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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生: “体”“用”概念的“错位”与“近代化”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种解析

更新时间:2019-06-11 14:31:27
作者: 路新生 (进入专栏)  
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的盲目排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则徐努力探求外国的新知识,“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3]林则徐又根据所掌握的资料,编译并撰写了《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开始介绍外国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状况。

  

   作为一位与林则徐同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思想代表,魏源的“体用”观在鸦片战争前后发生过重要的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对于勾勒出传统的体用观在鸦片战争的巨大影响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具有某种“样本”的意义。

  

   《默觚》是魏源在鸦战以前最重要的作品。其中曾经触及到“体用”的问题,魏源说:“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曷谓道之资?曰‘食货;道行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4]

  

   魏源上述言论甚明。一方面,他所说的“体”就是“道”,“体”仍然是指“形上”的,带有“本体意义”的概念。──魏源并没有否认“体”本身的存在;在鸦片战争以前,魏源的“体”也还没有“下移”到象后来那样专指形下践履之“用”的纲常名教。我们知道,魏源是主张“体用一源”的,[5]按照魏源的意见,倘若沉湎于“纯粹”的求“道”而忘记了通经致“用”,那末,这样的“道”是“虚”而不“实”的。但这并不影响“体”是指形上这一点,只不过形上之体需要通过形下之用才能体现出来。与此同时,魏源的“用”是指纲常名教、伦理道德规范,是指“道之器”、“道之断”、“道之资”的种种有裨于教化的“实用性”内容。另一方面,在鸦片战争以前,魏源所谓的“用”一点也不涉及“师夷”亦即向“夷”学习,向西方学习的任何内容。也就是说,直到了鸦片战争以前,在象魏源那样敏锐的思想家们的观念中,关于“体”、“用”的内涵释解,仍然承袭着传统,并没有发生后来那样将“体”说成是纲常名教,将“用”指陈为“西学”的变化。

  

   促使魏源体用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是那场“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6]鸦片战争。在林则徐失败以后,作为林的好友的魏源,慨然承担起林未竟的事业,在林的《四洲志》、《华事夷言》的基础上,再加搜寻史料,撰成了《海国图志》。(先五十卷,后又增补为六十卷,一百卷。)“《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穿,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款夷而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7]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天才的口号。之所以说它是“天才”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下子就切中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它已预示了今后八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时代进程的大方向,那就是:学习西方。因而这又是一个有着全新指导意义与深刻内涵的口号。王韬说:“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8]王韬的这个赞誉是中肯的。

  

   魏源所提出口号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师夷”。“师夷”也就是以“夷”为“师”。师夷的什么?魏源提出的是师夷之“长技”。“长技”一辞,最初当然是指“技术”一类的东西,但“长技”的内涵是可以变化的,它可以扩大为统指西人的“长处”,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需要的变化,“长技”的内涵未必只能局限在“技术”的范围内,它可以由指技术而扩大为是指整个西人的“长处”。这里,“长技”一辞内涵的模糊性恰恰为这一个辞本身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这一口号的目的性也很明确:师夷之长技旨在“制夷”,目的在于使我们的民族具备抵御西人入侵的本领。这个目的,符合中国近代御侮图强的时代主旋律。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又说:“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9]

  

   这里,魏源提出了“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的问题,并认为,与师夷相比,前者还只是“兵机”而非“兵本”,“兵本”当然重于“兵机”。在魏源看来,平人心之积患,这才是根本性的。魏源提出的“本”,即是人心的“革虚之实”、“违寐”觉醒,他所要求的是“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毋冯河,毋画饼”的崇实精神,这种精神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从《云汉》、《车攻》、《周易》中得到。“兵本”重于“兵机”,“兵机”是谓师夷,这里,魏源似乎已经朦胧地触及到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以西学为用的观念的崖略。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初步解体、沿海城市的开埠通商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这一切,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发生变化。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写道:“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以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亦。”[10]“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11]

  

   对于“夷”怎样去“师”?冯桂芬的结论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拿冯桂芬的主张与魏源相比,其间精神实质上的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冯桂芬自己也说:“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愚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12]

  

