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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雷海宗:清华史学的”失踪者“

更新时间:2019-06-06 11:03:41
作者: 谢志浩 (进入专栏)  
将两位先生的书放在一起,就会看得很清楚。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因为信从先生的史学,所以,多数在“林中路”迷途了,恍然间以为陈寅恪先生走的是考据的路子,陈寅恪先生庖丁解牛,举重若轻的史学风格,后辈只学了一个皮毛,以至于越走越窄。

  

   陈寅恪先生想依照《资治通鉴》写一本中国通史。终其一生,陈寅恪写中国通史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往深里说与其秉承的史观不无关系。所理解的历史如果只是大事年表,那么,一本大事年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中国通史》。通古今之变乃任何一本《中国通史》的题中应有之义。陈门弟子和再传弟子,对中国历史的生态和格局,没有陈寅恪先生那种全局性的观照,甘愿在魏晋南北朝史的某个片段进行深耕,他们做梦都不敢以一人之力撰写《中国通史》。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只能有待未来出现的“太史公”了。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陈寅恪与蒋廷黻、雷海宗存在着各异的史学理念,不同的研究方向,这是很正常的。陈寅恪是史学大家,蒋廷黻和雷海宗也是有着大抱负的一代学人,让蒋廷黻和雷海宗成为同事陈寅恪的“粉丝”,也不大现实啊!

  

   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

  

   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9月1版,2016年5月3印,下同,第66页)

  

   接下来何炳棣就要一槌定音: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6页)

  

   “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图穷匕首见”,何炳棣开始翻案:陈寅恪再了不起,也只是精于考据而已,三十年代清华历史学系“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何炳棣眼中蒋廷黻比陈寅恪高明,理由有二:一,蒋廷黻开拓了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新领域,二,蒋廷黻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这一“偏”,就偏到了“综合”。陈寅恪精于“考据”,蒋廷黻既有“考据”,也有“综合”,这样,“二比一”,蒋廷黻取得历史性胜利。其实,清华历史学系雷海宗和张荫麟两位先生,真正具有“义理”,雷海宗和张荫麟雷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因此,能用哲学的眼光打量中国历史。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算得上凤毛麟角了。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1932年迎来了雷海宗,1934年迎来了张荫麟,学术界耳目为之一新。雷海宗和张荫麟是顾炎武、黄宗羲之后真正具有哲学素养的史学家。雷海宗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副修哲学,张荫麟在斯坦福大学主修哲学和社会学。1929年从南开大学来到水木清华的蒋廷黻,迫在眉睫,十万火急,谋求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改造。清华历史学系来了两位富有哲学头脑的学者,这才是蒋廷黻棋高一着的所在。蒋廷黻明白,仅仅停留在考据还不是历史学的境界。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说话的是掌握材料的历史学者。真要达到历史学的境界,不仅就事论事,还要就事论理,如此这般,才能超越史料学派。

  

   1932年雷海宗与同级好友闻一多殊途同归,一起回到水木清华,此前四年之前回校的萨本栋与此后两年回校的潘光旦皆为1922年同级放洋同学。这一级,个性自由,思想奔放,既有守望象牙塔的雷海宗、萨本栋,也有奔赴十字街头的罗隆基,还有在象牙塔和十字街头之间穿梭的闻一多、潘光旦。

  

   雷海宗与陈岱孙一样,从教书生涯中获得了极大乐趣,风云变幻,不论水木清华还是西南联大,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不像蒋廷黻,政府一征召就满心欢喜地入阁了。人才内阁的带头大哥——曾在水木清华耕耘做到行政院长的翁文灏先生有一次深有感慨地说: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能做别的!

