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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

更新时间:2019-06-20 09:03:31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工人们挥舞着铁锹而不是驾驶推土机、拖拉机等重型设备进行施工。对于他的疑惑,本地官员回答说这个建设项目是一项“就业计划”。由于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天经地义,而且提高生产率的手段本该唾手可得,这位经济学大师做出了堪称经典的讽喻性回应:那么,为什么不让工人用勺子来干活(马丁·福特,2015)。

  

   尽管经济学家始终关注着技术变革的经济社会影响这一问题,但是,充其量只能说人们对这个课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而远远谈不上已经破题。2017年,模仿马丁·路德在500年前的做法,一篇由60多位经济学家签名的《经济学改革33条论纲》被钉在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大门上。其中第21条承认创新过程中存在着不均衡性,由此提出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创新并非外生于经济,而是经济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能够把创新看作是在不断演进和非均衡的生态系统中发生的,是由市场设计所塑造的,以及因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间的互动而形成,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理解力便可以得到提升。

  

   事实上,并非只有经济学家们关心技术变革及其后果。早在1964年,一个包括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内的、包括各个领域人士的26人专门委员会,撰写了一份给美国总统的公开备忘录,报告题目为《三重革命》。这份报告不仅对于经济学传统分析手段的批判比前述《论纲》早了半个世纪,而且在诸多判断和认识上颇有先见之明。例如,该报告指出,以自动化控制革命为标志,一个生产的新时代开始了。这场革命以既往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无以比拟的速度发生,表现为计算机和自动化自控机器的结合,形成一个几乎没有极限的产能体系,并日益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Ad Hoc Committee,1964)。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报告当时就指出了,由于机器从人那里接管生产,后者越来越需要依靠最低限的政府保障。而这种思想已经演变为如今广为试验的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个项目与各国普遍实施的碎片化社会保障项目的大拼盘相比,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首先,这个项目的思路正如其名称所示,包含“无条件”即涵盖无论贫富的所有人、“基本”即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支付为限,以及“收入”即直接给予现金这些要素,是对社会保险理论和实践的理念革命。

  

   其次,这个项目的针对性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最新发展趋势下应对技术性失业。技术性失业是一个历史久远的现象,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话题。但是,神经科学与大数据、互联网的交融结合,使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机器人将不仅替代简单重复性劳动,也将替代各种复杂智力型工作。

  

   颠覆性的技术变革需要革命性应对方案。虽然尚未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和广泛实践的事物,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个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并在一些国家着手试验。鉴于这个理念和设计旨在破解传统方案的缺陷,许多人认为它不仅是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技术性失业现象的应对办法,而且包含了消除贫困、颠覆工作理念和重塑世界的崭新思维和终极方案(Lowrey,2018)。

  

   如果认同未来机器人终究要摧毁相当大比例的就业岗位,因而现行的各种社会保险项目,无论是实行完全积累制还是现收现付制,都无力对此结果做出托底的保障,无条件基本收入似乎应该成为未来的政策选项。那么,这个项目的实施足够紧迫吗?

  

   答案也是肯定的。从劳动者个人的角度,与机器人的竞争还是要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包括不断掌握新技能,以及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然而,对于一个每日需要挣扎生存的劳动者来说,是没有时间和能力与时俱进改善人力资本的,而一旦丢掉了工作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赖以转岗。因此,在工作的时候便能得到一个额外的基本收入,就为劳动者留出余地做未雨绸缪的准备。

  

三、涓流经济学批判


   美国社会舆论关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夺走了工作岗位的说法,在经济学中的反映则是这样一个立论,新兴经济体以廉价的生产要素甚至不公平的竞争手段,通过贸易和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工作岗位流失到海外。在这方面,不乏研究者提供证据,把岗位流失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链重新布局后的贸易格局,进而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与此同时,也不乏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遭遇的普通技能岗位流失,并不仅仅是全球范围产业链分工的结果,其实更重要、更持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岗位流失,在于自动化过程中的机器和机器人的应用。在这方面,有研究表明了自动化以及相应的生产率提高,是岗位流失更重要的因素。例如,一位TED演讲者指出,2000-2010年期间美国570万个制造业岗位的流失,87%是由于应用自动化技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Picado,2017)。

  

