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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雷海宗:清华史学的”失踪者“

更新时间:2019-06-06 11:03:41
作者: 谢志浩 (进入专栏)  
他的多方面的著述体现了这一主张。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他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11页)

  

   做一位真正的史学家绝非易事,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雷海宗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家,不仅与社会科学结合还与自然科学结合,学术储备之丰厚,颇具百科全书的气魄。雷海宗先生,声音如雷,学问如海,一代史宗。绝非虚言。

  

   何炳棣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有清华历史学系做到了中史和西史并重,事实并非如此;何炳棣还说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之前清华历史学系偏重中国史,这也与事实不合。何炳棣的说法抹杀了清华历史学系首任主任陆懋德先生的贡献,为蒋廷黻曾在清华历史学系进行铁腕改革的说法张本。雷海宗先生作为蒋廷黻引进的人才,并没有将学术兴趣停留在西洋史而是将目光对准了“中国史”和史学方法。

  

   王敦书说雷海宗先生治史的突出特征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进行观照。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志浩注:现在一般称之为兰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有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做审查、鉴别与整理材料的科学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哲学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文学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有如选择地点,准备建筑材料;综合为史学的主体,乃修建房屋本身;艺术则是装饰而已。(《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12页)

  

   王敦书先生爱师心切,似乎不加上“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就不足以说明雷海宗先生运用考据游刃有余的程度。雷海宗先生拥有清华历史学系的三个优点,岂不是一位堪称完美的历史学家!雷先生是人不是神,拥有何炳棣所指出的两个特点就已经难能可贵了。雷先生的著述不以考据见长,这是事实,没有必要回护,造成新的误会。雷海宗先生的著述有着自己的追求。非要让一位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历史学者走“新汉学”的路子,不免强人所难,雷海宗先生走的是“新宋学”的路子,要在史实之外悟出一些发人深思的道理。

  

   《蒋廷黻回忆录》所举杨树达的例子,其实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不少老辈在丰富复杂的历史面前表现得十分谨慎,可以归因于朴素的治学风格,考据学的极致大概就是如此,没有必要追问历史背后的道理。老辈或许以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历史哪有那么多道理好讲?

  

   不带地图面对历史,历史则可能是一片混沌;先入为主,带着地图,研究历史的所以然,则可能削足适履。杨树达属于前一种情形,雷海宗属于第二种情形。雷先生所带的“地图”,就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文化形态史观主张每一种文明都会经过五个阶段——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

  

   雷海宗先生引进斯宾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历史相互印证,并将中国大历史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中国文明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帝国主义时代、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这是中国文明的第一周。雷海宗先生发现中国与世界上其他文明不同的是,经过淝水之战后奇迹般地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比其它文明多经历了一周。雷海宗先生对中国的前途抱有乐观的态度——抗日战争极有可能开启中国文明第三周。

  

   “新宋学”的“左派”郭沫若引入斯宾格勒老乡——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中国依然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雷海宗的中国文明“两周”和郭沫若的五个历史阶段,都是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高度概括。雷先生的特殊际遇在于:民国时期胡适和傅斯年主导的“新汉学”占据史坛,雷海宗先生虽非主流,尚有一定的发展的空间;1949年之后郭沫若氏领导的“新宋学”成为主旋律,一花开罢百花煞。雷海宗比“新汉学”要危险百倍,“新汉学”埋首书斋整理史料,没有理论指导;雷海宗则有自己的理论,可惜的是,这种理论虽然来自德国,但,不是马克思主义。

  

   雷海宗先生发现“中国文明两周”之后,没有放弃对中国文明特质的思考和探索,高屋建瓴地从三个“关键词”——家族、兵制和皇权制度分析梳理中国文明。雷海宗先生从家庭、兵制和皇权理解中国文明的特质,可谓抓住了牛鼻子。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指出,中国文明是一种伦理本位,西方文明是一种集团本位;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是一种差序格局,西方是一种团体格局。雷海宗、梁漱溟、费孝通三位先生,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哲学家,一位社会学家,心意相通,所见略同,有异曲同工之妙。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8年作为《观察》社丛书出版;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1942年开始写作,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雷海宗先生对中国文明总体特征的思索——《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雷海宗早于费孝通和梁漱溟八九年。

