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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吉:惊吓损害侵权司法救济困境及其突破

更新时间:2019-06-16 23:44:33
作者: 谭吉  

   【摘要】 为了实现对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所受惊吓损害的救济,我国法院同时突破了现行“第三人损害”和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适用情形的界限,亦混淆了这两种制度与第三人惊吓损害的区别。通过对现行法规定的身体健康权的扩大解释来确定惊吓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的做法在逻辑上是不可取的。目前,我国法院可将《侵权责任法》第22条作为支持第三人惊吓损害赔偿诉请的法律依据。在与死者没有亲属关系的第三人所受惊吓损害情形中适用公平责任,不符合谨慎适用公平责任条款的立法初衷及学理意旨,亦与公平责任不能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不符。应有的司法选择要么是通过充分说理,将惊吓损害的索赔权主体扩大至与直接受害人有特殊情感联系的第三人,要么是对于非近亲属的第三人不予赔偿和补偿。

   【中文关键词】 惊吓损害;第三人惊吓损害;精神损害赔偿;损害赔偿;公平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惊吓损害是指由加害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对直接受害人或者第三人造成的有精神疾病或其它严重后果之表征的极度而突发的精神打击。[1]惊吓损害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损害,该种损害不同于主体传统人格权受到侵害时所遭受的附随性精神损害,对受害人的伤害往往具有突发性,其强度亦较一般精神损害为甚,因而,其事实形态中存在的司法、立法问题亦略显复杂。以下列案例为例:

   甲违章驾车致乙身受重伤、血肉模糊,适逢乙的母亲丙、父亲丁和好友戊均在事故现场,目睹了乙的惨状。丙、丁遭此打击,悲痛欲绝,心理严重受创,甚至罹患抑郁症。不幸的是,戊亦是精神敏感之人,因亲历事故发生,事后即出现失眠、头痛等症状,偶尔会陷入幻觉,继而茶饭不思,日渐消瘦,生活、工作均受到影响。在这一案情中,需要回答的是:甲是否应对丙、丁因乙受伤所遭受的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若应负赔偿责任,此种责任的承担是否须以直接受害人乙重伤或死亡为必要条件?对于与直接受害人乙不存在近亲属关系的第三人戊的精神损害,加害人甲是否应负赔偿责任?这些问题的解决,应如何适用法律?

   我国现行法并未对以上问题的解决作出直接规定。《侵权责任法》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对惊吓损害的情形亦仅有间接援用的意义。2018年8月27日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960条除了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扩充至“故意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品”的情形以外,基本照搬了《侵权责任法》22条的规定,亦未为救济惊吓损害提供直接的制度依据。尽管如此,惊吓损害的司法救济难题依然存在,围绕相应的化解之道的讨论仍然是有意义的。本文拟就以上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相关处理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求教于学界前辈。

  

   二、我国惊吓损害侵权司法案例类型及其处理现状

  

   惊吓损害概念可从不同角度或依不同标准作不同的分类。从惊吓损害与赔偿请求权人其他人身法益的关系的角度,惊吓损害可被分为有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无其他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有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指受害人因自身其他的某种法益受侵害后随即遭受的惊吓损害。如受害人因目睹自己身体受伤后流出的鲜血而晕厥。在德国民法学理上,无其他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被称为直接惊吓损害,指不需以受害人的某种法益损害作为媒介,而仅基于受害人特殊的心理敏感性而产生的损害。如超市营业员对疑似偷窃顾客大声呵斥或令其当众出丑致使顾客受惊吓。[2]依据赔偿请求权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为标准,惊吓损害可被区分为构成精神疾病的惊吓损害和不构成精神疾病的惊吓损害。从加害人的主观状态的角度,惊吓损害可被区分为故意侵权导致的惊吓损害和过失侵权导致的惊吓损害。依据赔偿请求权人是否为加害行为的间接受害人的标准,惊吓损害可被区分为(受害人遭受的)直接惊吓损害和第三人惊吓损害。第三人惊吓损害、尤其是死者近亲属的惊吓损害是比较法上经常讨论的惊吓损害类型。鉴于直接惊吓损害和第三人惊吓损害系传统民法上最基本的分类,以下即在此分类框架之下对我国惊吓损害案件的司法状况作一阐述。

   (一)我国直接惊吓损害案型及其处理

   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人李某某、何某某及上诉人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中,[3]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的原告乘坐电梯时,电梯突然失控,从八楼坠到五楼,原告受惊吓后流产。两审法院均支持了原告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以及抚慰金的索赔请求。其中,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抚慰金,法院认为,“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原告)基于自身因素,对生育孩子有迫切的需求,(原告)流产不仅使身体、财产受到损害,更是造成其夫妻精神上的痛苦,应予一定精神抚慰”,故“根据侵权人的过错行为方式、场合、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等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从本案判决逻辑中可以看出,法院给予遭受直接惊吓损害的受害人以救济的规范依据应为自然人身体健康权益的相关保护条款;但判决书中所列的给予精神抚慰金的法律依据并未包括《侵权责任法》22条。

   笔者于2018年12月30日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之“司法案例”子库中以“应激性精神障碍”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得到民事案例171件。从这些案件的总体情况看,绝大多数案件的案由均为健康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益侵害纠纷,惊吓受害人以未成年人居多。相应地,案件当事人可能遭受的惊吓损害类型绝大多数亦为身体健康或名誉受侵害导致的直接惊吓损害。案件中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损害亦表现为附从性精神损害,在对此类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的案例中,法院多是按照身体健康侵权损害同时附有精神利益损害的裁判思路予以救济。

