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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 金君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外交

更新时间:2019-06-22 23:38:01
作者: 金灿荣 (进入专栏)   金君达  
中美两国发表“八一七公报”,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做出了一定妥协。1984年里根访华极大改善了中美关系,里根的剩余任期也成了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美国在此期间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的技术,取消杀伤性武器对华禁令,向中国出口了“黑鹰”直升机等先进装备;此外中美在科教文卫、经贸往来等领域也有多项成果,在里根任内基本实现贸易额翻倍。除美苏两国外,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在八十年代快速发展,华国锋总理1980年访问日本,这是战后我国首位政府首脑访日。随着胡耀邦等领导人先后访日,中日贸易额一路飙升,日本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日方也多次承诺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虽然中曾根康弘关于“两个中国”的表态影响了两国关系,中日总体上表达了改善并强化关系的意愿。这些外交成果使得我国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取得重要成果,中国与英国、葡萄牙分别达成协议,确定了香港和澳门的和平回归。

   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对我国外交形成了挑战。在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书记期间,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大幅度缓和,美国推进中美关系的动机不如以前强烈;1989年政治风波使得中国遭到西方阵营的攻击,中国八十年代的西方经济伙伴暂停了多项经济合作,这种影响也使得西方国家,如美国从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大打人权牌。另一方面,围绕着冷战结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我国举国上下造成了重大冲击,东欧国家改旗易帜挑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同时使得西方国家企图对中国施加和平演变的压力;海湾战争展示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军力优势;苏联解体则带来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在危机时刻,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三句方针,同时指出中国“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③。邓小平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体制和坚持改革开放两者必须并行;在此基础上,中国以经济外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寻求与世界各国新的合作机会。美国的乔治·H.W.布什(老布什)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也起到促进作用,老布什曾经于七十年代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与中国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在国际形势剧变的背景下,老布什没有像九十年代的克林顿一样将人权与经济挂钩,避免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邓小平提出的方针,以及经济为主的外交,都成为九十年代的外交主题。

  

   三、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中国外交概述

  

   江泽民主席指出,“中国越发展、越开放,与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就越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④,同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⑤,而中国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他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期间,中国的外交以经济合作为主题;这段时间的中国与亚洲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也围绕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发达国家展开谈判。两个问题对中国的外交工作造成了挑战。其一是重新成为中美间主要矛盾的台湾问题。美国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打台湾牌,1994年提升台湾驻美领事馆级别,1995年5月又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保证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的情况下,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并发表关于所谓“突破外交孤立”的演讲,1996年“台湾大选”之前又派出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海峡,对抗中国大陆为威慑“台独”势力举行的军演。另一个危机来自美国及其盟国势力的全球扩张,1993年7月美国制造“银河号”事件,1999年北约空袭南联盟并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这些都与美国及其盟友推行单边霸权、借冷战结束的权力真空肆意战略扩张有关。九十年代,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发达国家差异明显,除了技术差距,军队也缺乏实战经验,1985年之后的军费改革更导致军队精力涣散、“官倒”盛行,腐败严重。上述危机,尤其是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使得我国开始加大军队投入,停止军队经商;现代化军队建设为我国在21世纪的外交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但在外交政策上,中国避免了与美国的正面冲突,避免美国对华政策转为对抗,为21世纪的经济发展争取了宝贵时间,尤其是争取了克林顿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

   在经济上,世界经济呈现美日欧三足鼎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国际发展的局面;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因美国反对而未能实现,随后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使得亚洲国家的固定汇率制饱受争议,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条件援助下被迫进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这种形势也加强了世界经济合作,例如1996年亚欧会议、1998年中国—欧盟峰会都加强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往来,亚洲金融危机则推动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进程。总体而言,这个时期的经济合作盖过了冲突,面对几次危机,美国认为接触策略优于对抗,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也积极推进经济改革,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胡锦涛主席提出,新世纪的中国外交需要处理五个平衡,即“多极和单极的关系,加快我国发展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维护我国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关系,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⑥中国仍然坚持和平发展的目标,但在全球化时代需要更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他任国家主席期间,中国的外交经历了两个阶段,2008年之前的中国外交延续“韬光养晦”,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提出企业“走出去”,推动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等口号,于2005年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在2008年之后,中国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也“有所作为”,在国际上寻求更大话语权,推动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南南合作。就外部环境而言,2008年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和总统换届,也是美国国际政策的分水岭: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乔治·W·布什(小布什)上台后曾试图对中国实行限制政策,在中国南海造成撞机事件;但“九一一”袭击使得美国的中心转向非传统安全,尤其是反恐战争,因此发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反恐为名的战争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也创造了美国与中国合作的动机,小布什政府与中国的关系随之改善;2005年,小布什政府将中国定义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虽然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几次试图推进“台独”,尤其是2004年所谓“和平公投”,这些企图都被中美两国共同压制。另一方面,随着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矛盾日益突出;2005年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炒作“中国威胁”“中国东海开发”、积极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都激发了民间的反日情绪,使得在19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时已经初具雏形的民族主义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一股重要力量。

