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笛:微观世界的宏观思考:从成都个案看中国城市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9-06-19 07:21:10
作者: 王笛  
(16)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罗威廉(William Rowe)考察了“公共”一词在中国语境中本身的变化,以及其与“公”这个字关系的发展演变。我关于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研究采用了“公”最基本的含义,即“面向公众”或“公众分享”。(17)同样,“公共空间”,即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公共生活”则为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生活。P.杜理斯(Perry Duis)把城市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真正“公开”的地方,像街道、路旁、公园、以及公有财产等;二是私人所有的地方,诸如企业财产、私人住房等;三是介于“公”与“私”之间的、可称之为“半公共”(semi-public)的地方,它们“由私人拥有但为公众服务”,像商店、剧场、咖啡馆、理发店等。(18)

   我的研究所讨论的“公共空间”包括第一种类型,特别是涉及街头空间的讨论,同时也囊括了某些与街头有密切联系的第三种类型,如店铺、茶馆和戏园等。成都的茶馆生活是对街头公共空间的延伸使用,即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仍然是观察人们社会联系和行为方式的最好地方之一。此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人们和他们存在的空间之间的关系,随着个人社会身份的变化而转换。例如,小贩可能白天把茶馆作为卖货的市场,晚上又将其作为社交的场所;民间艺人会把街头当做舞台,而那些“流民”则将其作为暂时的小憩之所或栖身之地。在此过程中,个人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也相应地发生变换,从而反映出普通人和公共场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由于缺乏官方控制,城市的街头为市民娱乐、社会交往以及谋生提供了许多机会。成都历来都是为各色人等的居住地,这种城市人口的多样性有助于形成活跃的街头生活和街头文化。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街头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和娱乐场所,因为街头比其他任何公共空间都更易于他们得到和使用。(19)此外,在这里,普通民众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谋生。而那些生活条件差、休闲设施缺乏的人们,也可以在街头巷尾或简陋的茶馆等公共场所,找到廉价的娱乐。在成都的方言里,于社会底层长大的小孩儿甚至还被叫做“街娃(儿)”。贫穷的人们能普遍认识到,他们在那些高雅的室内场所是不受欢迎的。即便他们没有被驱逐,其他的顾客也会以鄙视的眼神或怠慢的态度来羞辱他们。然而,在城市中,无论是豪华的街道上,还是狭窄的小巷里,这些贫穷的下层人们都会感到较少的社会歧视与敌意。事实上,成都下层居民的生活和做工经常是在同一区域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密切接触,逐渐在街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20)在邻里或街道上,人们彼此认识,而在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时,他们就会仔细地观察和打量。当然,在这些地方,流言蜚语也易于传播,人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但也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给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

   虽然普通民众是成都街头的主要占据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精英对之就没有兴趣。成都是许多“有闲阶级”的居家之地,诸如退休官员、城居地主、有科举功名者、学者、业主和富商等,但他们竭力使自己与下层民众保持相当的距离。精英人士很少在街头公开露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而是因为受到风俗习惯和社会地位的限制。精英们不愿出现在两旁排满了下层民众简陋房屋的又脏又乱的街头,而在街头观看表演或是与下层观众混在一起,也是会被社会所难以接受的。相反,他们常去的地方是街边豪华的店铺和幽雅的茶馆。富有家庭想要娱乐,也不用到那些下层人聚集的地方凑热闹,而是可以请艺人到家里唱堂会。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允许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儿,贸然进入公共场所。当然,传统的公众节庆活动除外,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公共场所的要求,对于阶级和性别的隔离不像平时那么严格。

   在关于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中,除了应仔细地区别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不同之处外,也需要意识到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一些学者强调其同一性,指出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它可为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和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所接受。对于此,B.麦克格尔(Bonnie McDougall)认为,精英和普通民众处于同一文化连续体的两端,这个文化可以超越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同时,R.司马富(Richard Smith)也指出:“前现代中国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其文化的同一。”他特别注意到大众娱乐的形式,从打球到麻将,都共同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和推行。(21)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离,认为虽然正统文化在教育和其他组织机构中占主导地位,但精英阶层竭力控制下层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努力却并不十分成功。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国家权力很难深入到那些分布在偏僻地区的无数村庄中,因而在那里,精英们也很难有效地实施他们的文化霸权。对此,林培瑞等相信,大众文化的“意识、思想和实践的产生至少部分是不受国家制约的”。此外,罗威廉也强调:“当研究公共活动时,我们应记住儒家传统与大多数大众宗教(以敬鬼神安抚灵魂为中心)和大众文学(如吟唱和评书)是相分裂的。”(22)对于中国文化中的精英与大众文化,我认为,它们的同一和分裂实际上是共存的,并且在公共生活中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十分复杂,同时这种关系还会根据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此外,尽管我认为大众文化可以同精英文化共存,但大众文化却在很多方面都异于精英文化并经常与之发生冲突,而这也正是地方精英为何加入国家发动的对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改良和控制运动中的原因。

  

   三、茶馆的微观历史

  

