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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

更新时间:2019-06-20 23:56:54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却不能容忍战事持续,局面失控,危及自身的利益。

   1912年1月2日,面对来自光复各省对其同意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强烈质疑,伍廷芳致电南京及各省做出解释说明:

   顷接长沙谭都督元电、福州孙都督侵电,论国民会议办法,鸿识远虑,极可钦佩。廷于唐使提请国民会议时,曾力言今各省代表团即是国民会议,毋庸再为赘举。唐使坚称直隶、山西、河南、奉天虽派代表,只有发言之权,而无决断实行之权,且蒙、回、藏尚未有人来,不可使疑为见弃云云。廷意今国民大多数趋向共和已为显著之事实,而唐使犹以开国民会议为言者,不过欲清帝服从多数之民意,以为名誉之退位而已。且传之万国,知民国政府以国民多数之意见使清帝服从,不徒用兵力,尤为文明待遇,实为历史上光荣之事。若决议共和,彼不肯从,则是失信于天下,不止为全国人民所共弃,且将为万国所共弃。故廷亦以为可行。至于民国各省,决无通用清政府所定选举之理。已将国民政府之组织办法议决电闻。至议决之地方,唐使言袁意在北京,廷则主张南京。唐使历以青岛、威海卫为言,廷皆拒绝。后以不愿因争议之故耽延时日,改为在上海开会。唐使允电告袁内阁,尚未回电。至于日期,务宜从速,俟续议订定,即行电闻⑩。

   这段话较前引三处解释更为详尽,但仍然只是事实陈述。实际上,必须仔细考察休会期间官革中外之间错综复杂的博弈,才能合理解释伍廷芳的行为。在此期间,袁世凯通过公开或私下的各种渠道,让伍廷芳认识到,袁世凯可以接受共和制,并出任总统;内有清廷、亲贵和满人的压力,外有日本等列强的反对,袁世凯不能自己公然主张共和制,否则无法稳定局势,实施统治;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停战,列强可能采取干涉行动;必须设法打破僵局,使和谈继续进行,并尽快取得成效。

   既然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已有默契,接下来事情的进展似乎相当顺利。第三次会议决定:(一)现在两全权代表会议,图解释猜疑,以安大局,特订条款如左。(二)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三)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四)自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时起,所有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之清兵,五日以内,一律退出原驻地方百里以外,只留巡警保卫地方,民军亦不得进占,以免冲突;俟于五日之内,商妥退兵条款,按照所订条款办理。其山东、河南等处民军已经占领之地方,清军不得来攻,民军亦不得进攻他处。至于国民会议办法、地方、日期等及清军退兵条款,均于明日续议(11)。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次会议上,双方还商议改定了“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各五款。此事本应在共和制确定之后才会提上日程,如此看来,尽管国体政体形式上要待召开国民会议来公决,与会双方的确心照不宣地都认为已是确定无疑之事,因而才会着手商议后续事项。

   双方大概均认为关键障碍已经突破,因而连日开会,希望一鼓作气将所有事项迅速敲定。可惜事与愿违,接下来的第四次会议在国民会议的开会地点以及与会代表省份比例等问题上,双方又出现尖锐冲突。由于袁世凯来电不愿会议地点在上海,唐绍仪提出,会场在上海,蒙回藏全体反对,宜在北京。伍廷芳坚决反对在北京开会,认为万万不能,如此则毋庸议。接着唐绍仪又提出汉口、胶州、威海卫、烟台等地,伍廷芳则以交通不便、地方偏僻等理由予以否决,仍然坚持以交通便利、会场易择、行旅皆安、万国消息灵通、且两位全权与各代表接洽亦易等条件好的上海为最宜。考虑到袁世凯坚持不愿在上海,伍廷芳又提出香港备选,唐绍仪亦不赞成。