   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赋予该年重大意义。中国承办了北京奥运会,这次盛会极大激发了民族自信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被认为与1964东京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类似,预示着国家现代化进入新的阶段。此前传递火炬期间发生的海外华人保护火炬事件,以及西藏骚乱等事件也使得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年底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部分声音认为美中实力此消彼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应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在台湾方面,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主张“维持现状”,台湾问题的风险下降。在美国方面,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推行数十年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受到质疑,里根时代开始积累的财富不平衡在危机中集中凸显,民众对华尔街金融高管的愤怒也助长了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民主党年轻政客奥巴马在这种背景下当选总统,作为“冷战后”的美国年轻政客,奥巴马一方面推进国际合作,一方面将战略重心从欧洲移向亚太。在国际治理方面,奥巴马一上任就提出“两国集团”(G2)的概念,但并未能获得国内外广泛响应;此外美国也广泛参与新涌现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例如哥本哈根会议,并在这些议题上争夺话语权。在战略中心方面,奥巴马政府提出“巧实力”,主张从中东撤军,将重点放在中国方向,最终目的是维持美国的绝对安全和霸主地位。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泰国宣称“美国回来了”,此后美国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互动,频繁插手双边领土纠纷,同时借保卫盟友、公海航行自由等名义在中国周边增加军事部署。在这一时期,东海与南海领土纠纷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冲突点:东海问题源于2004年前后日方对中方“东海油气开发”的炒作,由于“钓鱼岛国有化”事件而激化。南海非法占岛起源于中国无暇顾及领土维权的“文革”期间,领土纠纷由于《联合国海洋法》规定的领海基线申报而激化。这些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上升,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提防。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首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美国争夺话语权,同时以经济改革为核心,主张加强南南合作。2008年的“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扩大了该论坛的影响力,使得“二十国集团”日益取代发达国家的“八国集团”(G8)成为世界经济议题的主要论坛。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等国际谈判中,中国与拥有相似立场的印度等国结成同盟,带领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阻止了美国借全球议题向中国施压的企图。此外中国还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EME)在国际组织内争取权利,例如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及治理方案增加了中、俄、沙特等新兴市场国家在机构内、董事会内的话语权。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中,中国坚持纠纷双方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争端,反对域外国家通过多边、第三方渠道干涉谈判。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东盟国家没有形成反对中国的共识,中国与相关国家,包括菲律宾也避免了冲突进一步升级。

   总体而言,江泽民、胡锦涛两位领导人贯彻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既坚持了以经济合作面代替意识形态、政治冲突点,也做到了以我为主,有理、有力、有节地反对外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冷战结束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在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少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曾在人权问题上与西方直接冲突的国家,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对手;在意识形态不同的情况下,美国试图炒作“民主台湾”,打两岸牌,与宣传“美台同盟”的“台独分子”遥相呼应。中国在重申底线的基础上采取相对低调的外交姿态,保持与美国的接触与合作,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此后的21世纪里,中国抓住了反恐、全球治理等合作点,延缓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封堵。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以及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政策和全球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继承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也需做出创新。

  

   四、习近平新时代的外交

  

   在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的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国际贸易、海外投资与日俱增,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日趋紧密。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外交日趋重要,除了关系到直接经济利益,也是推动国际机制改革的关键。调整重心的中国外交有几个关键任务:首先,在国人海外利益与日俱增、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中国不能静待国际市场变好,也不能等待大国提出合作倡议,应主动创造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机遇。其次,在欧美大国民粹情绪高涨、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团结发展中国家,继续争取在国际治理体制内的话语权。再次,中国应主动提出倡议,带领其他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共同发展;在无法推动现有国际体系改革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创造新国际组织,灵活运用现有国际体制和体制外的“双轨制”外交。最后,中国应和国际社会走出一条互利共赢、和平共处的发展道路,而不能重复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单极霸权、根据与自身关系分配各国国际利益的国际格局。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背景是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美国里根、克林顿、小布什三位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都经历了“低开高走”的局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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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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