   虽然茶馆生活是揭示中国社会、文化、政治演变的重要研究对象。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城市的发展,而且对于理解20世纪中国城市以及中国城市社会与中国政治之间的联系都将有所裨益。在我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中,试图回答:当大多数传统的日常生活和休闲方式消失后,为什么茶馆能够在困难的社会环境中幸存并更加繁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节将考察成都的茶馆与茶馆的历史,以及茶馆作为一个经济体所传达的文化意义。(23)

   研究下层民众要求我们仔细考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看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微观历史的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去观察普通民众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一些地区(例如欧洲)的社会和文化史研究领域中,这种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4)但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却基本阙如。对于成都茶馆的考察给我们提供了把城市社会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的机会。虽然,我们难以像C.金斯伯格(Carol Ginzburg)那样利用系统的档案资料中的一个案例来对事件进行深入地分析,(25)但仍然可以通过挖掘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茶馆——的各种记录,加以详细的叙事,来重构过去人们公共生活的历史。

   事实上,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场所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成都那样有如此多的茶馆,从晚清到20世纪中叶,成都的茶馆一直维持在500-700间左右,而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不过拥有200间茶馆左右。(26)在关于茶馆的研究中,成都的茶馆并非仅是一个为大众聊天、放松、娱乐提供休闲的地方,其所表现的休闲生活方式不过是成都社会生活的表面现象,而茶馆更是成都居民多功能的谋生场所以及地方政治的舞台。彼时,为普通市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为数不多,茶馆便是其中之一。即使是在社会发展的后期,诸多“现代”休闲空间出现之后,茶馆仍然是人们消费能够承受的并作为其最主要活动空间的公共场所。在那里,人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并由此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成都茶馆文化。

   我试图对成都的茶馆进行全面考察,从怎样经营、职业公会、工作场所,到茶馆生活,包括茶馆中提供的娱乐、政府发布的关于茶馆的政策等,并揭示茶馆作为一个典型的小商业,怎样与城市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考察其在城市生活中独特的活力和文化。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有三个目的:其一是考察茶馆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其二是其对成都城市居民,特别是底层人们日常休闲的作用;其三是它们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在关于茶馆的具体研究中,首先,我强调小商业无论是在晚清还是民国时期的成都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店铺能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在成都,茶馆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而且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我还指出茶馆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问题,考察茶馆与顾客、茶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分析茶社业行业公会和茶馆工人工会的角色,观察它们是怎样成为地方政府与行业之间、地方政府与工人组织之间的中介。

   其次,考察了成都茶馆在人们交往和社区或邻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在晚清、民国还是新中国时期,各种社会集团都会利用茶馆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他们或以茶馆为市场,在那里做大小的交易;或以茶馆为舞台,提供和得到娱乐。因此,在茶馆的研究中,我还将考察不同的社会集团、行业、性别在不同时期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的。

   第三,通过分析茶馆里的冲突、控制和权力斗争,揭示政治是怎样表现在茶馆这个舞台之中的。由于茶馆在成都居民中的特殊地位,无论三教九流,总会在茶馆聚集,因此政治的变化,总是清楚地反映在成都的茶馆中,而茶馆也由此成为一个政治舞台,以及国家和地方政治演变的风向标。无论在哪个时期,政府总是关心城市的公共秩序,并公布了许许多多关于茶馆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的内容从茶馆的数量到到营业时间、卫生条件、公共行为等。而在抗战和随后的内战时期,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利用茶馆为政治目的服务,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许多政治中出现的新因素都影响到了茶馆里的日常生活。同时,经济、社会、政治状况的恶化,以及国家日益强化的控制,也都反映在茶馆生活中,特别是反映在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中。这样,成都的茶馆便成为外面大世界政治变化的集中体现之所。

   从上面可以看出,茶馆的研究探讨了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相关问题,通过对不同时期茶馆经营与茶馆生活的讨论,来揭示茶馆与顾客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茶馆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问题。此外,通过对成都茶馆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此来探寻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时常在地方政治中体现。同时,也可循此研究下层民众内部之间的关系。上述所要研究的关系是如何在公共生活、日常文化和普通民众交流的地方——茶馆中体现的,是关于茶馆研究的关注重点。(27)而且,在关于茶馆的研究中,还应该以商业的角度来考察茶馆,包括其生意的运作模式、管理策略、其与公会之间的关系和其内部的雇佣关系等。我们对现代工业和大公司的运作细节都知之甚详,但却不甚了解彼时城市中的小商业是如何运作的。因此,本研究便着重探讨了与其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茶馆的资本、竞争和定价等。

   此外,茶社业公会在成都担任着与政府联络的重要角色。因此,本研究还考察了茶社业公会在不同的时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又是如何处理行业问题的,如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它管控职业的方法。茶社业工会所管理的最重要一项事物就是税收,而这也是政府与公会不断冲突的根源。同时,在关于茶社业工会的研究中,我还阐明了劳工问题,特别是企业、劳动力、实体工作场所和工作场所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28)由于在茶馆工作的人需要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经历往往体现了公共场合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所以研究茶馆的工作者和工作文化不仅能为了解中国小型商业的劳动力和工作环境提供一扇窗户,从而进一步加深对民国时期的社会阶级、性别、大众文化、公共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了解,同时,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6767.html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