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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

更新时间:2019-06-20 09:03:31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而且存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

  

   与此同时,包括这两位作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也发现许多与这种假设相抵牾的现象,最典型的表现为所谓的“生产率悖论”。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针对前述这本书的评论中调侃道:作者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对于技术革命没有导致生产率的提高,反而使生产率增速减慢这一现象感到尴尬和困惑。进而,索洛教授用一句话揭示出生产率悖论的含义——计算机无处不在,在统计中却看不到生产率的提高(Solow,1987)。

  

   在以多样性著称的生产和交易活动中,经济活动主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因而它们之间是非对称和对等的关系。无论理论逻辑还是经验证据,都并不支持科恩等把产业关联性扩展为经济关联,进而作为技术变化具有广泛渗透性基础的假设。实际上,这种关于“超级连接”创造出一个网络化世界的假设,从其理论基因来看,具有典型的技术工具论的色彩;从其扩展的社会含义来说,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幻想;而从经验角度认识,与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网络运作方式也是不相一致的。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社会网络每一个节点的地位从而社会连接性的非匀质性做出简洁概括(Ferguson,2017),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正如网络系统中每个节点(node)和连接线(edge)并非相等一样,社会网络或经济关联中的个体(可以是个人、企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参与者),也并不具有相同的连接性。造成这种连接性(或穿透性)差异的因素,分别来自个体差异、社会网络结构以及支配它们的治理结构。

  

   其实,据说罗默这位强调创意的非竞争性从而外溢效应,长期致力于探寻技术变革转变为增长路径的诺贝尔奖得主,最近也表达了对阻碍新知识和新洞见的自由流动政策的深切关注,承认在创意的生产和分配体制上,仍然存在巨大的改善空间(Jing,2019)。而这个“空间”可大可小,直至可以大到阻止技术的外溢和渗透。我们可以从弗格森关于连接性的几个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一步认识社会网络或经济关联的穿透性问题,并尝试回答索洛“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

  

   首先,经济活动中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个单个主体具有不尽相同的连接性,从而技术对其产生的穿透性。这种个体差异可能产生于市场参与者的规模不同以及享受的政策待遇不同,因而在它们之间形成不尽相同的信息获取地位、资源获取权、市场和技术的进入机会等。实际上,经济学讨论的“鲍莫尔成本病”讲的就是提供产品或服务方式的异质性,导致部门之间具有不尽相同的技术渗透性。从此出发,我们至少可以部分解释统计意义上的“生产率悖论”。

  

   人们观察到的生产率提高因素通常包括每个劳动者平均使用资本数量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改善、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及规模经济。很显然,并非任何部门在这五个方面可以做到并驾齐驱。事实上,正如鲍莫尔本人意欲解释的那样,一般的服务业也好,或者其中更具独特性的表演艺术也好,在这些方面的改善速度以及可以达到的幅度,显然不可能与制造业相提并论(Heilbrun,2011)。过去几十年在欧美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化,以及就业增长缓慢几乎全部是发生在不可贸易部门的现象,背后就是上述原理在发挥作用。

  

   在自动化把劳动者挤出制造业就业岗位之后,从理论上讲,劳动者分别面临四种前景。第一是人力资本得到改善后进入更高技能岗位。这是最为合意的情形,因为生产率相应得到提高。第二是短期或长期处于摩擦性失业状态。第三是虽然不情愿但不得已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二和第三种状态皆因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导致全社会生产率的降低,但不会表现在可计算的生产率指标上面。第四是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譬如服务业。这是典型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形。

  

   第四种情形是现实中比较普遍发生的,因而也最值得注意。技术进步的报酬递增性质越明显,劳动力替代过程中的这种生产率降低的后果就越突出,生产率下降幅度也就越大。而且,由于劳动者从生产率较高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率较低部门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工资率的降低,而低报酬与低生产率之间具有相互强化的关系,以致形成“生产率悖论”的恶性循环。

  

   例如,人们在观察英国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时发现,与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在英国有更多的就业者所挣工资水平偏低,这种情况通过产生对劳动者技能学习的负面激励,以及抑制社会纵向流动,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O'Connor,2017)。

  

   其次,在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超大型企业的自然垄断倾向被推到极致,它们通过算法和应用程序,一方面把中小企业排斥在竞争之外,或者使其沦为技术附庸,压制新成长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另一方面把劳动者的技能进一步简单化,割裂了技术渗透从而社会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关联,最终阻断了全社会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通路。

  

   越来越多的事实还证明,由于这一轮工业革命的性质,技术不仅不能均等地渗透,还选择性地以隐私泄露、诱导成瘾、数据监控、儿童伤害等形式侵害用户的权利。针对已经出现的一些案例,人们认为以硅谷为标志的创新企业或者独角兽们(巨星企业)不懂得尊重、分享和感恩,甚至成为“监控型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帮凶。