  

   中国的伦理本位是从家庭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三年丧与孝教的成功,表示大家族制度已又渐渐恢复。人口虽仍不见加多,但并未过度地减少,所以帝国仍能维持,不致像西方同时的罗马帝国因患贫血症而堪堪待死,等到日耳曼的狂风暴雨一来,就立刻气绝。中国虽也有五胡入侵,但最后能把他们消化,再创造新的文化局面,这最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政策。(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1版1印,下同,第64页)

  

   潘光旦先生认为,儒家思想的基本面也是家族制度。这个制度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视为旧伦理、旧道德的渊薮,历史的包袱,只具有负面的价值。回首已是百年身。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正面观察中国文明,依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家族制度的最大价值,或许是在极困难的境况中,生生不息,应付局面。

  

   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大小,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若要两种都不做,是办不到的事。东汉以下的中国不能做刀俎,当然也不愿做鱼肉;但实际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47页)

  

   东汉以来中国的“兵”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意味着中国日益“文化”而不是“武化”。士大夫阶层的兴盛为中国进一步“文化”提供了一个厚实的基础。为此,雷海宗先生叹惋不已:伴随着“文化”的上升,“武化”却不断下降,文质彬彬、允文允武的局面难得一见。

  

   梁漱溟先生与雷海宗先生相映成趣,梁漱溟说西方是集团本位,集团本位依靠军事,也依靠宗教,宗教与军事的交集就是十字军东征。中国历史上的积弱,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北方少数民族能征善战,“百户”、“八旗”本身属于军事编制,此种编制能将整个部族武装起来迅速集结。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相对于集团性极强的少数民族吃了不少大亏,毫无办法只能忍着,“以柔弱胜刚强”其实就是一种阿Q精神。

  

   雷海宗先生所说的“小国家”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东汉以下两千年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大家族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此后经过无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不瓦解,就是因为有这个家族制度。每个家族,自己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分子,甚至全体分子,可以遇害或流散死亡;但小国家制度本身不是任何暴力或意外的打击所能摇撼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65页)

  

   “小国家”面对的现实不免残酷,东汉以下的中国不能做刀俎,当然也不愿做鱼肉;但实际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绵延的大家族制度和“武化”的不断削弱,相克相生相辅相成,成为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点,加以元首制度,此乃雷海宗先生“正面观察”中国文明的三个着力点。

  

   老辈先生读了浩如烟海的史料,包括家法族规、历代兵志和皇权制度,怕被人议论不严谨,不敢就中国文明的总体特征做出论断。“新汉学”的末流就变成了小脚女人走路,艰难得很。“新宋学”则与此相反,愿意对中国文明进行综合的整体的判断,“新宋学”的末流——削足适履,刻舟求剑,把丰富多元立体的中国历史弄得面目全非。

  

   1957年戴上“右冠”的雷海宗先生,迎来了一位副博士研究生——王敦书。遗憾的是此时雷先生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年轻的王敦书经常被组织提醒:不能和雷海宗走得太近。王敦书内心的纠结,只可为内人道,不可为外人言。戴上右冠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雷先生遭受了一生最大的打击。雷海宗先生心中讲台就是战场。

  

   雷海宗先生的父亲是中华圣公会牧师,雷海宗和清华1922年级友潘光旦一样笃信基督教,雷海宗先生有着克己和宽容的美德。何炳棣发现,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间全系师生茶话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刺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通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12页)

  

   清华历史学系不是武陵源,陈寅恪在雷海宗先生面前所说的这种风凉话,实在大煞风景!觉得史料不足征不开设《中国上古史》,那是陈寅恪的自由;雷海宗克服史料缺乏的困难,开设《中国上古史》,那是雷海宗的学术自由。陈寅恪对雷海宗所进行的冷嘲热讽,未免有失深沉历史学家的风度。

  

何炳棣说话,经常须要打折扣才能采信。但,何炳棣对雷海宗先生的追忆,可信度颇高。何炳棣说,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雷夫人张景茀回忆:我于1930年与雷海宗结婚,1962年他去世。在这三十多年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举一件小事,证明他是先人后己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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