   鉴于民党坚决反对在北京开会,唐绍仪表示:“我料投票必为共和,但形式上事耳。”伍廷芳顺势道:“一家之事,何必如此争执?今日之事,将近成功,不如以上海为便也。”于是双方将议题转到与会省份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到会省份有三分之二以上即可开议。唐绍仪认为,今为特别之事,宜全数同意。伍廷芳觉得不能以一二省之故而不开议,虽然如唐所说可以随时开会,毕竟会期一定而且有限。唐绍仪仍然认为三分之二未免太少,举总统亦不如是草草。其他还有蒙古能否算作省之类的具体问题。会议最终议定国民会议产生方法四条:一、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成,每省为一处,内外蒙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二、每处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到会代表不及三人之处,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日期,各处代表四分之三到会,即可开议。四、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电召集;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并由民国政府电知该省谘议局;内外蒙古及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12)。

   12月31日第五次会议时,危机已经出现。先此,就在29日和谈复会的当天,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次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事,议决由伍廷芳答复毋庸再开,因已选举临时大总统,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并以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义,于当天电告清内阁总理袁世凯:“现各省到会代表已一律承认共和国体,无庸至北京取决……并请万勿再持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之歧说。”(13)是为民军方面首先直接否决和谈所议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君主民主的协议。所以在第五次会议上伍廷芳说:“南京代表团来电,不认国民会议,故我亦为难,至于极地。”不过,伍廷芳对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质疑及意见并不接受,他告诉唐绍仪:“然我有全权代表,即可以全权行事也。我等所商量者,并非不正式。君既为全权代表,彼不能不承认也。”坚持继续沿着既定方向进行谈判。

   这时唐绍仪方面也遇到阻碍,主要症结还是会议地点。袁世凯并不否认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政体的原则,可是坚决反对以上海为会议召开之地,希望民党去北京,而伍廷芳又坚持不肯,双方僵持不下。伍廷芳提议由上海城改为租界,唐绍仪仍然表示为难之极,理由是袁世凯以为粗率。对于这样的解释,伍廷芳觉得不可思议,“只求开会正式,不必上海粗率,北京即不粗率也。”进而表示:“未决定国体之前,彼此猜疑甚多。故速决为佳。”双方就此你来我往,纠缠不已:“唐:所以问优待皇室之事。伍:先决定国体问题为宜。唐:蒙古反动,非所愿也。上海会议,蒙古必不肯来,宜以何法招之使来?伍:汉蒙平等,有何不可。唐:一个月内开国民会议何如?伍:太迟。”(14)由此可见,双方在具体细节上再度陷入相互扯皮状态,检验并且考验各方对于和谈及其取向的真心诚意。

   袁世凯接受唐绍仪的国会公决之请,除了事先有所密谋,主要是可以借此应对内外各方的压力,使之相互制衡,从而让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12月29日,他密电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告以“将来用正当选举之法,举合格代表之人,使正人得以发言,君宪未必无望,或可舒目前之兵祸,杜外人之干涉”(15)。同时,他又告诉来访的《大陆报》访员:“余今决计反对民军所定召集国会办法,因民军之要求为一方面之主意。似此集会不足代表团体,将与戏剧无异。故余主张召集此会,其会员须实有代表各省之性质。”其结语“则仍主张君主立宪,谓民主共和恐不易成功云”(16)。

   袁世凯的左右为难与表里不一,刚刚回到北京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Morrison)洞若观火。袁世凯得到的印象,或者说由于日本方面的施压而产生的误解,是日本政府无论如何不承认在中国建立共和政府,不仅英日两国将会共同行动,其他大国也达成了类似的谅解。莫理循认为唐绍仪12月20日在上海发表同情共和的声明,应是得到袁世凯的充分认可,可是袁世凯在北京的说法则与此相反。莫理循看过唐绍仪提供的所有与袁世凯的来往电报,早在12月21日,袁世凯就告以唐的突然行动令所有的外国公使迷惑不解。唐绍仪敦促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袁复电称日本的伊集院公使表示了含蓄的威胁,他不能促使颁布诏书召开国民会议,因为各种迹象表明会议的决定肯定是建立共和国。“在那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从英国和日本得到什么呢?”