  

   第三,经济体制和机制可以放大或者抵消上述个体差异的负面效应,政府也可以通过作为或不作为、做对或做错,对经济关联性和技术穿透性产生巨大影响。也就是说,政策取向和规制以及其他制度安排,对技术渗透性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在政府应该如何作为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问题上,在这里更显突出,依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作用方式而定,并无一定之规。

  

   在这方面,保罗·罗默通过一个唾手可得的案例提出问题,被人们称为“几内亚悖论”。在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的机场附近,年轻学生通常在路灯下学习。他观察到,这些年轻人都有手机,家里却没有电力供应或付不起电费。产生这个悖论的制度原因,在于扭曲市场信号的电价制定规则:过低的电价使电力公司缺乏供电激励,政府意图改变定价机制(取消或减少补贴)又遇到利益集团(有较高谈判地位的补贴电价获益者),因而电价始终处于扭曲状态,供电受到抑制(保罗·罗默,2011)。可见,政府的职责是促进公平竞争,而不是实施以补贴为主要方式的产业政策。

  

五、经济学亟待回应的若干问题


   经济史上每一轮科技革命或工业革命的经验都表明,一方面,已有的技术并不会在所有的时间、地点和网格上面都充分渗透,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增长也不会自动带来在所有群体间的均等分享。流行的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假设,在解释这类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缺口方面颇显捉襟见肘。鉴于人们普遍观察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其经济社会后果方面具有史无前例的颠覆性,经济学无疑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必须进行一场自我革命才能抓住和用好新机遇。

  

   首先,反思长期主导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实证经济学,是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遭遇失败却仍然大行其道的方法论根源。他的观点可以分别用一个陈述、一个判断和一个例子来解释(Friedman,1953)。就经济学的目的来说,弗里德曼做出的著名陈述是,理论或假说要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且有意义的预测。由此他得出的判断是,实证经济学较之规范经济学,更能够帮助人们在何为正确的经济政策上面取得一致看法。至于实证经济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他举出一个臆造的事例,即树叶出于追逐阳光的动机,通过自己行为的调整,形成不同位置上不同的树叶密度,由此得出“假说中的各种矛盾之处皆不重要”的结论。

  

   这种实证方法论对于经济学的演变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放弃价值判断的传统依据,甚至还诱导出经济学研究中的不诚实倾向。有鉴于此,罗默以“费曼诚信”与“斯蒂格勒信念”作为彼此对立的学术良心信条,批判经济学中的这种恶劣倾向(Romer,2015)。被罗默称为学术生活指南的“费曼诚信”是指这样一种科学诚信,在以证据支撑自己观点的同时,同样把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公之于众。与此对立的“斯蒂格勒信念”则主张,经济学家要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观点的重要性和正确性,除非有助于人们接受他的事实,任何其他事实都不重要。

  

   经济史表明,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从未能够自然而然地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技术渗透,然而,经济学却始终不渝地假设涓流效应的存在。把“斯蒂格勒信念”与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做一交互印证,便可以看清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的根本弊端在于,不遗余力地预测“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却刻意忽略甚至掩盖所有不利于己的“已经观察到的事实”。

  

   其次,应该以理论圭臬还是现实需要决定经济发展政策取向。一旦可以排除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误导,我们就需要反思经济学自身,以便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把自己的学问定义为解决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实现最大化产出的问题,相应地,经济增长理论则是如何有效动员和配置资源实现总量扩大的学问。然而,这里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却遗失了经济增长或者最大化产出和总量扩大的目的本身。

  

   所以,经济学绝非只研究最大化产出和增长,也必须关心分配和分享,规范经济学提出的价值判断、福利经济学着眼的福利目标,以及政治经济学探讨的政策选择,在经济研究中须臾不能或缺。特别是,既然经济史反复证明根本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涓流效应,因此,经济政策的制定尤其要远离传统的经济学范式影响,而是坚持以人为中心,从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出发。

  

   第三,重新认识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归根结底是基于存在涓流效应这同一个假设的两种表现,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无共通之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平衡取舍。然而,面对收入分配问题和技术渗透问题,分别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在不同的体制环境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尽相同,因而解决问题的着重点也应有所差别。总之,政府与市场关系并没有一个永恒的公式,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的。

  

近年来,面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在企业家与经济学家之间展开了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以复活的讨论(宁越,2017)。按照传统的经济学论证逻辑,人们通常要援引哈耶克的有关论述,来否定计划经济的复活或回归。例如,哈耶克指出,经济计算所依据的“数据”并非由一个能够据此做出决策的单一大脑所获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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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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