   在受害人因身体健康受侵害导致的直接惊吓损害案件中,法院对于部分遭受严重“应激性精神障碍”的惊吓受害者的精神抚慰金的支付请求给予了支持。如在“闫壮业与张利萍、孟宪昆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下称“闫壮业案”)中,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因他人殴打导致急性应激性障碍的受害人,判决给予2000元人民币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且在判决理由中明确地将我国现行法所保护的公民身体健康法益扩大解释为“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法益,以为支撑。新疆建设兵团法院在“汤卫与陆秀英等健康权纠纷上诉案”的审理中亦表现出相同的裁判立场。[4]对于遭受直接惊吓损害的未成年人,法院判决赔偿受害人精神损害的机率则更大。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某某诉莫宝兰、莫兴明、邹丽丽侵犯健康权、名誉权纠纷案”中,超市(被告)因怀疑未成年受害人(原告)偷拿商品而将原告绑在超市门前的电线杆上示众达两个多小时,导致原告患上急性支气管炎和突发性创伤应激障碍的心理疾病,两审法院均以受害人健康权和名誉权受侵害为由,判决赔偿财产和精神损失。[5]另如在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某一诉李某二等人身损害赔偿案”中,针对未成年原告因被告在同学中间散发丑化、侮辱、攻击原告的资料而导致原告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事实,法院从原告“年龄较小”的情节和损害严重的后果出发,判决被告在赔偿原告财产损失之外,另赔偿原告3万元人民币的精神损害抚慰金。[6]

   也有部分同类案件中惊吓受害者的精神抚慰金请求未得到支持,而法院对于不予支持的理由却各有不同。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吴丽丽与齐艺怀、高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相关判决理由中明确说明,“审判实践中,损伤程度达到十级伤残以上的,才支持(受害人)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故认为“经治疗后并未构成伤残”的情形“不符合赔偿精神抚慰金”的条件。[7]在“毛义很与东乌珠穆沁旗嘎海乐苏木人民政府、朝克斯日古楞、布和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并行政赔偿纠纷案”(下称“毛义很案”)的审理中,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受害人因不法职务行为遭受的应激性精神障碍,认为在“传统意义上”应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致人残疾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给付方式为残疾赔偿金”,故不再支持受害人另行主张的精神抚慰金。[8]有的法院将某些直接导致受害人惊吓损害的校园寻衅滋事行为按刑事犯罪案件处理;[9]此情形中,即使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按我国现行法规定,受害人就惊吓损害中的精神利益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亦不会得到支持。二)第三人惊吓损害案型及其处理

   1.与直接受害人有近亲属关系的第三人遭受的惊吓损害

   “林玉暖诉张建保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下称“林玉暖案”)是进入我国司法和学术视野的第三人惊吓损害的典型个案。该案案情是:2005年4月17日,被告在原告林玉暖开办的公司里因纠纷殴打原告之子,致原告之子头部受伤倒地,血流满面。恰巧原告进入办公室,见此情形,当即昏厥。后原告被送医院救治,住院12天。事后,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共计8000余元人民币,并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人民币。被告以原告原患有病态窦房结综合症、高脂血症、老年性退行性心瓣膜病等疾病因而昏厥与自己无关,且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了侵权行为以及损害后果与被告行为有因果关系为由抗辩。法院认为:首先,尽管我国现行法所保护的“间接受害人”仅指死亡、残疾的直接受害人对其承担法定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死者和伤残者的近亲属,但“解释上,可以允许健康权受损的间接受害人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其次,尽管本案不能直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7条关于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但是死者近亲属的损害与本案原告所受伤害“皆为第三人受到损害”,均为基于近亲属间的情感联系所产生的精神损害,因而,即使在直接受害人伤残情形下,亦可比照上述法条的规定,支持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另外,对于原告遭受的医疗费等财产损失,“自身原患有疾病为主要原因,目睹儿子受伤是为外因”,故被告应承担20%的比例。基于以上考虑,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人身损害赔偿金1500余元人民币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人民币。[10]可见,在此案中,法院将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遭受的惊吓损害比附为“第三人损害”和可推知的精神损害加以救济。

   在“程敬东诉林伟侵权责任纠纷案”中,[11]原告因目睹被告酒后驾车撞伤其女儿而昏迷,继而复发精神疾病,被迫数次住院治疗。法院认定,“与死者或者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近亲属的特殊关系,无论是死亡还是伤残,在解释上应允许健康权受损的间接受害人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见,法院在此案中的裁判思路与上述“林玉暖案”如出一辙,亦是将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遭受的惊吓损害比附为“第三人损害”和可推知的精神损害加以救济。

   而在“王绪太诉卢盛春等健康权纠纷案”中,[12]原告亲眼目睹儿子被冲入自家住宅的三被告殴打的过程而受到惊吓,被送入医院住院治疗14天,并被诊断为心律失常。法院虽认定被告对原告的部分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对于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则以原告不能证明精神损害的严重性为由,拒绝给予支持。此案的案情与上述“林玉暖案”相仿,但在救济第三人遭受的惊吓损害的裁判结果上却不一致。

   2.与死者没有亲属关系的第三人遭受的惊吓损害

从所掌握的现有资料看,我国法院对与死者没有亲属关系的第三人遭受的惊吓损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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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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