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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滢:海外追逃、追赃背景下反腐败立法的协调与联动

更新时间:2019-06-13 22:56:06
作者: 李海滢  
就具体完善方案来说,本文建议借鉴《民事诉讼法》的做法,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设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一章。由于在相关立法方面,目前已经有了《引渡法》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因此《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问题的规定可以是宏观性的、概括性的和补足性的,即《刑事诉讼法》无须像《民事诉讼法》那样规定得如此详尽,但应当就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范围、职能机关、基本程序等作出概括规定,必要时可以对其他法律没有规定的刑事司法协助措施予以适当明确。

  

   结 语

  

   其实,无论是《监察法》中“公职人员”用语的使用,还是《刑事诉讼法》中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增设,抑或《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被判刑人移管和资产分享制度的规定,都是法学工作者多年来一直探讨和主张的问题。但是,20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而迟迟未被立法机关采纳。而今,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些积聚多年的问题一并得以解决,虽然难免会因为时间上的仓促而造成立法方面的不完善,但是其终究为我国腐败治理的法治化发展特别是海外追逃、追赃的推进扫清了障碍,其背后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大力推动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监察法》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由于时间紧张等原因确实导致其内容上还存在许多不完备之处。“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对象在国外,但是基础在国内。”[24]因此,我国要想提升海外追逃、追赃的成效,实现法治反腐,就必须构建反腐败法律体系,协调和完善相关法律,这其中包括《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称谓的修改、《刑事诉讼法》中“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一章的增设、《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具体措施的完善、《引渡法》中监察委员会职能机关的考虑及引渡具体程序的完善等等。此外,要想构建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体系,除了要确保相关法律在内容方面的完善与协调外,从立法技术层面讲,还须注意立法时间上的联动,即在反腐的视阈下,应尽可能将《监察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刑事诉讼法》《刑法》《引渡法》等相关法律的制订与修改统一纳入立法规划,同时在时间上联合启动,避免彼此在术语使用、概念与范畴界定、职能与程序规定等方面冲突频发,进而掣肘司法实践,最终影响追逃、追赃和腐败治理的成效。

  

   【注释】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犯罪资产海外追缴的中国立场与路径选择研究”(18BFX1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贾亮:《多个“第一”,追逃追赃开新局》,《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7月12日,第1版。

   [2]黄风:《建立境外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法学》2015年第3期,第6页。

   [3]参见《公务员法》(2018年12月29日修订)第112条。

   [4]参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第5条。

   [5]孙谦、尹伊君:《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论》,《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57页。

   [6]参见《公职人员行为守则》第1条、第2条、第3条。

   [7]江国华、彭超:《国家监察立法的六个基本问题》,《江汉论坛》2017年第1期,第118页。

   [8]陈卫东:《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若干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第19-20页。

   [9]李洪雷:《论我国监察机关的名与实》,《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第57页。

   [10]卞建林:《监察机关办案程序初探》,《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52页。

   [11]《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第49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作出没收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的裁判,需要外国协助执行的,应当制作刑事司法协助请求书并附相关材料,按照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向外国提出请求。”第56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罚金刑罚、没收财产刑罚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损害赔偿裁判,被告人在外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执行机关可以参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请求外国协助执行。”第59条规定:“外国请求承认和执行其没收裁判,承办的人民法院认为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作出承认外国没收裁判的决定……”第66条规定:“外国请求协助执行其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在外国明确承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本法第五十八条至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协助执行。”

   [12]在我国理论界,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理解有广义说与狭义说之分。狭义说认为刑事司法协助是指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在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安排证人协助调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及其没收、返还方面所进行的协助。广义说主张刑事司法协助是指不同的国家、地区之间在狭义的刑事司法协助、引渡、刑事诉讼转移管辖、被判刑人移管和外国刑事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等方面所进行的协助。

   [13]外国刑事裁判承认与执行制度的欠缺,一直桎梏着我国对外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最终出台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再次将这一制度排除在外,于司法实践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憾。

   [14]王立峰、吕永祥:《权力监督视角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需要与现实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109页。

   [15]龙宗智:《监察与司法协调衔接的法规范分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第3页。

   [16]姜明安:《国家监察法立法应处理的主要法律关系》,《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18页。

   [17]王希鹏:《完善国家监察领导体制及推进纪检监察一体的思考》,《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14页。

   [18]参见《监察法》第20条至第24条、第26条至第28条、第45条。

   [19]张磊:《境外追逃中的量刑承诺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第72页。

   [20]参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第5条、第6条、第7条。

   [21]参见《引渡法》第4条、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38条和第47条。

   [22]于阜民:《国际犯罪管辖和审理的制度建构与完善》,《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第295页。

   [23]陈瑞华:《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互动》,《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1期,第13页。

   [24]张磊:《境外追逃追赃良性循环理念的界定与论证》,《当代法学》2018年第2期,第69页。

   【期刊名称】《当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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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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