   但比起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来,冯桂芬的主张又有不一样之处:冯桂芬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很明显,这个一“本”一“辅”带有本“重”辅“轻”,也就是中国之伦常名教重于“诸国”即西人富强之术的意味。与魏源相比,冯桂芬的主张已明显向“中体西用”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且,正是从冯桂芬开始,“本”的“位置”下移,它脱离了原先意义上的形上之“道”所应当拥有的地位,而带有了向形下践履之用靠拢了的倾向。

  

   七、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到九十年代初,随着对西方机器、舰船等等的利用到种种声、光、电、化书籍的翻译、介绍,国人对“洋务”认识范围在不断扩大,理解也在逐步深化。这一时期洋务运动全面开展,所以讨论“中体西用”的言论多了起来。这一时期谈论“中体西用”的代表人物,陈先生在《论“中体西用”》一文中列举了王韬、郑观应等人,陈先生认为:

  

   对于中学,他们率多以抽象的“道”来概括,也可以从上引的许多人的话中看到各种表述:或说“伦常名教”,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皆属之,其核心则为“伦常名教”。

  

   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我基本上赞同,只是对于陈先生所说“对于中学,他们率多以抽象的‘道’来概括”一语有些许不同的看法。的确,对于中学,当时的人们多曾以“道”字来概括,但这个“道”位置既已“下移”,也就不再“抽象”,恰恰相反,这个“道”现在已经是“具体”的了。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郑观应的中学之“本”,并非指“形上”,而是指可以拿来“用”,拿来“操作”的“形下”。因为郑观应指责“学者鹜虚而避实”的学风导致的结果是“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那么,要使中学不“荒”,当然是使中学重新回复到“有用”之途。这个“用”,也就是郑观应在同文中所强调的中国“古已有之”,“西人特踵而行之”的“声光电化”。

  

   在八、九十年代的洋务派思想界中,王韬是一个喜欢谈“道”的人,但他的“道”论,充满实用主义的色彩。在《变法上》中,王韬一方面强调了学习西方“变法”的重要性,谓:“呜呼!至今日而欲辩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机,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但另一方面,王韬又认为,欧洲现有的“铜龙沙漏、璇玑玉衡、钟表之法、火药之制”,我中国早已有之,这些东西“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夫孔子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13]王韬在《原道》中又说到:“道不外乎人伦。苟舍人伦以言道,皆其歧趋而异途者也,不得谓之正道也。”[14]

  

   很明显,王韬这里虽然也用了一个“道”字,但这个“道”,绝非“形上”之道、“抽象”之道;而是“三纲五伦”的“形下”之道,是“具体”之道。凡是外乎人伦日用的任何“道”,在王韬这里都成了“歪门邪道”,王韬的这个“道”,怎么会是“抽象”形而上学之“道”呢?对于那些不懂“内圣外王之学”、“治国经野之道”、“强兵富国之略”的“无用者”,[15]王韬充满了鄙夷,在王韬看来,只有那些懂“钱谷”,知“兵刑”的人,才可以称之为“人才”,那末,那些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纯”文人,──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从事形而上学之“道”的研究者,在王韬的“人才序列”中有没有地位呢?他们是没有地位的,这样的人是称不上“人才”的。王韬在《原士》中说:“为上者,教养皆有实用”,“设以学时文之精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即不能出而献诸大廷,而终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只有严格按照“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取士,“用之严,则自不得以空文侥幸于一时,而无实之士,自转而归于农工商贾,以各遂其生。”[16]

  

   时文取士之腐朽自不必论。问题在于,为“空文”者并非都是些“趋时”文者。王韬以“实用”二字一刀切下去,那些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人们,因学之无关乎“实用”,也就被一刀切走了,他们的确只能象王韬所说的那样,走“归于农工商贾,以各遂其生”之路了。王韬在同文中说“今日风俗之弊,皆在‘嗜利’二字”,此说极是。以古鉴今,古今同然。世道之亟,亟亟乎以“实用”为归,那里还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那里还有究心于形上之“本”者的一席之地!王韬以“实用”为归衡骘学术,其情其心虽可恕,然其意终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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