即“总纲”第五条:“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构成分子。”此处“中华国族”与“中华民族”语义趋同,都属于“一体性政治民族”之概念。

实际上,宪草制订的主持者是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孙中山之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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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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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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