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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政通:风云尽在闲谈中

更新时间:2019-06-13 11:42:49
作者: 韦政通   李怀宇  


   时代周报:现在你对新儒家的看法怎样?

  

   韦政通:我以前反对新儒家,实际上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很情绪化。新儒家很了不起,他们的问题是对民主、科学的诠释有问题。但是对传统的热爱,重新诠释,都很了不起。

  

   时代周报:五四提出来的民主、自由、科学,新儒家能解决吗?

  

   韦政通:不能。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传统资源不多。但他们的架构是民主、科学,是为儒家服务的。

  

   时代周报:台湾的民主呢?

  

   韦政通:是跛脚的民主。台湾有民主,但内容不充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民族性格的教育没有下功夫。一个国家的基础在于民族性格,就是国民性。台湾法制不健全,人民对法律信任度不够。台湾的民主就是搞选举,而且选出来的“议员”都是没有水准的。好人不敢去选,也选不上,就是因为国民水准不够。政党轮替以后,民进党气势落下去了,它希望借街头运动把民进党团结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建立民主的条件没成熟。当年国民党没有诚心让台湾走民主道路,国民性格教育不好,所以现在选举不太好。台北还好,只有台北的选举不能买票,别的地方都可以。台北是华人世界国民水准很高的地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特别高,超过香港。

  

   时代周报:你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特点跟中国文化有关系吗?

  

   韦政通:人是文化创造出来的,有中国文化才有中国人。它没有民主的传统,一下子搞民主是很艰难的。西方也是很缓慢地走过来的,你看他们女性投票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有的。民主需要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要历经几百年的演变才能逐渐成熟。

  

   时代周报:我们在外面看,台湾立法会吵架,还有打人。你怎么看?

  

   韦政通:这就是水准的问题。都是没有水准的人选没有水准的人,有水准的人进不去。台湾的选举有问题,真正的人才选不上,还是要靠钱财,选举要花很多钱。整体来看,台湾民主的水准是不够的,“国会”经常打架,媒体的因素很重要,你不打架,它不报道的。没有好的名气也要有坏的名气,要有名就要闹点事,媒体才会报道。一个民意选出来的人,他必须经常上报,使得老百姓不会忘掉他,下次选举才有机会。真正做“国会委员”、“立法委员”,媒体不会报道你的。“议员”打他的对手,选民才开心。台湾的政治也有问题,两个党变成了死对头。马英九努力解这个结,但成效不大。两个党很难沟通,你赞成的,我永远反对。现在台湾跟大陆的交往很好,对台湾有好处,但民进党统统反对。

  

“国学”太泛滥没意义


   时代周报: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保留的程度有多少?

  

   韦政通:这个要比较来看。香港是个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你看香港的报纸,商业气很重,广告很多,内容很贫乏。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有相当的内容。报纸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情况,台湾的报纸反映出老百姓比较重视知识。传统文化在台湾没有遭受破坏。1949年到台湾的除了几十万大军还有大批的教授,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刚到台湾时,很多教授教中学,因为台湾的大学很少。文化看起来很抽象,但从人的生活细节里还是能看出一些写照来。

  

   时代周报:你自己的中国情怀浓吗?

  

   韦政通:我有自己的中国情怀。毕竟我是搞中国学问,但不是情绪化的,而是理性的。我觉得中国不可能不统一,但不能急迫。时间长的话,自会水到渠成。统一是跑不掉的。台湾的问题不是台湾自己的,美国是很重要的因素。

  

   时代周报:在你的著作里,《中国思想史》算不算很重要的一部?

  

   韦政通:是最大的一部书,那部书比较能确定我的地位。把几千年的东西写进这么大一部书,能做这工作的人很少。拿体育来比喻,短跑健将很容易能训练出来,但长跑很难。要写一部大书是个长跑,需要很好的身体,很坚强的意志,因为前路茫茫不知什么时候是终点。

  

   时代周报:你研究中国文化几十年,怎样看中西方的学术碰撞?

  

   韦政通:在哲学上来说中西方差别太大。西方哲学完全是抽象的,哲学家跟品德是不相干的,哲学上有成就,历史就有你的地位。中国哲学,不管儒佛道,重的是修养,而不是系统化。新儒家的贡献就是面对西方,把中国文化系统化。原来读书人重的是修养和人格,一个修养差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得不到好地位的。李白的诗才可能超过杜甫,但杜甫才是诗圣,因为杜甫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李白没有。中国是以道德为标杆来看问题,它跟西方的哲学思想是两码事。现代人研究哲学完全是西化的东西,中国人哲学思想的原貌已经不见了。

  

   时代周报:你的学术重点在哪里?

  

   韦政通:不止一个。思想史是从上古写到19世纪,20世纪也写了很多。几千年贯穿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史是一环,还有专门研究,荀子、董仲舒、胡适、梁漱溟、毛泽东的。我比较有创见的是伦理思想,跟任何人讲的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中国人就应该这样讲。西方的伦理学跟中国的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对传统伦理批判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是跟当代文化结合的新的伦理思想。还有,我写了大概有七十万字的杂文,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时代周报:现在大陆兴起“国学热”,你有关注吗?

  

   韦政通:“国学”这个词太泛滥了,什么都包括在里面。我不喜欢用这个词。这个词是从日本来的,应该把它分开,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清楚点。太泛滥就没有意义了。大陆称牟宗三、唐君毅为国学大师,这个不合适。“汉学”也不太好,自己怎么称自己为“汉学”,西方人才用的,在中国用没意义,还是要分出来。

  

   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

   实习生李卓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20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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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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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时代周报》200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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