   鉴于上述情形,莫理循从上海发电报建议英国政府最好明确宣布,不再以任何方式担保支持帝制在中国延续下去。同时,唐绍仪电请袁世凯指示驻英公使刘玉麟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Grey),要求对此明确表态声明。结果表面上表示与日本协同行动的英国,实际上不得不反对日本人的政策。而日本国内共和思潮的增长令天皇深感忧虑,担心中华民国的建立会对日本的民权运动起到激励的作用。

   尽管莫理循向上海的共和派首领们指出,孙中山或黎元洪出任民国总统,决不能指望得到列强的早日承认,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列强的信任,革命党的领袖们表示肯定会任命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而且准备写下书面谅解。可是袁世凯明确告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N.Jordan),他不能接受这一任命,并且责成向所有外国政府致函说明。他不愿做篡位者,只有清廷本身要求任命他,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莫理循提出,一旦国民会议提名,清廷就自己支持任命袁世凯当总统(17)。

   12月30日,袁世凯接到唐绍仪汇报当天会议要点的来电:

   其会议地方,伍初欲在上海城,怡坚执不允。伍谓否则可在南京,怡驳之。另提出胶州、烟台、威海卫、汉口等处,伍亦坚执不允。又谓各处均不如上海之便,如不欲在民军驻扎地方,则仍在上海租界,断不能改,此为万国公共地方等语。怡以钧电不主上海,亦未允。现未议决。其到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开议一条,怡谓此为中国极大之事,必须全国各省及各属地均到齐方能开议,如三分之二即开,是含有东三省、直、鲁、豫等省不必列入之意,岂为公允。伍谓并无此意,可电催各省速派。怡谓既须候各省到齐,则十一月二十日断难开议。伍谓以速为佳,因民军跃跃欲战,且地方商业以战事亏损甚大……至选举一层,伍谓各省已来沪之代表,多系该省谘议局员,自属合格,何必再定选举法,徒延时日。怡谓恐非谘议局员尚居多数。以上各节均未议决,现订明午再议。惟不认选举法及上海会议两节,我拒之甚力,彼持之益坚。应如何对待,乞裁夺电示(18)。

   袁世凯回电称:“彼此宗旨原在和平了结,如强以万办不到、万来不及及不合公允之条件,是失和平之意,永无了结之期,是岂两造之本意。”(19)这样“万办不到”的底线很快就摆上台面。收到12月30日唐绍仪来电呈报当天第四次会议签订的国民会议产生办法四条,袁世凯极为不满,断然予以否定:“本日已迭次声明,必须将选举法妥拟协定,并由阁电申明。讨论权限,承示签订。代表人数四条,断无效力,本大臣不能承认,请取销。另向伍代表照迭次阁电妥议,以昭信用。”(20)

   当天,袁世凯又接连发出几封急电,分别阐述地点选在北京以及制定选举法的必要性:

   定选举法及在北京开会均属必要,无论君主、共和,皆以图国利民福、永远治安为目的。兹当解决国体之时,必须普征全国人民意思以为公断,自应用各国普通选举之法,选出国会议员,代表全国人民意思而议决之,始能收效。倘以少数之代表人草率议决,实与专制无异。各省及各藩属军民决不公认,必至再起争端,殊乖和平解决之本旨。此必须定选举法之理由也。如民军虑本政府藉此为迟期备战之计,则退兵条款现已订明,于五日内妥订实行,断无违约之理。至必在北京开会之理由有三:一、北京久为中央政府地点,而民军完全统一之政府尚未成立。一、按全国道里,以北京为相距适中之点,而蒙、回各属人民远赴上海,未必肯去。一、各国公使驻在北京,万国具瞻,可昭大信,非上海一隅之地所能并论。以上各节,务望坚持(21)。

   国会公决,如以潦草从事,断无效力,军民必不信从。昨采北京舆论,且明达时务者,佥谓必须北京开办正式国会,否则无人承认。请竭力坚持,勿稍松劲(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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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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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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