  

   翁文灏先生离开学术研究一线前往国民政府就职,是非成败转头空。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有什么值得留下的遗产?“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能做别的”,其实,翁文灏先生是在自责,行政没有做好,学问也丢了;被翁文灏先生带入内阁的蒋廷黻,典型的湖南脾气,反省又有什么用?一条道走到黑得了!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舵手——郑天挺先生被调离北大,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大学史的一个不解之谜,其实,谜底并不复杂:郑天挺和胡适先生共事多年,日后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郑天挺都会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德高望重、深孚众望的郑天挺在北大一天,有司想在北大纵横捭阖,难度系数就高了。主事者对“北大舵手”——郑天挺先生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先生被调往南开,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1932至1952年,雷海宗先生从而立之年到知天命之年,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献给了水木清华。可以说,雷海宗对水木清华有着与梅贻琦先生一样的感情——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华文学院院系调整时被连根拔掉,绝大部分先生不幸之中的万幸,分配到了与清华近在咫尺的燕园,清华历史学系的十一位同事之中,孔繁霱、邵循正、王信忠、周一良、王永兴、噶邦福、汪籛七位调北京大学历史系。孙毓棠调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丁则良调东北人民大学,吴晗1949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1951年9月出任北京市文教委员会主任,统筹院系调整。

  

   这里补充一句,孙毓棠因经济学专长调经济所,组织上看重丁则良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的学术优势调东北人民大学,没有来得及发挥专业优势,1957年从苏联回国住在北京大学,听闻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涌现了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于1957年8月8日自沉未名湖。邵循正深夜处理老友丁则良善后事宜受到风寒得了呼吸道痼疾。

  

   雷海宗先生,没有随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大部分老同事一起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而是调往南开大学。主持调动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和文教委员会主任吴晗乃雷海宗昔日同事,只要稍微顾及一点同事情分,雷海宗也不会单独调入南开大学。

  

   郑天挺先生和雷海宗先生,前往南开时的心态很不一样。郑先生一生志业都在北大,因此,接到通知时内心波动不小。雷海宗先生则不一样,他对南开是有感情的,觉得自己与南开若有缘分。知道调南开的消息后,他曾对清华的邻居张岱年教授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07页)郑天挺和雷海宗——北大史学台柱和清华史学台柱相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也是一种难得的慰藉,两位先生与冯文潜先生每周都会碰头神聊。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民国继受清代“朴学”之余绪,外引兰克史学之理念,居于史坛领导地位的是“新汉学”,“新汉学”的领军人物是胡适先生,“大将”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乃“新汉学”的主旨。郑天挺先生所在的北大历史学系是胡适派学术思想的一个大本营,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先生被傅斯年视为民国史学界“新汉学”的标杆取决于民国的学术生态。雷海宗先生所在的清华历史学系,除了史学老辈陈寅恪和胡适的爱徒吴晗之外,雷海宗先生作为“新宋学”的典型与胡适主导的“新汉学”分庭抗礼。

  

   当时“新宋学”虽然处于“非主流”,弹性很大的清末民初,“新宋学”有不小的生长空间,加以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一度生长很快。“新宋学”史学分为左翼和右翼,“左翼”的领军人物是郭沫若;“右翼”的领军人物是雷海宗。“左翼”信奉卡尔·马克思,“右翼”信奉斯宾格勒。“左翼”史学的巨擘,郭沫若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现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1978年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厌烦了左翼史学的宣传,开始面向民国寻找精神资源,正好看到了陈寅恪的身影,陈寅恪、钱穆作为“出土文物”被重新发现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也有统一的称号——民国史学四大家。风水轮流转,不知不觉间时代风尚由“新宋学”轮转到了“新汉学”,民国年间具有朴学功底的老先生开始吃香。

  

   时代的流转兴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雷海宗先生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可谓在劫难逃。雷海宗的“罪错”不在“新宋学”而在“新宋学”的右翼。雷海宗先生的不幸在于是一位彻底的“新宋学”主义者,服膺马克思的德国老乡——斯宾格勒的文化型态史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雷海宗先生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先天具有“政治不正确”。民国“新汉学”吃香时,雷先生属于“新宋学”;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新宋学”吃香时,雷海宗先生属于“新宋学”的右翼。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新汉学”又开始吃香,雷海宗先生依然寂寞。

  

   雷海宗先生晚年弟子——王敦书对恩师有着深入的理解和体会,王敦书在《学贯中西 桃李天下》一文中系统梳理了雷海宗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擅长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把握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努力打破欧洲中心论和王朝体系传统,建立起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光耀中华历史体系。第三,热爱祖国,坚决抗日,热情歌颂中国的历史,积极弘扬中华文化。第四,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追求真理,锐意创新,不断前进,勇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11—315页)

  

何炳棣总结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风格,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不大符合清华历史学系的事实。不过“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用在雷海宗先生身上倒是非常恰当。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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