   于是,在对美国岗位流失原因的研究中,实际上形成了“贸易主因说”和“技术主因说”的对立或者关于两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争论,而且两种假说都得到了实证经验的检验。例如,福特等人的研究,针对“中国冲击”的片面论调,发现对于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贸易(外国竞争)因素和技术(自动化)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承认难以准确估计出两者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Fort et al.,2018)。

  

   不过,这些作者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常常是由于竞争导致被迫采用自动化技术,使企业在得以生存的同时,却大幅度减少了雇用人员。可见,贸易因素与技术因素两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难以区分开来。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引进借鉴,解决企业竞争力不足问题的技术总是可得的,即使竞争不是来自国外,也可能来自国内的其他地区或者其他企业。这意味着,贸易和技术因素并非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独立事件,而是在相互促进和协同作用中达到某种效果,无论是好是坏。

  

   从历史的观点看,贸易和技术这两个事物都是不容回避的。交易和发明,同人类经济活动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是进步之源泉,所以不能心存侥幸,期望其不存在或者可以人为使其消失。把工资停滞和岗位流失归结为机器的使用和技术进步这种“卢德情结”(Luddite mindset),如今也扩展至对于贸易、产业转移(外包)乃至经济全球化的对抗。政治家固然懂得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终究回天乏术,但是,为了获得选票,他们毕竟要捡起这颗源远流长、屡试不爽的救命稻草。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放弃目前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归根结底,这里讨论的是关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是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去寻找造成岗位流失和收入分化的原因,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另辟蹊径,需要我们更多地从规范经济学角度认识问题,寻找答案。既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情景,其实是根据全球化和工业革命后果对政治选择或政策抉择产生的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的结果,所以,我们所讨论的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从理论基础上说,已经到了彻底摒弃涓流经济学假设的时候。虽然涓流经济学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经济学更是从理论上不遗余力论证,政策制定者从经验上尝试证明。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一旦经济活动从某个部门甚至单个企业发起,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使经济整体乃至全社会利益均沾。

  

   例如,弗里德曼指出,在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原则,便是让每个人得到他运用自己的工具所生产的物品。弗里德曼也谈到国家的作用,但是他强调的并不是再分配,而是界定和执行产权(Friedman,1962)。在理论上坚信这一理念,并且在政策上予以付诸实施的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使其成为“里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点。

  

   克鲁格曼回顾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过程中,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政策倾向与实际不平等程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政策,不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果影响十分显著(保罗·克鲁格曼,2008)。克鲁格曼的逻辑,反过来看也是有效的,即收入分配的结果又会影响政治风向从而政策倾向。美国岗位流失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充分反映了涓流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因到结果、前期政策的后果反过来影响随后的政策制定,及至造成政治分野和社会分裂的完整过程。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以及他的前辈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杰出研究,都毫不含糊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政府和社会对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例如,皮凯蒂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各国历史数据,发现资本报酬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既然这种趋势分别是长期时序数据所揭示的历史轨迹以及跨国数据所描述的现状,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时间跨度的自然力量都无法遏止,社会干预和政府政策就无可避免。

  

四、渗透经济学的谬误


   很久以来人们就发现,科学、技术、知识、创意都具有外部性。更为晚近则出现并流行的新增长理论则更重视这个问题,更贴近地称之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或非竞争性(nonrivalry)。这种性质的表述本身隐含着一个可以得出的推论,即技术变革可以无远弗届、无微不至地得到渗透,从而可以完全转化为整体的而非局部的经济增长(Langlois & Robertson,2018)。

  

   实际上,涓流经济学这个概念及其逻辑,已经包含了我想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即存在着一种习以为常的经济学假设,认为技术变革会自然而然地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传播,从而可以不断渗透并达及所有部门和企业,最终在整体经济范围内完成预期的革命性变化。鉴于涓流经济学已经有了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相关的特指含义,所以,我不揣冒昧地创造另一个概念,并称之为渗透经济学。

  

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和约翰·吉斯曼(John Zysman)合著的《制造业依然重要》一书,就是建立在技术渗透假设之上的一部代表作,尝试阐述技术变革渗透进而引起经济整体变化的机制。他们认为,由于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性质,技术变化即使从一个部门或少量几个部门开始,也会蔓延至整个国民经济。并且,他们坚信这种部门关联十分密切,不仅存在于企业之间、制造业内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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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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